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茶

前言

在现代社会，个人生活看似由自己掌控，但在更深的层面，却有一股隐形的力量悄然支配着我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影响着国家命运。

这股力量就是“财团”：由寡头掌控、资本密集、权力巨大的垄断集团。它们不仅仅是经济实体，更是影响社会结构和政策走向的幕后推手。

在全球范围内，日韩两个邻国便是财团文化的代表，三星和三菱几乎渗透了整个国民体系。

而对比之下，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经济巨兽？

韩国人的“三劫”之一：三星

提到韩国，没有人会忽视三星。它不是简单的手机品牌或电子企业，而是一只横跨民生与国家命脉的“资本猛兽”。

在韩国，流传着一句略带调侃却十分真实的话：“一个人这一辈子逃不掉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能与死亡和税收并列的企业，想必已经超出了商业的范畴。

三星的故事始于1938年，创始人李秉喆靠卖干鱼、蔬菜、水果起家。

当时的“三星”只是一个小杂货铺的名字，完全没有预示日后这座经济帝国的崛起。

到了1950年代，三星开始向制糖、纺织等轻工业拓展，并迅速涉足医药、造纸、金融保险等中高端行业。

随着韩国政商合作日益紧密，三星开始大胆投入政治资本，获得了“特殊企业”身份，这也成为其飞速扩张的催化剂。

从此，三星集团如开挂般地扩张，其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覆盖电子、造船、建筑、房地产、百货、时尚、传媒、半导体，甚至影视娱乐。

更惊人的是，三星并未局限于B端市场，而是深入到了几乎所有韩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从出生起，很多韩国人吃的是三星投资的食品公司产品、住的是三星开发的楼盘、用的是三星造的手机，连保险和银行贷款也绕不开三星系。

据统计，三星集团巅峰时期市值曾突破2.1万亿人民币，哪怕有所回调，目前也稳定在1.8万亿人民币左右。

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资本市场已足够惊艳，但对比韩国整体GDP，相当于三星一家公司撑起了全国经济的六分之一。

三星的强大，也带来了系统性的问题。它不仅控制就业、消费、舆论，甚至影响政策走向。许多韩国青年将“进三星”视为终极职业梦想，却也面临“离开三星等于社会边缘化”的恐惧。

在权力集中、资源集中、市场集中三重压力下，三星几乎成了现代韩国的代名词，也暴露出过度依赖某一家企业的巨大风险。

三菱帝国的百年征途

对日本来说，三菱并非一个单纯的公司名称，而是一段嵌入国民记忆的工业传奇。从1875年成立起，它就注定要走上一条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的扩张之路。

三菱的起点是造船。在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领导下，它很快进入汽车行业。

1917年，第一辆三菱汽车问世，标志着这个工业集团正式迈入现代化生产体系。到了20世纪初，三菱凭借强大的工业基础，迅速成为日本军方的首选承包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三菱承包了大量军工与运输订单，通过战争快速积累资本，并将这些利润投入到钢铁、金融、地产、矿业等高利润行业，打造出完整的产业闭环。

二战期间，三菱不仅生产军舰、坦克、飞机，还被指控使用战俘劳工。虽然战后它一度被美军强制拆分，但三菱集团迅速调整策略，通过与美方的“合作姿态”恢复影响力，并在冷战中获得美国政府的经济倾斜。

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三菱继续扩张，特别是在汽车、重工业、银行业三大板块实现深度布局。

它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同时拥有银行、重工、化工、造船、汽车、矿产等多个完整产业链条的集团之一。截至当前，三菱的资产规模高达2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万亿元左右。

与三星不同的是，三菱并不只是面向民生，而是以大宗工业、能源、资本运作为主，几乎掌控了日本国家级战略资源的关键环节。

更值得关注的是，三菱常年拥有“制定规则”的能力。在日本国会和政策制定机构中，三菱的代表常常可以推动利于集团的税务减免、低息贷款政策，使其在竞争中始终站在优势位置。

三菱的历史，也反映出日本财团经济模式的深层结构：政策扶持、资本集中、技术垄断和精英治理。

它像一架战争机器，在和平时期照样能高效运行。但这种高度集中，也容易形成官商勾结与资源分配不均，成为日本经济难以改革的“硬核包袱”。

中国没有“私人财团”，但有巨无霸

在日韩的财团神话面前，很多人难免会好奇：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寡头集团”？

答案其实很明确：我们没有那种由私人垄断控制的财团，这是体制设定上的防范结果。但我们确实有类似招商局这样的国有超级企业，它不仅体量惊人，而且深刻影响着社会运行。

招商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但今天的招商局集团，全称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直属央企，完全由国家控制。

它不像三星或三菱那样以资本扩张为主要路径，而是国家布局下的多元化企业平台。

招商局的业务线多到让人目不暇接：水陆运输、港口建设、金融保险、造船、交通基建、房地产、工业园区开发、化工、旅游、酒店、饮食、境外投资等等几乎所有国计民生相关领域。

举个例子，中国最大港口集团之一的招商港口就是其子公司；招商银行则是其旗下银行板块的核心代表。

到2024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规模已达13.5万亿元人民币，远超三菱与三星，在全球国企中也排名前列。

更重要的是，由于是国有企业，其盈利最终是归国家所有的。这意味着招商局为财政补充了巨量收入，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正是由于国家掌控权的存在，我们避免了像日韩那样的“企业反客为主”。

招商局不能通过政治献金影响国家政策，也不能垄断某一领域而独吞市场。

在我国体制框架下，类似招商局这样的企业，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而不是操纵国家决策的资本集团。

这种制度安排，在经济层面为民众提供了最大利益的保障。

在港口、铁路、物流、地产、能源等涉及公共服务的领域，招商局确保了国家对基础设施的主导权，避免了寡头垄断带来的价格操控与资源挤压。

结语

从韩国的三星，到日本的三菱，再到中国的招商局，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财团路径，也折射出三种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模型。

在韩国和日本，资本曾在历史机遇中迅猛膨胀，最终形成超越产业本身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而在中国，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机制不仅限制了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更通过国企形式将重要资源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财团可以是国家发展的引擎，也可能成为社会结构僵化的根源。

如何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不只是企业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招商局不是中国版的“财团”，而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体现——用国家意志驾驭资本力量，用公共收益回馈全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