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沉迷网游，仅仅只怪游戏吗？

□李佳靈（上海交通大学）

黄昏的安徽芜湖街头，孙芳背着循环播放网游危害案例的电子屏幕，身影被压得很低。他们的孩子，或辍学，或在虚拟世界中与家人形同陌路。这一幕，是当下一些家庭陷入绝望的极端缩影，也是一声沉重而值得倾听的呐喊。在他们看来，网络游戏是摧毁孩子元凶，是必须清除的“精神鸦片”。

首先，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家长的痛苦是真实而深刻的。那不是矫情，而是源于对孩子的爱和面对问题时的无力。如朱新勤，一个在外打工28年的父亲，在视频中泪流满面地哭诉：“两辈人、三辈人都没享到福。”他们并非天生偏执，而是在一次次尝试沟通、管教、甚至武力与乞求均告失败后，精神防线彻底崩塌。这些家长组建的“反对网游群”里，人数多达400人。何其可悲，那只是一些在教育战场上败下阵来的，相互依偎着取暖的人罢了。他们的奔走呼号，是一次次绝望的求救。这份源于亲情的焦虑，需要被看见，也值得被理解。

然而，将孩子所有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咎于网络游戏，无异于为自己寻找一个“替罪羊”。这或许能短暂地缓解内心的自责，却永远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归因于单一原因，是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心理防御机制。孙芳将孩子送去俄罗斯留学，期望换个环境能改变孩子，但结果令人失望；朱新勤把儿子送进武校，希望封闭式管理和习武能让孩子“收心”，但孩子却拉断电闸翻墙出去上网。这些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的根源远在游戏之外。

家长们强烈要求“国家关闭所有网络游戏”，这种想法其实是把复杂的教育问题简单化了。值得思考的是，在孩子接触游戏之前或同时，家庭内部的沟通、引导和陪伴是不是就已经缺失了？当游戏公司经理反问“父母是否有责任”时，孙芳立刻反驳：“一百个孩子出问题是父母的责任，一万个孩子出问题还是父母的责任吗？”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句话忽略了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把不同的问题笼统地归为一个原因。

仔细看这些家庭，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数家长都是外出务工人员，他们的孩子曾经或仍然是留守儿童。朱新勤的故事尤为典型——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离乡打工，孩子朱雨在祖辈的“放养”中成长。乡镇地区文化生活的匮乏，让黑网吧成为青少年的主要娱乐场所；父母长期缺席，则错过了孩子习惯养成与价值观建立的关键时期。

这些家长自己大多没读过多少书，于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指望他们靠读书出人头地。当发现网络游戏让孩子迷失方向时，他们的愤怒不仅因为孩子不争气，也因为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不甘。他们对游戏的激烈反对，也包含着作为普通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无奈。

教育是一项需要耐心、智慧与陪伴的复杂工程，无法通过“关闭”外部事物而一键重启。父母与戴耳机的孩子之间，隔着的不是一款游戏，而是经年累月形成的情感鸿沟。

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继续呐喊，而在于重新审视家庭教育。正如群里那位乌鲁木齐母亲开始反思“自己工作忙，对孩子疏于管教”，并决定辞职回家陪伴孩子。也不在于将小女儿视为“补救家庭的希望”，而在于避免重蹈覆辙，用陪伴和引导为孩子构筑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不可否认，这些父母的痛苦值得关注，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抵制外部的“诱惑”，而在于重建内部的连接。社会的支持、企业的责任、政策的监管都必不可少，但最核心的答案，始终在父母与孩子之间那扇需要主动推开的门里。只有当父母积极沟通，孩子摘下耳机，双方才能真正开始对话，寻找共同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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