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世界近代史上“后发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典范，其成功的原因一直是历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

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旗帜下，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得以推行。

其中，明治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战略性、系统性、乃至近乎“慷慨”的大力扶持，无疑是贯穿这场社会大变革的一条核心主线，是其成功实现国家崛起的关键所在。

这并非简单的经济政策调整，而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国家战略，它成功地将国家意志与民间活力相结合，将有限的国有资本转化为无限的民营动能，最终催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奇迹，使其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

日本明治天皇

一、 从“官营主导”到“民营优先”：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刻转变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国内百废待兴的局面，采取了以“官营模范工厂”为核心的殖产兴业政策。

工部省的设立，重点发展矿山、钢铁、军工等重工业，其初衷在于由国家充当“开拓者”和“示范者”，快速建立起近代工业的骨架。

这一阶段，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试图自上而下地拉动工业化。

然而，这一模式的弊端很快显现。

首先，官营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严重等问题，导致多数企业经营不善，连年亏损，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

其次，偏重重工业的产业结构，与日本当时资源稀缺、劳动力丰富的国情存在一定脱节，难以迅速形成国际竞争力，也无法有效满足国内民生需求。

政府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

这一认识的转变，催生了于1873年11月设立的内务省。

内务省的职责明确转向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更贴近民生的产业，这标志着国家产业政策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即从片面追求重工业的“高大上”，转向更为务实、更具市场潜力的轻工业和基础服务业。

而真正的战略转折点出现在1880年代。

明治政府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实施“官产拍卖”，标志着其经济政策从“官营主导”彻底转向“民营优先”。

政府明确宣布，除军事、铁道、电信等关乎国家命脉的核心领域外，其他官办企业全部向私人资本开放。

这一决策并非简单的“甩包袱”，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图的制度设计：

一是卸下财政包袱，优化资源配置。将长期亏损的官营企业出售，政府得以摆脱沉重的财政负担，可以将有限的资金更集中地投入到军事、教育等纯公共领域。

二是激活民间资本，培育市场主体。通过将现成的、具备一定技术基础的工厂交给私人经营，极大地降低了民间资本进入现代工业的门槛，催生了一批具有现代企业制度雏形的民营企业。

三是引入竞争机制，提升经济效率。民营企业天生对市场信号敏感，以利润为导向，其经营决策远比官僚机构灵活高效。产权的明晰化，又保证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这一战略转变，是明治政府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

它表明，政府的角色不应是永远的“运动员”，而更应是“裁判员”和“孵化器”。

当民间力量具备成长潜力时，国家明智地选择退居幕后，为其让渡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美国舰队入侵日本催生日本明治维新

二、“近乎馈赠”的官产拍卖：财阀崛起的制度性第一桶金

明治政府扶持民营企业的决心，在“官产拍卖”的具体操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处理方式之慷慨，条件之优越，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属罕见，堪称一场由国家主导的、面向特定群体的“资本大转移”。

根据史料，1880年至1893年间，政府出售的官营企业共计25处，涵盖矿山、造船、纺织、玻璃、水泥等多个行业。

而其出售价格之低廉，令人咋舌：“出售价格连原价格的1/4都不到，还可以不计息缓付。”具体案例触目惊心，比如：

总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的库存，仅以9.1万日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三菱。

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被打了一折，以5.9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了川崎。

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8万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了西村。

这种“近乎馈赠”的转让，其本质是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直接注入。

它使得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集团，几乎在一夜之间获得了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巨额固定资产和技术基础。

他们无需经历漫长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便直接站在了现代工业的起跑线上。

这批未来将主宰日本经济的“巨无霸”财阀，其起步发展的“第一桶金”大多来源于此。

这一政策虽然在后世引发了关于“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公平的争议，但从当时“赶超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来看，这么做的效果无疑是显著的。

一是快速形成规模效应： 通过将资源集中授予少数有能力的经营者，政府迅速培育出了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避免了资本分散、重复建设导致的低水平竞争。

二是加速技术吸收与扩散： 这些受让企业继承了官营工厂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出于竞争和盈利的需要，更积极地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而加速了技术在整个产业界的扩散。

三是奠定产业格局： 此次官产拍卖，基本确立了日本在重化工业、矿业和造船业等关键领域的市场格局，为后续的产业升级和对外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除了直接转让资产，政府还通过金融手段进行扶持。

据统计，1873年至1881年，明治政府发放的贷款总额高达5300万日元，这些贷款的受益者多为这些特权商人和新兴财阀，这种“资本输血”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资金优势。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大力发展航海业

三、海运业的典范：以三菱为例看国家战略与民营活力的完美结合

在海运业领域，明治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达到了顶峰，而三菱公司的崛起则是这一政策的完美缩影。

海运业对于岛国日本而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脉”，更是“富国强兵”战略中军事投送和海外扩张的命脉。

明治政府深知，绝不能将如此重要的领域拱手让与外国公司。

因此，政府采取了“选定冠军、倾力扶持”的策略，而三菱成为了这个被选中的“冠军”。

政府的扶持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

一是资产无偿划转： 政府将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管理的13艘轮船无偿转让，此外还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同样无偿交给三菱，这相当于直接为三菱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船队。

二是巨额财政补贴与贷款： 政府不仅通过《航海奖励法》进行普遍性补贴，还直接给予了三菱81万美元的巨额贷款，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使得三菱拥有了发动“价格战”的资本底气。

三是发动价格战，驱逐外敌： 在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下，三菱得以采取极端的价格竞争策略。

当时从横滨到长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直接开价8日元。

这种“赔本赚吆喝”的策略，若非国家在后面“托底”，任何私营企业都难以承受。

其目标非常明确：不惜一切代价，将掌控日本沿岸和远东航线的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驱逐出去。

四是政策护航与航线专营： 在政府的保护下，三菱迅速击败外国公司，垄断了日本沿岸以及到中国上海等地的航运业务。

此后，政府继续支持其开拓远洋航线，至一次大战前，三菱已成功开辟了通往印度、欧洲、北美、澳洲的四大远洋航线。

三菱的成功，是“国家意志”与“民营效率”结合的典范。

政府提供了资本、资产和政策保护，而三菱则贡献了企业家精神、灵活的经营策略和高效的管理。

最终，国家实现了海运自主、捍卫了经济主权，并培育出了一个世界级的航运巨头；而三菱则从一个地方性的商业机构，一跃成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超级财阀。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能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这一成就的根基，正源于明治时期对三菱等民营企业不遗余力的扶持。

日本大力发展纺织业

四、多管齐下：铁路、纺织与金融领域的全面扶持

明治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并非局限于重工业和海运业，而是呈现出一套覆盖多个关键行业的“组合拳”。

在铁路建设方面，日本于1872年开通火车，比中国早了25年，初期同样以官营为主。

但政府很快意识到，完全依靠国家财力难以满足庞大的建设需求。

于是，政策开始向民间资本倾斜，通过立法保障、利润承诺等方式，鼓励私人投资营建铁道。

由此，日本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形成了官民并举的铁路建设格局，极大地加速了全国交通网络的成型，为统一国内市场和原材料、产品的流通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棉纺织业这一典型的轻工业领域，政府的扶持策略同样精准有效。

棉纺织业投资相对较小、回收期短、劳动力密集，非常适合日本当时的国情。

明治政府看准了这一行业对于替代进口、积累资本、解决就业的巨大潜力，采取了“政府引进，民间运营”的模式。

例如，1879年，政府花费22万日元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然后以无息10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

同时，还采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的方式，直接创建了10多座纺织厂后再交由私人经营。

这种“播种式”的扶持，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资本投资棉纺织业的热情，使其成为“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

日本迅速从棉纺织品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在金融领域，如前所述，政府通过日本银行和特殊银行，向重点民营企业提供了大量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构建了一套服务于产业政策的金融体系。

这确保了在资本稀缺的早期阶段，战略产业能够获得宝贵的“血液”。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大力发展教育

五、结论：扶持民营——明治维新成功的核心密码

纵观明治维新的工业化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国家直接经营”到“国家扶持民营”的战略演进路径。

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之所以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精准地解决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几个核心矛盾：

第一，它解决了“国家资本有限性”与“工业化巨额需求”之间的矛盾。

通过将官营企业低价转让和提供财政金融支持，政府巧妙地用有限的国有资本，撬动了庞大的民间资本，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

第二，它解决了“官僚体制低效率”与“市场竞争高效率”之间的矛盾。

政府从自己不擅长的直接经营领域退出，将企业交给以利润为导向、机制灵活的私人企业家，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创新活力。

第三，它解决了“短期国家战略”与“长期市场培育”之间的矛盾。

明治政府的扶持并非盲目补贴，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导向性——无论是扶持三菱争夺海运权，还是低价出售矿山确保资源供应，抑或是发展棉纺实现进口替代，都紧密围绕“富国强兵”的总目标。它通过培育强大的民营企业，来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

第四，它成功塑造了推动日本现代化的核心引擎——财阀。

这些在政府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财阀，不仅成为日本产业革命的主力军，更在日后对外扩张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它们集金融、工业、商业于一身，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日本能够快速跻身列强的重要组织保障。

因此，明治维新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引进技术、开办工厂那么简单，其更深层次的秘诀在于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变革。

它建立了一种“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互嵌合的发展模式：政府负责顶层设计、提供初始资本和制度保障，并为民营企业扫清障碍、开辟市场；而民营企业则在国家划定的赛道内，充分发挥其效率优势，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

这种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的结盟，虽然在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不公和军国主义的隐患，但无可否认，它是日本在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下，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

对于任何寻求后发赶超的国家而言，明治政府如何通过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来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