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行，除10个成员国领导人外，蒙古、阿塞拜疆、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等国家领导人也将应邀出席。分析人士称，天津峰会不仅是我国今年最重要的元首外交之一，更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峰会。在美国全球角色急剧转变的背景下，天津峰会的时代意义更加凸显。随着特朗普政府全面强化“国家安全优先”逻辑，其一系列举措 正在撕裂全球经济秩序，令美国传统盟友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亚当·波森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最新文章，深刻剖析美国角色转型及其全球影响 。他指出，美国的战略逻辑已经从“管理全球风险、收取保险费”，转向“制造风险、强行收取保护费”。从对传统盟友征收高额关税，到威胁退出多边机制，再到人为收紧美元流动性，美国的举措正在重塑延续近八十年的国际经济秩序。其结果是，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老客户”不仅在贸易、投资、科技和安全领域承受损失，还不得不投入巨额成本构建“自我保险”机制。

波森特别强调，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相对独善其身，也具备在未来承担更大角色的潜力：凭借持续的经济活力、不断完善的区域合作倡议与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中国有望成为在“后美国时代”帮助稳定和修补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力量。换言之，中国不仅是这场裂变中的“幸存者”，更可能是未来规则的“塑造者”。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新的经济地理学：

后美国时代谁将获利？

文｜Adam S. Posen

编译｜慧诺

来源｜Foreign Affairs

图源：Forein Affairs

1 美国经济政策从“收”到“抢”的转变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经济已然来临。

特朗普带领美国在经济政策上激烈转向，彻底改变了全球规范、行为与制度。这场变革如同大地震，摧毁了旧有结构，催生了新的景观。这一结果源于政治选择，并非必然。既然选择已经做出，旧有秩序就不会自然恢复。

战后美国提供的全球公共品，用经济语言可理解为一种“保险”。美国保障海空通行安全，维护国际贸易规则，提供稳定的美元资产方便交易和储存财富。同时，美国通过规则和制度吸引投资，进而从参与体系的国家收取“保费”。这些国家因此能将精力投入商业与发展，无需花费大量资源自我保护。

特朗普上台前，这套保险体系已存在压力和裂缝。但在他第二任期，特朗普将美国的角色从保险的“供给者”转变为“受益人”。美国不再单纯保障别国安全，如今的“保险”甚至源自对客户本身的威胁。新政策要求以更高价格换取有限保护：特朗普威胁广泛封堵美国市场准入；将军事同盟的保护与购买美国武器、能源和工业产品挂钩；要求想在美做生意的外国人，为他的个人优先事项做出额外让步；还向墨西哥、越南等国施压，迫使它们放弃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这些行为在现代美国治理史上前所未有。

美国放弃原有的“保险体系”，将从根本上改变其客户及客户的行为，且这种改变不会按特朗普的预期发生。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将承受最大损害。看到这些依赖国受挫，其他伙伴会主动寻找自我保障的办法。但自我保障成本高昂，各国会投入更多资源，以降低对外部安全与金融体系的依赖。

有人声称，特朗普的新姿态会促成合理的全球秩序重新排列。他们认为，尽管政府和企业需付出更多成本，世界最终会接受新常态，美国也能从中受益。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觉。如果真的按照特朗普方案重塑世界，所有人都会受损，美国也无法幸免。

2 美国经济模式的运转之道

想象你继承了一块海边土地。这里风景优越，坐拥沙滩，开发潜力巨大。当一家受监管、信誉可靠的保险公司出现后，你终于决定在这块地上建造豪宅。你支付高额保费，也放心投入更多资金。邻居看到你建房，纷纷效仿修建房屋。随后小区里建起道路、自来水设施和手机信号塔，房价随之上涨。最重要的是，只要你持续缴纳保费，后续在房屋上的投入就能得到安全保障。

过去近八十年，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现实正是如此。二战后，美国主动承担起全球“保险人”的角色，也因此收获了巨大回报。美国凭借军事优势和国际秩序机制，维护了各国边界稳定。多数国家得以在没有被征服威胁的环境中发展经济。1980年至2020年间，参与这一体系的国家之间、各国内部的收入水平总体呈现趋同态势。

这套体系并非完美。经济不公现象依然存在，美国有时还会施加不公待遇。但总体而言，全球“保险”体制为经济稳定、创新与增长带来了广泛收益。全球暴力和战争事件总体减少，较贫穷国家更容易融入对外开放的高收入市场，贸易扩张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

这种安全感部分源于一种集体认知：维护地缘政治稳定无需投入过多军事资源、采取过多军事行动。尽管存在脆弱性，这套制度仍延续了数十年。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始终支持它，众多外部参与者也对它深信不疑并从中获益。

如今，这种安全感正在消失。再以你的“海边豪宅”场景为例，各种威胁不断加剧。

海平面持续上升，飓风愈发猛烈。你投保的老牌保险公司突然修改规则，除非你支付双倍保费并私下缴纳额外费用，否则拒绝理赔。即便你照做，保险公司仍通知你，后续总体保费将提高三倍，且保障范围会缩小。更关键的是，市场上没有可替代的保险公司。与此同时，税收上涨，日常公共服务因应对紧急情况的压力而质量下降。

导致这套延续八十年的体制崩解的原因有很多。美国对中国等崛起国的打压，气候变化加剧了现实风险，信息革命改变了权力与信息的流动方式。此外，美国选民逐步对现有精英阶层失去信任——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军事干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疫情的冲击。这些因素共同侵蚀了体系的根基。

特朗普政府的新“国策”是最明确的转折点。其支持者将这种变化描述为对风险的重新定价，声称美国这个“全球保险人”只是根据新现实调整了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这种解释完全站不住脚。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模式。在新模式中，美国不再单纯保护“客户”，而是将不确定性当作武器，以此榨取最大利益，同时付出最少代价。

特朗普及其顾问会宣称这是正常的互惠行为，或是美国应得的回报。他们认为，部分国家长期利用美国的慷慨。但现实截然相反，这些国家从未获得与美国收益相称的回报：美国长期获得廉价贷款；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国企业，为美国劳动力创造就业；全球在技术与法律标准上广泛遵循美国标准，为美国厂商带来竞争优势；全球多数交易和储备以美元计价，并通过美国金融体系完成；许多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倡议；它们承担驻本国美军的驻防费用，依赖美国国防工业。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生活水平因此实现长期提升。

提供保险的核心优势在于，常年收取保费却无需大量支出理赔资金。美国的全球经济“保险”效应，比普通房屋保险更强，因为美国的安全担保本身就降低了“理赔”事件发生的概率。特朗普政府放弃了这套稳健且盈利的模式，转向完全相反“收保护费”的路径。当未来“客户”数量越来越少，仍留在体系内的参与者身上会集中越来越多的风险。

3 幡然“醒悟”的盟友已准备“出走”？

特朗普的做法首先伤害了与美国联系最紧密、视旧有游戏规则为理所当然的经济体，包括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韩国和英国。

这些国家在战略上大量押注美国。以日本为例，经济上，日本企业其在美设厂已超过四十五年，将技术和管理经验转移到美国，大量长期购买美国国债；战略上，日本同意充当面向中国的前线“浮动航母”，即便国内反对声浪持续上升，仍允许美军在冲绳驻扎；自2013年起，日本大幅增加军事开支，与美国的安全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因此，日本长期获得了“铂金会员”级别的保障。日本投资者和企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在美国市场有竞争力地销售产品，能随时在美元资产间调配储蓄，能在美国安全地投资生产。这种信任支撑了日本长期的对美战略，即便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日本的战略仍建立在这一保障会延续的假设上。2023年和2024年，日本多家企业宣布了对美投资计划，愿意向美国产业投入更多资本，甚至投向钢铁等竞争优势不明显的行业，还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中国市场份额以配合美国立场。

今年七月中旬，局面发生根本转折。美日达成的“战略贸易与投资协定”大幅提高了日本的“保险价格”，同时降低了保障质量。根据白宫公布的信息显示，日本对美国新增五千五百亿美元投资。作为协议一部分，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将适用15%的基础关税。协定还规定了大量定向采购要求，包括购买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配额，以及探索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长期采购安排。

这些“不平等”条款带来了直接后果。15%的基线关税远高于以往水平，让汽车及零部件、钢铁等日本主要出口行业面临新成本。规模庞大的投资工具名义上增加了对美资金流入，但根据协议条款，美国将在很大程度上掌控这笔资金的投向和收益分配，这导致日方储蓄者的预期回报和资本控制空间被大幅压缩。

更糟糕的是，这种安排无法保证稳定。保险的价值在于可预测性和信任，当保障者开始用不对称规则、可随时更改的价格和条款谋取利益时，保障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即便日本完全履行协议，也将长期面临特朗普单方面调价和进一步削减保障的风险。此外，美国在半导体及其他高科技贸易问题上对中国作出的部分让步与安排，进一步削弱了日本通过联盟获取经济优势的合理性。

特朗普政府预计其关键盟友会“照单全收”，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愿意用金钱换取在美国的保护。的确，到目前为止，日本、墨西哥、菲律宾和英国短期内采取的行动最接近特朗普的预期。

这些国家目前别无他法只能押注美国，即便代价高昂。但特朗普低估了一个重要事实：与美国关系越密切的国家，越容易将华盛顿的新姿态视为背叛。亲密关系会催生期待，期待被打破就会引发强烈失望。其国内民意已明显转向，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春季的调查显示，多国对美国的好感和信任度明显下滑，亲美国家的负面变化尤为突出。

具体感受比数据更具冲击力。当盟友发现自己过去依赖的保障被重新定价时，他们自然不会立刻转身离开，而会采取两类应对措施：短期内尽力维持与美国的关系，避免遭受更大冲击；长期则寻求对冲风险和自我保障，哪怕成本高昂。

加拿大的回应体现了盟友的两难处境。加拿大保留了大部分与美国的贸易通道，但同时公开反对美方单方面修订美墨加协定的企图，拒绝接受对本国产品征收不对称的高额关税。今年七月，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各省省长达成共识，将限制对特朗普不断升级的要求作出让步，并积极推进国内一体化，同时扩大与欧盟等其他市场的贸易，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这种自我保障会消耗大量资源。国家会把原本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技术投资的资金，转而用于维持战略库存、补贴脆弱产业，或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企业会调整资本配置，从追求效率和规模的全球布局，转向成本更高的近岸或本土化生产。投资者会重新评估海外资产的安全性，资本流动将变得更加谨慎，成本也会上升。这些变化会降低全球经济的整体效率，压缩增长空间。

特朗普支持者认为这些调整会带来合理的秩序重排，这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当你放弃长期稳定的保障时，也会失去那些依靠稳定获得的制度性优势。

4 美国与欧盟、东盟或将渐行渐远

特朗普政策带来的“地震冲击”，同样波及其他重要经济体。

东盟和欧盟在经济与安全政策上，本就比美国五个最紧密盟友更多元、更不一致。两大集团内部存在多样的商业分工、比较优势和政治走向，但它们及其核心成员国，尤其是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瑞典和越南等，长期依赖美国提供的经济保险。

因此，这些国家在美国产业链和技术投资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通过对美直接投资、购买美国国债、参与美股市场，向美国注入大量资金。此外，它们在制裁和出口管制上不同程度地配合美国，在军事上也为美国提供直接支持。

如今，特朗普向这些国家施加巨额关税，并以关税相威胁。他提出双边要求，强迫对方做出特定让步或额外支付，比如购买更多美国产天然气，或将工业生产迁回美国。那些与美关系不像五个最亲密盟友那样紧密绑定的国家，可自主选择投入多少精力维持与美国的关系。目前，这些国家正更快调整行为，一边加强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一边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东盟和欧盟与中国的商业往来，本就比与美国更密切，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不断限制对华出口、进口和投资。过去十年，中国在欧洲与东南亚工业供应链中的中间品占比快速上升，美国的占比则不断下降。

美国想孤立中国，但欧盟和东盟不会。随着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逐渐淡出，与中国做生意的利益只会不断增加。与中国加强经贸往来，显然无法替代美国曾经提供的保险功能（本来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但当美国作为生产地的竞争力下降、对美市场开放受限、市场增长潜力萎缩时，欧盟和东盟会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这样至少能抵消部分损失。

作为独立且规模可观的经济体，亚洲和欧洲国家有更大空间选择不同发展路线。不过，它们将为自我保障付出比过去更高的代价。

举几个例子：北约成员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国，增加了对欧洲战斗机的订单，以此作为非美飞机的替代方案；2025年春季，印尼与中国达成新的经济协议，其中包括约三十亿美元的产业园合作，将中爪哇与福建连接起来。该项目预计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在美国无法提供类似机会的情况下，吸引力格外突出。同时，印尼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达成共识，推动本币贸易，并承诺加强海上合作。这些举动都超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加速新兴市场内部的分层。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大型新兴市场曾遭受重创。但通过国内改革，以及中国等富裕国家提供的新出口和投资机会，这些国家的韧性显著增强。在全球疫情和美联储随后大幅加息期间，它们未遭受严重金融损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

与之相反，数十个中低收入国家债务快速累积，陷入困境。自2000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实际收入不断下滑，已抵消此前阶段的增长成果。特朗普的新政策进一步关闭了它们的机会之门。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只能采取本土优先政策，反而加剧了贫穷国家的孤立处境。

资本既追求机会，也看重安全。美国撤回经济保险，再加上特朗普对外国援助与发展合作的强硬转向，会让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的地区。中美洲、中亚、南亚和非洲的部分最贫穷国家，可能被困在经济低谷，难以找到出路。而地缘政治意义更重要的大型新兴市场，会变得更具吸引力。部分最贫穷国家可能与美国达成交易，对外输出自然资源，或成为美国遣返目标的接收地。但这类短期交易无法带来可持续增长，也难以复制旧有美国保险体系下，许多新兴经济体曾拥有的产业发展路径。

5 特朗普经济学“盲点”

美国对其“保险”体系做出的最重要改变，是削弱了美元的流动性。

美元流动性收紧后，全球储蓄者的资产安全性随之下降。曾经被视为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美式资产，如今已不能完全认定为安全资产。这一变化将深刻改变全球资本的可得性和流向。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及入主白宫后，其高层官员多次威胁要限制投资者在美国国债的流动性。他们提出多种限制手段，包括要求现有持有者将短期债券换成长期或永久债务、惩罚推动非美元结算的政府和机构、对外国投资者征收高于本国投资者的税率。

这些威胁尚未全部兑现，但伴随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反复攻击，以及口头承诺让美元贬值，市场对美元与美国国债稳定性的信心正逐渐削弱。根本问题十分简单：全球的可投资储蓄，多于安全储蓄的存放地。中国、德国、沙特等现金富裕经济体，以及挪威、新加坡、阿联酋等小型富裕经济体，都不可能将所有储蓄留在国内。

其对外投资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储蓄者需要分散风险，国家内部的冲击可能击垮集中持有的资产；第二，若将巨额储蓄强行留在本国市场，会扭曲资产价格、催生泡沫、引发金融不稳定，还会导致就业结构突然变化；第三，这些国家发行的公共债务规模不足，外国人不愿大量持有。正因如此，几十年来，美国国债市场凭借独特、深度广泛且被视作安全的特性，加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吸纳了全球过剩储蓄的大部分。

在外国投资者眼中，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式公共市场提供了诸多好处，但充足的流动性大概率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者能迅速将这些资产变现，成本低且延迟少。即便进行大额交易，资产估值仍保持稳定，很少出现价格波动。除受制裁或被列为犯罪实体的对象外，各国参与者接受美元支付的概率极高，且普遍信赖美元资产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这降低了企业面临现金流断裂或错失机会的风险。

得益于金融市场的放大，美元的主导地位，显然超出了美国GDP或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能解释的范围。

这形成了一种双赢的保险模式：美国以更低的债务利率和更稳定的汇率“收取保费”，持有美国海外资产的人也能从中受益。即便金融或地缘政治冲击源自美国，投资者仍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比其他国家更安全。2008年全球衰退时，外资迅速流入美国，利率与美元先下降后回升，这一过程印证了美元的避险功能。

如今，这一模式发生了变化。美元开始像大多数货币那样，与利率呈现反方向变动。今年四月之前，美元与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的日常波动高度一致。但自特朗普政府四月公布所谓“解放日”关税后，两者的相关性彻底翻转。这表明，推动美元下行的力量已不再是日常经济数据，而更可能是政策不确定性。

今年多次突发政策变动引发了市场波动：四月推出“解放日”关税，五月提出“大而美丽的法案”支出计划，六月发布一系列追加关税威胁并对伊朗实施空袭。每次事件发生后，美元都会下跌，国债长期利率上升。这一现象显示，资本在动荡中选择外流，而非像传统避险行为那样涌向美元。

历史上，征收关税往往伴随货币升值，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也是如此。但今年出现例外，这一事实说明，市场对美国政策不稳定的担忧，已开始压倒传统的“避险推高美元”机制。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采取敌对且难以预测的态度，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支撑基础。当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无法提供足够保障时，其他国家会增加本国国防开支，这反过来提升了它们本国货币和债券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欧盟债券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北欧和东欧通过债务支撑国防开支增长，使得欧元资产对乌克兰、巴尔干国家以及部分中东、北非国家更具吸引力。这些国家希望通过欧元计价的军购、贸易、投资、贷款和发展援助，减少对美国政策随意性的依赖，降低自身脆弱性。

美元资产流动性下降后，全球储蓄者可放置资金的安全场所将明显减少。储蓄者选择变少，风险随之上升。

这种不安全感会推高美国国债的长期平均利率，而当前正是美国发行更多债务的时期。借款人将承担更高的利息成本，所有参与美国金融系统的私企和主权借款人都会感受到资金紧缩。贷款定价在一定程度上以国债利率为基准，国债利率上升会传导到所有类型的贷款。

部分储蓄者，可能尝试撤出美国市场。资金撤出会对其本国经济施加通缩压力，总体回报下滑还会让这些国家的过剩储蓄被困在本就投资机会有限的市场中。与此同时，替代资产的价值会大幅飙升，非美元货币、黄金、木材等传统价值储藏品，以及加密类新产品都将受到追捧。但这些替代资产流动性较差，它们的暴涨会引发周期性金融崩盘。政府用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难度将大幅增加。

市场流动性匮乏会促使各国采取本土化融资措施，这类做法通常表现为金融压制。政府会通过监管、资本外流管制和强制分配新发债务，迫使金融机构和家庭持有更多公债。

融资可得性下降后，私营企业和政府更难在临时衰退中维持运转。它们必须积累储备，以应对美元计价的负债，包括未偿还贷款和银行间借款。当国家需要自我保险时，政府和企业会变得更加厌恶风险，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会减少，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会大幅收缩。投资减少会加剧世界经济的分裂。资本回流与本土优先的保守策略，会推动生产与供应链向近岸化、本土化发展。这会让全球市场更断裂、更低效。

6 世界乱了套，中国却风景独好

美国停掉了“保险”业务，世界经济格局随之裂开。

这是一个对几乎所有人都更糟的世界，但“独善其身”的中国反而处境稳定。特朗普曾宣称会对华展开最猛烈的经济打击，可现实远非如此。中国早已开始削弱对美国的依赖，无论是出口、进口、投资还是技术层面。因此，中国比其他大国更有条件尝试自我保险。当然，中国还未向世界表明希望成为下一个可靠的“保险人”。

美国的政策充满讽刺。它以“国家安全”为名，反而伤害了那些为其繁荣贡献最大的盟友，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却远小于预期。特朗普团队以为盟友会默默接受所谓的“再平衡”，但这种想法完全错误。这些国家会采取务实态度，却绝不会按照华盛顿的剧本行事。过去几十年，它们愿意给予美国信任；如今幻觉破灭，它们给予美国的信任只会更少。

在新的经济格局下，依然存在大量机会，只是这些机会与美国的联系越来越小。最值得关注的方向是，欧洲与亚洲部分国家可能携手打造新的稳定空间。

欧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正在探索新的合作框架。2025年6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这是一场“重塑世贸组织”的尝试，要向世界证明“大规模自由贸易是可能的”。这些国家或将推动投资互保，建立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甚至动用流动性储备共同应对金融冲击。它们会努力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的运转，防止这些机构因中美否决而陷入瘫痪。

为了维持部分开放与稳定，这些国家选择性结盟，而非追求全面多边化。这种模式无法替代美国主导的体系，但仍优于被动接受特朗普打碎的现行经济秩序。

美国的处境则截然不同。无论签署多少双边协议，无论多少国家短期内被迫配合，美国都将被全球商业与技术网络逐渐绕过。它影响他国投资与安全决策的能力会削弱，特朗普宣称要保护的供应链，将变得更不稳固。这些供应链更昂贵、更单一、风险更高，一旦美国自身遭遇冲击，供应链便会全面震荡。此外，美国抛弃广大发展中世界，不仅会推高移民潮、触发公共卫生危机，还会丧失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机遇。

美国打压外资的做法，将直接削弱自身生活水平，侵蚀军事实力。欧洲、亚洲，甚至巴西和土耳其的品牌将抢占市场，技术标准将逐渐脱离美国，无论是汽车领域还是金融科技领域。这种分化趋势会自我强化，即便特朗普离开白宫，也难以扭转。

*文章转自《外交事务》于2025年8月19日发布的文章，原题为“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Who Profits in a Post-American World?”，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Adam S. Posen作者：亚当·波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美国、英国和日本政府的顾问。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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