安西军，在绝境中守护大唐最后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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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款名为《燕云十六声》的游戏复原了一段“安西”守军的历史，将我们拉回到历史现场：

建中二年（781），一支使团历尽艰辛抵达长安，他们来自一个朝廷以为早已沦陷的地方——安西。满朝文武这才惊觉，在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音讯隔绝近二十年后，大唐的旗帜依然在万里之外的西域孤傲飘扬。

安西守军游戏场景。来源/游戏《燕云十六声》

玉门以西，葱岭以东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大唐诗人王维留给我们关于西域的印象，不仅是塞外风光，更是大唐西域疆域的壮阔图景。

新疆塔里木河。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

中古西域范围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涵盖玉门关、阳关以西，欧亚大陆西部的广阔文化交互地带。狭义的西域，一般指以塔里木盆地为核心，天山南麓、帕米尔高原以东，玉门关以西或者吐鲁番以西的区域。

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如何处理与狭义西域的关系，一直是中原王朝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唐代无疑是其中对这一地区秉持较为进取态度的时代。太宗时期，唐朝势力开始深入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标志着唐朝对西域的统治进入全新阶段。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载：

“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

这段文献，明确将安西视为唐朝领土。

有学者指出，唐朝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在具体实践中还有一种介于州县制与小邦国制之间的过渡形式，这就是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的设置既保留了当地统治者的部分权力，又通过都护府实行有效管辖，形成独具特色的羁縻统治体系。

可见，安西四镇地区在唐朝政治体系中的特殊性。

西域，不仅是商旅往来的枢纽，还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注的焦点。

陈寅恪先生认为唐朝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其国家之重心在关陇。西域，事实上充当着唐朝国家重心的“屏障”，欲保关陇，则必保西域。

陶彩绘胡人俑，唐天宝四载（745）。来源/故宫博物院

唐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贯穿着整个唐朝的历史，其中尤以对安西四镇的争夺最为明显。四镇数次易手，也反映出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紧要。

鉴于“西域”的重要性，唐朝在该地区的守军也极为精良。长寿元年（692）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朝廷总结教训，决定增兵驻防安西四镇，《旧唐书·龟兹国传》载：

“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

安西驻军多为各地调拨的精兵，为唐朝的国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史已乱，安西尚在？

唐前期，军事制度的核心是府兵制。

721年九大节度使位置示意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

随着均田制瓦解和府兵制败坏，唐朝转向募兵制，并建立了节度使体系。为了应对吐蕃、突厥等强大外敌，绝大部分的精兵强将和财政资源都投入到了边疆的节度使手中。

天宝年间，边境节度使掌握的兵力已远超中央禁军，这种“外重内轻”的局面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伏笔。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为平定叛乱，唐朝中央政府将安西、北庭等西北边镇的精锐部队东调。广德元年（763），吐蕃趁唐朝内乱，攻占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安西、北庭由此成为孤悬域外的飞地。

《通鉴》卷二二三载：

“及安禄山反，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唐朝由于“安史之乱”而撤回边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对付安禄山的叛乱，唐朝除了征调边兵外，还“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以豳王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

抽调边军平叛本是无奈之举，但此举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军事布局。天宝年间，唐朝“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安西、北庭驻军多达四万余人。这些部队被陆续东调后，西域防务形同虚设。

安史之乱形势图。来源/纪录片《大明宫》

此刻的大唐，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兵临城下，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西域，实在是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

朝廷的核心关切变成了如何应对内部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收复长安、控制关东富庶地区、平衡河朔强藩等问题已令唐统治者分身乏术。

被放弃的西域？复杂的地缘格局

由于远离长安，西域的存续不仅取决于当地守军的意志，更与整个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息息相关。

德宗继位后一直推行和吐蕃、反回纥的新政策，更加严重干扰了唐与回纥正式结盟的历史进程。然而德宗幻想同吐蕃和解不过是一厢情愿，平凉劫盟事件最终粉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贞元三年（787）吐蕃遣使通和，以归还灵、夏二州为诱饵，要求重新盟会，修改界约。浑瑊（jiān）率兵二万如期赴盟，结果中了吐蕃的埋伏，参加会盟的唐朝官吏中，有十多人被杀。

三彩胡人牵骆驼俑，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平凉劫盟事件根本改变了德宗仇视回纥的态度，推动唐朝回到彭原之盟的传统政治轨道，其中李泌“结回纥、大食、云南（南诏），与共图吐蕃”的建议对唐朝的政策急速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

同年，回纥可汗遣使请续结和亲，德宗复信许诺，贞元四年（788）十一月正式册拜咸安公主出塞和亲。贞元五年（789）七月，咸安公主到达回纥牙帐，唐应回纥使臣李义进之请，改旧译名“回纥”为新译名“回鹘”。

镶金兽首玛瑙杯。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然而，正式同唐朝重建和亲、结盟抗蕃的回鹘汗国，已进入药罗葛、阿跌二朝易代之际，国势今非昔比，不过安西大都护郭昕主政时期一直坚定地奉行结盟回鹘共抗吐蕃政策。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载：

“九月，回鹘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十月初，吐蕃因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

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梁玉书（素文）旧藏吐鲁番文书中有件存字一行残文书“贞元十一年（795）正月日录事（下残）”，唐朝年号的再现说明在北庭沦陷、安西岌岌可危后，仍有唐军据点在使用大唐年号，坚守着最后的法统。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大历年间，我沦陷于吐蕃。他们逼我穿上皮裘，系上毛带，只有在新年元旦时，才被允许偷偷穿上汉家衣冠。每当我整理衣襟，泪水便无声滑落。我暗中发誓，定要逃回故土，此事连我在吐蕃的妻子儿女也一并瞒过。”

这段泣血的心声，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元稹从一位陷蕃唐人的口中听到的。后来，他们将这些听到的故事以《缚戎人》为名写下数篇诗歌，安西尚在的消息，也便这样在长安传开了。

《缚戎人》中还有：

“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城窟少年随父成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天宝未乱犹数载，狼星四角光蓬勃。中原祸作边防危，果有豺狼四来伐。蕃马膘成正翘健，蕃兵肉饱争唐突。”

元稹通过诗歌展现了一个戍边唐兵，在天宝末年中原动荡时，亲眼见证了大唐边防崩溃、故土沦陷的全过程。

一个个西域的故事传回长安，西域的守军也迎来新的“转机”。这个转机并非军事援助，而是一条新的交通路线——回鹘道的开通。

建中元年（780）韦伦为太常卿，五月，令其“复使吐蕃”，这意味着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顿莫贺可汗（回纥可汗）一改前朝旧制，全面开放回鹘道，准许二庭守军绕行此道与朝廷联系。

彩绘持壶西域陶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建中二年（781），久与中朝断绝音信的安西、北庭两飞地使者取回鹘道抵京，奏报了东西阻隔后的二庭情况，引起举朝的重视。德宗遣使赍诏，嘉奖二庭将士：

“两大都护府及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统辖着西方华夏地区的五十七个蕃国和十姓突厥部落。自大唐开国以来，它们一直尊奉朝廷，恪尽职守。自从关内、陇右地区失守，通往西域的道路被完全阻断。那些忠诚节义的将领与士卒，浴血奋战，坚守国土，巩固边疆防务，依然尊奉和恪守大唐的礼仪教化。”

并任命“四镇节度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镇节度观察使”。郭昕之名现于史料。

他是名将郭子仪的亲侄子，这个身份是他人生轨迹的起点。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他被派往安西都护府任职，这原本可能是一段普通的边疆历练。

然而，历史的洪流却将他推向了舞台的中央。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生。

在获得朝廷的正式任命后，郭昕继续领导安西军民坚守了二十余年。

这二十年几乎没有留下史料记载，却有一枚枚钱币诉说着“坚守”。1992年初，新疆库车附近的通古斯巴什古城遗址中又新发现一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总数约有3000余枚。

特定地区出现大量钱币，引起了许多考古学者的关注。这批钱币很有可能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使用亦应仅限于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即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

建中四年（783）为平泾原兵变，德宗还曾一度想将安西、北庭割让给吐蕃。此种形势下，郭昕、李元忠为稳定守军，安抚百姓，只有在当地铸钱以筹军饷，此前亦有失联守军锻造钱币的先例。

同时，为表达他们忠于大唐的决心，遂奉唐正朔，采用当时正使用的唐代宗年号“大历”，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大历元宝”，这就解释了郭昕等安西将士为何当时不就便采用早已习用的货币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

大历元宝。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建中二年（781）安西守军经“回道”和唐中央取得联系后才知道德宗继位，已改元“建中”，遂又铸造了“建中通宝”。这也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

或许在此时，安西军在西域，守的不仅是城，更是一个即将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信念。

关于郭昕及其“白头”兵生命的终点，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随着北庭失守（790），安西四镇逐个陷落，最后的据点龟兹大约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前后最终被吐蕃攻陷。

当最后一位白发老兵倒在龟兹的城头，一个时代，就此沉寂。援军始终没有赶到，朝廷或许已经遗忘了他们，但历史又记住了他们。

参考文献：

薛宗正：《郭昕主政安西史事钩沉》，《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

王永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王小甫：《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

刘安志等：《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荣新江等：《“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