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夺权霍梅尼的哈梅内伊，正在变成第二个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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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霍梅尼晚年，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为了维护伊朗的政局稳定，不得不默认哈梅内伊把自己架空、把自己指定的继承人蒙泽塔里搞掉。

而今天的哈梅内伊，正在变成第二个霍梅尼，陷入被人架空的尴尬境地。

校尉经常说，历史乃是最伟大的嘲讽大师，今天，他的嘲讽对象，似乎变成了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

壹：

作为什叶派最高层次的宗教学者大阿亚拉图、什叶派领袖，流亡海外的霍梅尼振臂一呼，就导致了巴列维王朝的垮台。

可见，不管是在什叶派信众之中、还是在已经具备一定世俗化基础的伊朗民间，霍梅尼都具有崇高的威望。

正是凭借这种威望，霍梅尼可以轻松打断伊朗的世俗化进程，可以发动思想最为活跃的年轻大学生去围攻美国大使馆，可以发动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人海战术打退伊拉克的进攻，可以为伊朗设计出一套神权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的政治体制，可以在政府军之外另行组建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当时的伊朗，霍梅尼就是安拉的代言人，就是行走在世间的神，几乎无所不能。

但人就是人，谁也不能对抗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改变与身体衰老伴生的权力失控。

尤其是对于权威政治人物来说，集权与分权，乃是一组无法解决的矛盾。

他们在位的时候，为了巩固自身权力，会毫不犹豫地集权，甚至不惜打压自己的继承人。与此同时，面对高度集中的权力，他们自己又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又必须将权力分给亲信。

这种建立在集权基础上的分权，属于典型的利在当代、弊在千秋，因为它会极大地影响权力的和平交接。

作为上一代的集权者，可以轻松玩转自己设立的分权体系，但对于被隔离在权力中心之外的下一代继承人来说，却很难将前辈分出去的权力重新收拢。

这种利弊关系，历任统治者心底都很清楚，但却很难有人能够克服权力诱惑。

古代中国的皇帝，一边培养太子、一边打压太子，就是这么一种矛盾心理下的矛盾行为。

其中不乏权力欲特别旺盛的皇帝，越是行将就木，越是将年长的太子视为威胁，频繁废长立幼，以维护自己的绝对统治力。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总共有161位太子，但只有91人成功登上皇位，其他的绝大部分以悲剧收场。

汉景帝的临江王、汉武帝的戾太子、唐高祖的李建成、唐太宗的李承乾、武则天的几个儿子、康熙的废太子……，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说高危职业，除了玉米国总统，大概就算中国太子了。

因此，皇权时代，经常会出现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那就是老皇帝已经嗝屁，太子却或者因为年幼无知、或者因为从来没有实际执掌过权力，因而难以顺利接住老皇帝留下的烂摊子。

古今中外的皇权更替过程中，外戚、宦官、军阀频繁掀起政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皇帝舍不得提前给太子让渡权力。

贰：

随着封建王朝的落幕，人们普遍接受了一种新的观念：最高权力需要制衡。

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如此巨大，包括当代的集权人物，一边拼命向自己手中集中权力，一边却又努力设置分权体系，试图限制继承人的独裁倾向。

屁股决定脑袋，人人天然双标。

对独裁者来说，他们知道独裁的权力结构不稳定，但他们都认为自己乃是英明神武的天选之子，能够打破历史规律乾纲独断、战无不胜，可对于后面的继承人，他们又都觉得不放心，即便是自己选定的继承人。

一方面是担心继承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担心继承人不能驾驭太过集中的权力，对于自己指定的继承人蒙泽塔里，霍梅尼同样展示了集权者必然具备的两面性。

宗教领域，蒙泽塔里是霍梅尼资历最老、学术地位最高的学生，好比孔子门下的颜回。

革命领域，霍梅尼流亡海外的时候，蒙泽塔里长期在国内坚持斗争，连坐牢都没忘了发动革命，是伊斯兰革命获胜最大的功臣，好比黄兴之于孙中山。

政治领域，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蒙泽塔里主持制定宪法，将教法学家治国写入宪法，奠定了宗教神权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的基本格局，为霍梅尼执掌伊朗扫清了法律障碍，好比法正之于刘备。

正因如此，早在1980年，霍梅尼就指定蒙泽塔里为最高领袖的副职，德黑兰街头，两人的巨幅画像开始并排悬挂。

霍梅尼与蒙泽塔里

不过在现在的伊朗街头，却是哈梅内伊与霍梅尼头像并列。

可以说，霍梅尼与蒙泽塔里名虽师徒，实则战友。

正因关系相对平等，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的分歧逐渐出现。

霍梅尼的统治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集权，而蒙泽塔里的思想相对开明，他支持的教法学家治国体制，实际带有很强的高级教士共和制色彩，而非最高宗教领袖的绝对独裁——高级教士虽然不直接参与国家治理，但只有高级教士才拥有最高宗教领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相比德高望重、堪称亚圣的蒙泽塔里，哈梅内伊的出身就要差很多。

在宗教领域，哈梅内伊只是中级教士，跟蒙泽塔里的差距，大致相当于普通博士生与顶级院士大佬，中间还隔着一大堆教授和普通院士。虽然跟普通人比，博士已经很牛逼了，但在顶级学术圈内，博士学位连敲门砖都算不上。

在政治领域，哈梅内伊军头出身，乃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第一任总司令，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实际创建者。

看到这里，估计朋友们就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袁世凯、蒋介石的翻版吗！

没错，相比只担任副领袖却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蒙泽塔里，在霍梅尼的扶持下，哈梅内伊的权力快速扩张。

他不仅实际掌握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且将其发展为凌驾于国防军之上，集政治、军事、情报、内卫、大型企业为一体的超级军工复合体，垄断了石油、通信、基建等民生命脉，外界估计，革命卫队至少控制了伊朗三分之一以上的GDP，并且不接受国家审计、不用向国家纳税……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势力庞大，越南军队经商尾大不掉，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军队也自成体系，但都没法与伊朗的革命卫队比。

1980年初，哈梅内伊被指定为霍梅尼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这就意味着，哈梅内伊的触角，不再局限于革命卫队内部，而是延伸到整个国家安全领域，包括国防军和政府系统的安全部门。

同年9月，哈梅内伊又被任命为执政党伊斯兰共和党的秘书长。

1981年10月，哈梅内伊当选总统，并于1985年连任。担任总统职务的同时，他还兼任了最高防务委员会主席、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

不到两年时间，刚刚42岁、名不见经传的哈梅内伊，就将军权、党权、政权集于一身，并开始涉足宗教神权。

这种状况，大致可以描述为蒙泽塔里种了桃树，霍梅尼摘了桃子，但哈梅内伊吃了桃子。

作为外人，我们无法贸然下结论，霍梅尼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一边指定蒙泽塔里为继承人，一边又架空蒙泽塔里、拼命扶持哈梅内伊。

但从常理判断，在神权至高的伊朗，年老多病的霍梅尼——霍梅尼生于1901年，伊斯兰革命成功的时候就快80岁了——需要一个神权根基薄弱的亲信，来克制蒙泽塔里对自己构成的挑战。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哈梅内伊身边，聚拢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反过来绑架了霍梅尼。

面对这样的局面，为了维护伊朗政局稳定，霍梅尼不得不签署命令，废黜了蒙泽塔里。

不过哈梅内伊虽然凭借党政军方面的世俗权力，从蒙泽塔里手中抢到了继承权，但在霍梅尼建立的神权治国体系下，哈梅内伊却依然无法得到教士阶层的衷心拥护。

而教士阶层的反对，又足以给哈梅内伊的统治合法性带来巨大的威胁——伊朗毕竟还是神权体制，教士就是神的代言人，神权才是最核心的权力。

虽然通过修宪改掉了高级教士才能担任最高宗教领袖的限制性条款，哈梅内伊也惊险当选，但地位并不稳固——如果高级教士坚决反对，哈梅内伊未必坐得稳。

为了控制教士阶层，哈梅内伊软硬兼施。

一是加强对革命卫队的掌控，从武力层面震慑住教士阶层。

为此，哈梅内伊不断加大对革命卫队的收买力度，一边提拔亲信，一边让渡经济利益。前面提到革命卫队对伊朗国民经济的控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大家都知道，军权和财权一定要分开，否则就会形成藩镇、军阀。现在的革命卫队，其实就带有几分军阀的味道。而随着哈梅内伊的衰老，就跟当年的霍梅尼压制不住哈梅内伊一样，哈梅内伊也很可能会失去对革命卫队的控制权。

二是腐化拉拢教士阶层。

为此，哈梅内伊开始通过大规模设立宗教基金会敛财，不断提高教士们的待遇，甚至直接送房子、送钱。

伊朗为什么穷？

外部原因，是美国的封锁、制裁，内部原因，则是革命卫队和宗教基金会垄断了几乎所有挣钱的项目，他们还都独立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既不接受司法监督、经济审计，也不用向国家财政纳税。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国计民生。

叁：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伊朗政府有名无实，最高宗教领袖为什么不索性直接接管政权？

这既是普遍规律，也是伊朗历史的特殊性。

普遍规律，是指高度神化的人物，一般都不会直接负责具体的政务、直接面对民间的矛盾，而是在自己与民众之间设立隔离墙，以维护自身永远正确的神性。

干好了，是神的指引，干不好，是政府的责任。

特殊性方面则比较复杂。

首先是霍梅尼的个人原因。

霍梅尼生于1901年，伊斯兰革命胜利的1979年，已经78岁高龄。这么大的年龄，显然不再适合承担繁重的政府事务。

其次是伊朗特殊的社会结构。

自从礼萨汗于1921年政变成功，巴列维王朝一直积极向西方文明靠拢，采取世俗化统治方式，建立了名义上的君主立宪体制。

在一战、二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所有古老而落后的政治体制，不管是中东的宗教神权政体，还是东亚的封建皇权政体，都受到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冲击。

打不过就加入，乃是落后国家最本能的生存反应。

在礼萨汗主导的全盘西化体制下，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伊朗社会面目焕然一新。

但就跟所有带有买办性质的政府一样，伊朗经济发展的成果，也被买办官僚、精英阶层鲸吞了绝大部分——焕然一新的，是能够受到买办官僚、精英阶层经济辐射的大城市，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任何变化。

由于礼萨汗与德国关系暧昧，1941年，在英国与苏联的逼迫下，礼萨汗让位于长子巴列维。

巴列维继承王位之后，也看到了城乡二元化与贫富差距带来的问题，于1963年掀起了一场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改革。

土改初期，伊朗农民亲吻巴列维的皮靴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土地虽然名义上分配给了农民，实际却被农业合作社控制，农民付出了购买土地的金钱，却没法自行安排生产，收益也得不到保证。

再加上其他具体落实层面的政策失误，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既没有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也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推动了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恶化了城市的治安环境。

土改的失败，既得罪了掌握土地的教士阶层，也得罪了没有得到实际利益的农民阶层，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又引发了城市阶层的不满……

巴列维王朝一推就倒，固然与美国人的外部干预有关，但最主要的内因，依然是伊朗内部矛盾的激化。

补充一句，在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中，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巴列维一直坚持推高油价，狠狠地得罪了美国人。因此，霍梅尼上台，刚开始其实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

霍梅尼上台后，面对高度分化、尖锐对立的伊朗社会，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尤其是为了稳住以政府官员、知识精英、城市中产为主的世俗化、亲西方群体，采取了特殊的神权、政权双轨制——虽然神权凌驾于政府之上，但总统是普选产生的，内阁也是总统提名组建的，政府的日常运行，也是由总统负责。

霍梅尼控制政府，一是利用个人威望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二是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掌握总统参选资格，而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名高级教士组成，其中6名成员由霍梅尼直接任命，另外6名由司法机构提名议会审核，伊朗的司法机构同样被霍梅尼控制。

这种双轨制，既可以保证神权的最高地位，又能够安抚那些深受西方影响的精英阶层，同时利用他们治理国家、发展教育、促进经济、提升科技。

就此而言，霍梅尼其实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伊朗的双轨制，其实就是神权体制与西方普选制度、现代政治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并立，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代教育，必然催生大量拒绝宗教思想的现代人，在西方普选制度下，他们又必然会选出不接受宗教神权统治的总统。

因此，伊朗的宗教神权，与现代教育、民选制度之间，必将发生一次终极对决。

霍梅尼在世的时候，凭借崇高的个人威望，可以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哈梅内伊上台后，凭借制度惯性，也可以勉强掌握平衡。

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伊朗的城市化率从伊斯兰革命之初的25.8%提升到现在的75%、识字率从不到40%提升为97%、大学入学率从不到10%提升为60%以上，伊朗的人口结构已经彻底改变，神权统治的根基——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偏远地区农民为主的虔诚宗教信众，已经从多数派变成了绝对少数派。

这种力量的对比，不会一下子反应到政治层面，可一旦爆发，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压制得越久、反弹得越厉害。

为什么伊朗会被渗透成筛子？不是伊朗社会都亲美、亲以色列，而是伊朗社会普遍对神权政体感到极度失望。

因此，对于现在的伊朗，保持距离是对的。因为我们的投入，很可能会打水漂，甚至引发伊朗民间的反感。

肆：

也许在霍梅尼看来，安拉圣训可以解决一切难题，包括神权治国与建设现代化伊朗之间的矛盾。

但历史告诉我们，宗教，尤其是没有经过彻底世俗化改造的宗教，已经变成现代文明最大的障碍。

极端宗教思想与现代文明，人们只能二选一。

中国能够顺利进入现代社会，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封建皇权思想确实对我们造成了禁锢，但远不如宗教对中东国家的禁锢，更远不如中世纪教廷对欧洲的禁锢。

一边要坚持神权、一边要建设现代国家，在这样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下，威望远不如霍梅尼的哈梅内伊上台后，对权术的依赖程度更高，因而造成的反噬就会更严重。

这种权术，就是不断打散下面的权力架构，然后将所有的权力线条集中到自己手中。

房屋要想稳固，不仅要有纵向支撑，也要有横向牵制。

行政体系也是如此，一套运转良好的行政体系，既要上下政令畅通，也要横向交流顺畅。

但集权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有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几乎没有同级之间的横向协调能力——下面千条线，上面一根针。

结构决定功能。既然千条线都要靠一根针来指挥，那么，集权体制的运行效率，就一定会高度依赖集权者个人。

如果集权者能力超强，能够把千条线全部理顺，它就会变得非常高效；如果集权者能力不足，千条线就会乱成一团麻，陷入严重的内耗。

这样的事例，在古代皇权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古代，不乏前期英明、后期昏聩的帝王，比如齐桓公、赵武灵王、汉武帝、唐玄宗、吴大帝、清高宗等人。

年轻的时候，他们精力旺盛、心态开放，能够将集权体制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可到了晚年，随着身体素质的下降，他们不但变得思想顽固、行为保守，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掌控下面的千条线。

这就必然带来两个结果。

一是他们依然牢牢控制着权力中枢，但却没法让行政体系顺利运转，导致贪腐丛生、民不聊生，甚至地方军阀坐大。

汉武帝、唐玄宗晚年就是这种情况。

二是他们没法独自控制权力中枢，被身边人架空，最后导致王权更替甚至是国家覆灭。

比如尸虫出户的齐桓公、饿死沙丘的赵武灵王。

这两种情况，往往伴随出现，无非是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年哈梅内伊上位，主要是第二种情况。

霍梅尼年老体衰、精力不济，试图利用哈梅内伊来制衡蒙泽塔里。结果被哈梅内伊架空，只能默认其上位。

现在哈梅内伊面临的困局，则兼具了两种情况。

一方面，年老体衰的哈梅内伊，明面上依然掌握着最高权力，但却失去了对国家的实际控制力，尤其是对基层的控制力。

伊朗被渗透成筛子，正是政权失控、基层失控最明显的例证。

另一方面，哈梅内伊正在被快速架空，尤其是丧失了对政府系统的控制力。

伊朗强硬派高层频繁被斩首，甚至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面对这种情况，正常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嘴上高调宣称要报复美国、以色列，实际却彻底清查内奸，并且后者才是重点。

但伊朗只有前者没有后者。

这就只有两种解释。

或者是哈梅内伊昏聩到了极点，真的以为内部没问题。这种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或者是哈梅内伊已经失去了在内部发动大清理的能力，也即政权失控。校尉认为，这才是真相。

现在的哈梅内伊，其实就是当年的霍梅尼。虽然保持着面上的权力，实际却已经被架空，面对已经坐大的亲美、亲西方势力，哈梅内伊也只能顺水推舟。

莱希遇刺、佩泽希齐扬当选后，伊朗高层，明显出现了两种声音，甚至佩泽希齐扬还公开向哈梅内伊甩锅，将不能与美国谈判的责任甩给了最高宗教领袖。

有矛盾很正常，矛盾公开化就很不正常。

而改革派选择矛盾公开化、甚至向哈梅内伊公开甩锅，都充分说明，伊朗的民意，正在朝着不利于哈梅内伊的方向转变。

体制内打不赢，那就寻求体制外的民意支持。

就此而言，懂王搞推特治国，佩泽希齐扬公开甩锅，都是一样的道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短期内，民意也许可以被忽视、利用甚至歪曲，但就长远而言，民意始终是决定国家前进方向的历史大趋势。

哈梅内伊最大的挑战，就是伊朗的民意已经扭转。

这个挑战，不仅会决定伊朗的走向，也会决定哈梅内伊及其背后教士集团的命运。

结语：

校尉一直说，随着俄乌冲突正式拉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帷幕，大争之世已经来临。

作为这场大变局的主角，因为中国巨大的体量、超强的战略定力，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受到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但对于伊朗、乌克兰、白俄罗斯、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菲律宾、韩国等体量有限又处于大国博弈一线的国家来说，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迎来灭顶之灾。

对大国来说，大变局既是风险，也是机遇。

但对小国来说，大变局更多的是风险。

因此，小国都会本能地躲开大变局，比如欧陆争霸期间的瑞士。

瑞士可以苟，是因为在欧陆争霸的大棋盘中，他只是无足轻重的局部。并且瑞士已经形成了中立的传统，能够得到大国的信任。

显然，瑞士的路，伊朗是走不通的。

因为伊朗既没有坚守中立的传统，也没有保持中立的地理条件。相反，在历史上，自诩棋手+旗手的伊朗，很喜欢摆弄棋局，自己把自己放到了棋盘上最要害的部位。

因此，虽然这局棋，伊朗决定不了最后的结果，但他却必须参与。

这就好比中国象棋之中的过河卒，它决定不了棋局的胜负，但却必须参与一线搏杀。

大国博弈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谁先下场、先输一半，因此能不下场就不下场，能晚下场就晚下场。

但在大国博弈的舞台上，对于处于棋局要害部位的小国来说，躲是躲不过去的。

从这个角度，对于入朝参战之前老人家那句著名的论断，“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一定会有更深的体悟。

对于棋子来说，既然已经被人放入棋盘，或者自己主动踏入了棋局，那就只能奋勇向前！

过河之卒，一线生机，终归是杀出来的！

虽然对于哈梅内伊来说，前途已经非常黯淡，但对于伊朗来说，生路并未断绝，只是必须自己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