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3年的东京，空气中还弥漫着经济大萧条的寒气，但银座的一家顶级房地产销售处里，却热得像被架在了火上烤。

热源，来自一个男人，一个叫赵欣伯的中国人。

销售经理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位赵先生买房子，不是按套，是按片区；付款不是用支票，是直接上现金，成箱成箱的日元，码得像城墙，让见惯了钱的银行职员都手脚发软。

“这处豪宅，以及它旁边的两块地，我都要了。”赵欣伯指着地图，语气平淡得像在菜市场买一捆白菜。

销售经理刚想介绍一下优惠政策，赵欣伯摆了摆手：“不必，就按牌价。立刻办手续。”

讲价？不存在的。

从他踏入大门，到合同签字，前后不过几分钟。这种效率，不是来买东西的，倒像是来批阅文件的。

更让日本人瞠目结舌的还在后头。买完房子，赵欣伯觉得手里的现金还是太多，于是他转身就杀进了黄金市场。

别人买黄金，论克；他买黄金，论箱。

半人高的木箱，用卡车拉，一箱一箱地往他的新宅子里运。只用了一天，他以一人之力，几乎买空了东京市面上的黄金现货，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金融恐慌。

这人是谁？钱是哪儿来的？印的吗？

销售处的人一开始满腹狐疑，可当他们看到合同上“赵欣伯”这个名字时，瞬间就什么都明白了。

哦，是他。

那个在日本军政高层都挂了号的“头号中国通”，那个关东军的“好朋友”。

懂了，全都懂了。这钱，干净不了。

陪同他办理手续的，是他新聘请的日本律师铃木弥之。

铃木是个严谨到刻板的人，看着赵欣伯近乎疯狂的“钞能力”表演，镜片后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能感到，这位雇主并非在享受财富，而是在发泄一种巨大的、无处安放的不安全感。

钱，对他来说不是保障，而是需要被紧急藏匿的罪证。

赵欣伯的疯狂远未结束。他以妻子“赵碧琰”的名义，继续在东京狂扫地产。

银座的繁华商区、富人区的豪宅、神奈川和箱根未来的潜力地段，他像一个贪婪的棋手，在日本的地图上落下自己的棋子。

直到销售人员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实在推无可推，他才意兴阑珊地停手。

但走出大门，他看着这个陌生的国度，心里那份空虚和恐惧反而更深了。

这些钢筋水泥和纸面财富，真的能保他一生富贵吗？

他不知道，但他只能赌。

他不知道的是，他今天用同胞的血泪换来的每一寸土地，都将成为日后一笔巨大的孽债，等待着历史的清算。

02

时间倒退回几十年前，谁又能想到，那个在东京挥金如土的巨奸，也曾是个穷得叮当响，却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的热血青年。

赵欣伯，1890年生于河北宛平。

家穷，但志不穷。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的理想朴素而远大：参军，打仗，把洋人赶出去。

凭着一股子机灵劲和不要命的努力，他混进了清政府的禁卫军，吃上了皇粮。

这本是个可以躺平摸鱼的铁饭碗，可赵欣伯偏不。他像打了鸡血一样，白天操练，晚上苦读，很快就从一众大头兵里脱颖而出，被领导赏识，保送进了天津北洋大学。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逆天改命。他以为，学好本事，就能更好地报效国家。

可他还没毕业，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大清亡了。

老东家黄了，他的报国梦也一下子没了着落。

前途茫茫，为了糊口，这哥们儿凭着一副清秀的好皮囊，跑到北京的文明新剧团当了旦角演员。也正是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他结识了一批革命党人。

骨子里的热血被再次点燃，他加入了国民党，参与了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结果，又失败了。

为了活命，他一路逃到大连，隐姓埋名，给日本人当起了中文老师。

也正是在这人生的最低谷，他遇到了生命中的一道光。

她叫王碧琰，一个出身青楼却敢爱敢恨的奇女子。

在一次偶然的场合，她看上了台上那个眉眼间带着忧郁和不甘的年轻演员。两人一见钟情，天雷勾地火。

在那个年代，王碧琰好不容易傍上大佬，过上了安稳日子，却为了这个一穷二白的“革命党”，毅然放弃一切，与他私奔。

这份情义，赵欣伯记了一辈子。

王碧琰看出了丈夫心中的不甘，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私房钱，对他说：“去日本吧，去学法，学最强的本事。学成了回来，实现你的抱负。”

于是，在妻子的资助下，赵欣伯东渡日本，进了明治大学攻读法学。那是他人生中最纯粹的一段时光，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学成归国，用法律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做点什么。

然而，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王碧琰怀孕期间患病，在当时日本最好的帝国大学医院，主刀医生因操作失误，导致一尸两命。

赵欣伯的世界，瞬间崩塌。

他发了疯似的把医院告上法庭。可结果可想而知，一个无权无势的中国留学生，如何能撼动日本的医疗巨头？

他败诉了，败得体无完肤。

那一刻，他对自己所学的法律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憎恨。

悲愤之下，他将自己所有的血泪和思考，写成了一篇震惊全日本的论文——《刑法过失论》。

文章字字泣血，一个为爱复仇的故事，竟意外地打动了日本学界。

帝国大学看到了他身上的才华与那股子“忠”劲，破格录取他进修博士。

赵欣伯成了第一个在日本帝国大学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这份荣耀背后，却是无尽的空虚和痛苦。

也正是在他最绝望、最脆弱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了他的生活。

这人叫土肥原贤二，日后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当时已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他找到了穷困潦倒的赵欣伯，没有虚伪的安慰，只是平静地递上一杯酒，说了一段话：

“赵君，你的论文我读了，很有才华。但你似乎还没明白一个道理，”

土肥原贤二的眼神像鹰一样锐利，“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强者书写的规则，是用来约束弱者的。你学得再好，也只是在学习别人的规则。与其被规则束缚，不如……成为书写规则的人。”

这句话，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开了赵欣伯心中最后一道防线。

他想起了败诉的法庭，想起了日本医生轻蔑的眼神，想起了亡妻的惨死。

是啊，有权，才有理。

爱国？报国？

当国家弱小到连一个公民的公道都无法保护时，这份忠诚又有什么意义？

压垮他爱国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落下了。

那一晚，他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醒来，曾经那个热血青年赵欣伯，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一个只信奉权力和金钱的魔鬼。

彻底倒向日本的赵欣伯，人生仿佛开了挂。

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的推荐下，他顺利回国，成了奉天张作霖的法律顾问。这职位听着高大上，其实就是个幌子，他的真正工作，是给日本人当间谍，刺探东北军的情报。

在汉奸这个圈子里，也存在着激烈的“内卷”，但赵欣伯无疑是卷王之王。他业务能力超强，情报送得又快又准，深得日本主子的欢心。

赵欣伯积极参与策划了伪满洲国的成立，甚至连“新京”（长春）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因为在催生伪满洲国这件事上实在太过卖力，日本人私下里都叫他“满洲国产婆”。

凭借着这份“业绩”，他青云直上，一路做到了伪满洲国的立法院长，权势滔天。

功成名就，自然要考虑个人问题。他疯狂地爱上了沈阳富商的大小姐耿维馥。耿小姐年轻漂亮，也被这位留日博士的“才华”和“深情”所吸引。可就在结婚的前一晚，赵欣伯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要求：

“结婚可以，但你必须改个名字。从今以后，你就叫‘碧琰’。”

他要让耿维馥成为亡妻王碧琰的替代品。这是一种近乎变态的占有和纪念。为了得到心爱的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耿维馥，咬着牙答应了。

从此，世上再无耿维馥，只有一个“赵碧琰”。

这段婚姻的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扭曲与悲剧。赵欣伯对这个“替身之妻”只有控制，没有爱。而“赵碧琰”能做的，也只有顺从。

有了权，赵欣伯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钱。

他利用立法院长的身份，疯狂敛财。前脚去日本人那里表忠心，换来巨额赏赐；后脚又对民国政府虚与委蛇，骗取大量好处。就连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都得捏着鼻子从国库里拿钱来“孝敬”他。

赵欣伯还把黑手伸向了民生。在那个年代，药品是硬通货，尤其是消炎药，几乎能等同于生命。赵欣伯垄断了东北的药品运输和销售，一边操控药价，一边大发国难财，搜刮了足以让普通人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血汗钱。

他以为，有了这些钱，就能为自己和后代铸造一个永不陷落的黄金帝国。

但他忘了，他所依附的日本人，从未真正信任过他。

03

赵欣伯的贪婪，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一年多后，他被日本人以“宪法制度调查使”的名义“请”到了日本，政治生涯就此终结。

但他知道的秘密太多，各方势力都想让他闭嘴。溥仪给了他一笔数目不详的“建国金”作为封口费，这才有了开头在东京疯狂购地的景象。

然而，狡兔三窟。

赵欣伯深知，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938年，他带着家人回到北平，又在北京鼓楼附近的铸钟厂，悄悄买下好几套四合院。

为了保险起见，他将所有在日本购买的地产地契，都装在一个大铁箱子里，千里迢迢运回北平，深埋在鼓楼别墅的地板之下。

日本的资产，则全部委托给了律师铃木弥之。

他自以为做好了万全的安排。

事实证明，汉奸的眼光确实毒辣，日本还真就不行了。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作为头部大汉奸，赵欣伯第一时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为了活命，他老老实实地写下了一部《汉奸回忆录》，准备作为投名状。

可就在这时，他听到小道消息，说日军可能还有翻盘的机会。

这个赌徒，又一次押错了宝。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罪证手稿扔进了火炉，烧了个一干二净。

更荒唐的是，国民党方面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没有深究，反而将他保释出狱。出狱后的赵欣伯，在各方势力的庇护下，又过上了几年纸醉金迷的土豪生活。

赵欣伯以为自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他忘了，天道好轮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汉奸，我党的态度从来不是暧昧的。一张天罗地网，悄然撒开。正在家中大摆宴席的赵欣伯，被公安人员正式逮捕。

这一次，再没人能保他。

1951年7月20日，这位曾经搅动风云的大汉奸，在看守所里，听着窗外新中国的口号声，想着自己那不知所踪的泼天财富和妻离子散的下场，急火攻心，猝然长逝。

他精心构建的财富帝国，随着他的死亡，暂时被历史的尘埃所封存。

人死了，但那笔浸透了中国人血泪的孽金，还在东京的地下静静沉睡，等待着被唤醒的那一天。

时间，是最高明的魔术师。它能让沧海变成桑田，也能让一笔罪恶的资产，在沉睡中膨胀成一个天文数字。

赵欣伯已化作一抔黄土二十五年。他在东京购置的那些地产，静静地躺在那里，被世人遗忘。直到1976年的某一天，日本《财经新闻》的一篇报道，像一颗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水面引爆了滔天巨浪。

报道的标题极具煽动性——《飘浮在空中的240亿》。

文章详细披露了一桩陈年旧案：前伪满洲国高官赵欣伯，在战前购入了东京市中心大量土地，如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人不明，成了一笔无主资产。经过几十年的地价飞涨，这笔地产的总价值，已经飙升到了惊人的240亿日元。

240亿！

这个数字，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任何人的心脏停止跳动。

这篇报道，不啻于向全世界公布了一张藏宝图。

一瞬间，无数双贪婪的眼睛，跨越国界，聚焦到了东京这片“无主之地”上。

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一场围绕着巨额遗产的争夺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大戏，即将开场。

“重赏之下，必有莽夫”，古人诚不我欺。但现实的疯狂，远超古人的想象。

新闻一出，全世界的牛鬼蛇神仿佛都收到了集结令，从各个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涌向东京。

日本的法院，一时间成了最热闹的舞台。

首先登场的，是各路“继承人”。

一夜之间，赵欣伯仿佛有了三妻四妾，子孙满堂。

光是在法务局登记备案的，就有三个“赵碧琰”和七个“养子”。他们拿着五花八门的伪造证件，声泪俱下地讲述着自己与“父亲”赵欣伯的往事，演技之精湛，足以让奥斯卡评委汗颜。

这其中，不乏狠人。

有个香港人，不知从哪个黑市渠道打听到，赵欣伯的独子赵宗阳，因故瞎了一只左眼。

此君为了让自己的“养子”身份更具说服力，竟一咬牙，用一根铁签，亲手戳瞎了自己的左眼。

当他独眼蒙着纱布，出现在法庭上时，确实镇住了不少人。

只可惜，他的故事编得漏洞百出，最终还是被识破，以诈骗罪锒铛入狱。

比他更进一步的，是一个台湾骗子。

此人准备得极为周详，不仅伪造了全套的死亡证明和收养文件，还编造了一段自己从小就与“养父”分离，颠沛流离的完整身世。

他的说辞竟暂时骗过了几家地产商，成功地撬走了几块价值不菲的小地皮。

而最专业的，当属一个由香港商人和日本黑道联手组成的国际诈骗团伙。

他们费尽心机，找到了一个与赵欣伯有几分神似的远房亲戚，对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继承人培训”。从言谈举止到对赵欣伯生平细节的背诵，都力求完美。

在法庭上，这个“假儿子”表现得几乎天衣无缝，一度让日本方面都信以为真。

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得手的前夕，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却因为一个最古老的原因而崩盘了——内讧。

这伙人还没拿到钱，就开始为了如何瓜分这240亿而争得面红耳赤，最终闹得不欢而散，互相举报，让日本警方一锅端了。

对于这场闹剧，日本政府的态度颇为玩味。

他们表面上秉公执法，将一个个冒领者送进监狱，但内心深处，却是乐见其成。

因为每失败一个骗子，就等于为“继承人不明”这个结论，增加了一份佐证。

他们打的算盘很清楚：等所有觊觎者都闹完了，闹累了，这笔巨额财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以“无人继承”为由，收归日本国有了。

他们就像耐心的渔夫，静静地看着水塘里的鱼儿们互相撕咬，只等着最后收网的那一刻。

就在东京的法庭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剧时，一封加急电报，也越过重洋，送到了北京。

东京的华侨联盟，始终关注着这起事件。他们深知，这笔钱的来历不清不白，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眼看就要落入日本人或骗子之手，他们心急如焚，立刻将所有情况整理上报，送回了祖国。

这份报告，很快就摆在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的案头。

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这不仅仅是240亿日元的经济问题，更是一次关乎民族尊严和历史正义的较量。当年被汉奸搜刮走的民脂民膏，无论过了多久，无论在天涯海角，都必须追回来！

廖承志亲自挂帅，迅速成立了一个专项调查小组。任务目标异常明确，也异常艰难：

第一，必须找到赵欣伯真正的合法继承人，他的妻子和儿子。

第二，必须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在法律上确认他们的身份。

第三，必须说服他们，配合国家，以合法手段，将这笔本就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对手，是时间、是狡猾的日本政府、是潜伏在暗处的无数贪婪之徒，甚至可能还有继承人自己内心的犹豫和抗拒。

各路江湖骗子和黑道势力的表演时间结束了，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也打得太早了。

现在，“国家队”正式入场。

真正的玩家，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北京的调查小组，已经开始翻阅积满灰尘的档案，一场跨越三十年的寻人之旅，就此展开。

04

调查小组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撞上了一堵墙。

在北京的户籍档案库里，“赵碧琰”这个名字，如同一个幽灵，查无此人。解放后的历次户口登记、人口普查，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个大活人，难道真的能人间蒸发？

常规手段失灵，调查组只能启用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地毯式排查。

他们以赵欣伯当年在鼓楼的旧居为圆心，开始一寸一寸地向外“筛”。走访街道办，询问上了年纪的老街坊，翻阅早已发黄的派出所底档……线索，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奔波中，被一点点地拼凑起来。

数月之后，一条不起眼的信息，将所有人的目光引向了前门外的一条小胡同——布巷子十号。

当调查组的同志们找到这里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大杂院，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和厕所的异味。

而他们要找的目标，那个曾经挥金如土的汉奸阔太太，此刻正佝偻着身子，拿着一把破旧的扫帚，默默地清扫着院子里的公共厕所。

她衣衫褴褛，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沟壑，那双曾经或许顾盼生辉的眼睛，如今只剩下浑浊和麻木。

昔日的泼天富贵与眼前的困顿潦倒，形成了如此惨烈而又讽刺的对比，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一阵心酸。

一位调查员走上前，试探性地轻声喊了一句：“请问，是赵碧琰女士吗？”

听到这个名字，老太太的身体猛地一僵，手里的扫帚“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她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惊恐，仿佛听到了来自地狱的召唤。她连连摆手，声音发抖地否认：“不是，你们认错人了，我……我不叫这个名字，我姓耿。”

就是这个反应，让调查员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

他知道，找对人了。

调查组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在调查人员耐心而真诚的沟通下，这位名叫耿碧琰的老人，终于卸下了心防。积压了几十年的痛苦与屈辱，如同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

她讲述了自己作为“替身”的一生。从为爱改名，到眼睁睁看着丈夫沦为走狗；从锦衣玉食，到一夜之间成为汉奸家属，被千夫所指。

历次运动中，她和儿子赵宗阳成了重点批斗对象，被游街，被唾骂。

儿子因此前途尽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只能在北京的一个小厂里做着最卑微的工作。

“那笔钱……”耿碧琰提起它时，声音里充满了刻骨的憎恨，“那不是钱，是咒，是我们一家人的诅咒！我恨那笔钱，我不要，一分钱都不要！”

她的第一反应，是彻底放弃。她怕了，怕这笔孽债再次将她和儿子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办公室里一片沉默。

一位年长的调查员给她倒了杯热水，缓缓开口道：“耿大娘，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想过没有，这笔钱，它不是赵欣伯的，更不是他留给你们的遗产。这是他当年从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身上搜刮走的血汗钱，是我们国家的钱！现在，日本人就等着我们找不到继承人，好把这笔钱名正言顺地吞下去。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这是中国人的血汗钱，不能便宜了日本人。”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耿碧琰死寂的心湖中炸响。她浑浊的双眼，第一次有了一丝光亮。

几十年来，她一直以一个罪人家属的身份活着，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能和“国家”、“民族大义”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她内心深处，那个被丈夫压制、被时代磨灭的，属于富家小姐耿维馥的骄傲与良知，开始苏醒。

她沉默了很久，最终，抬起头，用一种近乎颤抖却异常坚定的声音说：“好，我跟你们去。为了国家，我试一试。”

通往东京的道路，布满了荆棘。

最大的难题，是证据。

赵欣伯藏在北京的地契，早已在那个特殊的十年里被当作“四旧”销毁了；而他藏在日本老宅地窖里的金银珠宝，也在战后被占领日本的美国大兵洗劫一空。

如今，唯一的活证据，就是耿碧琰本人。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中日两国的律师团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合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翻出了赵欣伯与“赵碧琰”当年的合影与各种文献记载。

甚至，他们还找到了尚在人世的溥仪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欢，为耿碧琰的身份出具了书面证词。

一切准备就绪。

76岁高龄的耿碧琰，用国家给的300元钱，买了一身平生最体面的衣服，踏上了飞往东京的飞机。

然而，庭审的进程，却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站在庄严肃穆的日本法庭上，面对着法官咄咄逼人的盘问，耿碧琰几十年来所承受的恐惧和心理创伤，瞬间被激活了。

她的脑袋一片空白，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证词，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被告，你是否确认这些房产是你丈夫赵欣伯以你的名义购买的？”

她下意识地摇头，嘴里喃喃着：“不知道……”

“被告，请你陈述你与赵欣伯的婚姻关系存续时间。”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

“不知道”、“不记得了”，成了她在庭上唯一的回答。

这不是谎言，而是一种被恐惧扼住了喉咙的本能反应。

最终，日本法官以“无法确认当事人真实意愿”及“当事人精神状态存疑”为由，当庭驳回了中方的诉讼请求。

法槌落下，宣判了中方第一次努力的彻底失败。追讨之路，似乎在最后的关头，陷入了绝境。

回到北京，调查组的气氛凝重到了冰点。

但放弃，从来不是选项。在一次紧急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曲线救国。

既然直接证明母亲的身份有困难，那就掉转方向，先从法律上证明其子赵宗阳的合法继承人身份。只要儿子的身份被承认，母亲的身份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然而，当调查组找到赵宗阳时，却遭到了他强烈的抵触。

这个中年男人，被父亲的阴影压垮了一辈子。他怨恨那个只给了他耻辱和痛苦的父亲，他不想再和“赵欣伯”这个名字有任何瓜葛。

关键时刻，耿碧琰站了出来。那个在法庭上懦弱无助的老太太，此刻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在一个深夜，她把儿子叫到身边，第一次向他坦诚了自己多年来的痛苦、软弱与悔恨。

她握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地说：“宗阳，我们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父亲，但我们能选择自己做什么样的人。你爹给咱们留了一辈子洗不清的脏水，现在，国家给了咱们一个机会，把这脏水泼出去，堂堂正正地活一次。这钱，拿回来是给国家的，也是为你我，洗刷这辈子的耻辱啊！”

母亲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赵宗阳心中尘封已久的心结。他看着母亲苍老的脸，几十年的怨恨，在这一刻化为了理解与心疼。他用力地点了点头，眼中含着泪光：“妈，我明白了。我去，为了国家，也为了您。”

母子二人，终于达成和解。

再次开庭，站在原告席上的，是脱胎换骨的赵宗阳。他收集了大量的出生证明、邻里证词、家庭老照片，在法庭上，他逻辑清晰，不卑不亢，面对日本律师的刁难诘问，他据理力争，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证据链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次，轮到日本方面无言以对。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1984月，日本法院最终宣判：赵宗阳的合法继承人身份，成立。

官司，赢了。

就这样，这场被称为近30年来世界上最大的财产争夺战终于落下帷幕。

05

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法律程序，这笔价值240亿日元的巨额财产，最终被判归其合法继承人耿碧琰与赵宗阳所有。

消息传来，举国振奋。

在北京，一场简单而庄重的交接仪式正在举行。

“赵碧琰、赵宗阳同意将他们在国外主要是日本自己名下的财产，及他们应享有的法定财产权益的总和，刨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垫付的开支及税收外，为一百，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约24亿人民币）作为献赠，交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处理，百分之二十归己。”

这是赵碧琰与赵宗阳母子早就定好的文书，赵碧琰、赵宗阳也都在文书上亲笔签了名。

对于他们而言，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解脱。

压在他们身上几十年的那座大山，终于被搬开了。

仪式结束后，母子二人婉拒了所有的采访和荣誉，选择回归平凡，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安宁而普通的余生。

不仅如此，1985年5月16日，赵碧琰又将自己手中百分之二十的财产中的百分之八十拿了出来，无条件赠给一个当时在日本尚未成立注册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

赵碧琰于1989年6月去世，她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加护病房度过的，她享受到了高干级别的护理，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这笔源于罪恶的“孽金”，在异国他乡漂泊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回到了它本应属于的人民手中。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终将归来。历史，用它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救赎。

参考资料：

“解密大汉奸赵欣伯遗产案”，《生活报》，2010.01.31，版 次 : 第17版：钩沉。

《20140722 东京疑案:跨国第一房地产争议大案》--浙江审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