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列强有很多，但中国人偏偏“只恨”日本？

这个问题，刺痛了太多人。总有“理中客”劝我们要“放下”。但一个叫石田隆至的日本近现代史教授，却亲手撕开了日本80年来拼命掩盖的“遮羞布”。他给出的答案，让所有日本右翼都抬不起头。

要我说，这不是“恨”，这是“铭记”。因为日本的侵略，从性质、到手段、再到战后的态度，都是独一无二的“恶”！

永不熄灭的“三光”之火：一场灭绝人性的“烬灭作战”

别轻谈“放下”，我们先用日本的档案，看看他们究竟在中国大地上干了什么！

其他列强来中国，大多是为了“抢劫”。而日本，是奔着“灭绝”来的。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被打痛了。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和后来的冈村宁次，立刻批准并扩大了一种全新的“作战”——“烬灭作战”。

“烬灭”是什么意思？

在日本学者的词典里，解释为“烧尽灭绝”。我们的《新华日报》在1940年就揭露了它的内容：“逢屋便烧，逢人便杀；俾其扫荡区域，屋归于烬，人归于灭”。

这，就是我们血泪控诉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

这不是什么士兵的“个人暴行”，这是日军最高司令部制定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国策”！

这种“灭绝”战略，贯穿了侵华战争的始终：

1894年，日军在旅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6万多平民遇难，全城仅存活36人。1937年，他们在南京屠杀了30万手无寸铁的军民。

1941年1月，他们在河北潘家峪，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

他们甚至把“人”当成了“试验材料”：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把中国的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实验室”。日本战犯供认，每年至少有400到600名中国平民和战俘，被用于活体细菌感染、冻伤和压力试验。

1942年5月，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对躲入地道的民众释放毒气，800多人中毒死亡。

更讽刺的是，连这场持续14年（从1931年算起）的战争，其爆发点都是一个无耻的谎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始作俑者，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

真相是什么？

那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只是拉肚子离队，很快就归队了。一木清直在事后接受采访时亲口承认，他当时已经接到了士兵归队的报告。

但他为什么还要打？

一木清直狂妄地宣称：“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

为了一个指挥官的“面子”，他悍然下令进攻，并得意洋洋地宣称：这是他“为帝国强盛进程打响了信号枪”。

这就是答案的第一层：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以“谎言”开始，以“灭绝”为目标的屠杀。

80年的“完美”装睡：从“三戒”标语到700亿“洗白”预算

如果说罪行是“地狱”，那么日本战后80年的“表演”，则是对地狱的美化。

要我说，中国人“恨”的，不只是那场屠杀，更是战后80年来，日本那张从未忏悔、理直气壮的“抵赖”嘴脸！

“洗白”第一人：战犯的狡辩。

“三光政策”的疯狂推手冈村宁次，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战后竟在回忆录里无耻狡辩。

他写了什么？

他居然说，他当时在华北提出的口号是“戒烧、戒淫、戒杀”的“三戒”标语！

他反咬一口，污蔑是“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杀、可烧、可抢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

你品，你仔细品！杀人放火的元凶，摇身一变，成了“和平主义者”，还倒打一耙。

“洗白”的固化：国家的装睡。

这种“抵赖”，从战犯的个人行为，演变成了日本的“国家叙事”。

日本历史学家石田隆至教授绝望地指出，日本社会正在“固化”一种认知——他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

他们的历史教育，不讲南京屠杀、不讲731，只讲“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东京、大阪被空袭”。

石田教授一针见血：日本绝口不提“战败”（因为“战败”意味着要承担“责任”），他们只轻飘飘地说“终战”（“终战”=“事情结束了，翻篇了”）。

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在国会公然宣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还没有定论”。

“洗白”的手段：系统的“公关”。

这种“洗白”是系统性的。日本政府擅长“创造概念”和“偷换概念”。

他们把“核污水”偷换成“核处理水”，淡化其危害性。他们把“性奴隶”制度，轻描淡写地称为“慰安妇”问题。他们把美军移交琉球“行政权”的协定，在国内宣传中凭空造出一个词——“冲绳返还协定”，故意曲解为“主权返还”。

“洗白”的投入：砸钱的预算。

这不是“疏忽”，这是“故意”！

就在福岛核污水排海时，日本外务省被曝出制定了高达7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的预算，用来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

他们拿这笔钱干什么？

收买英国智库抹黑中国；利用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报告当“尚方宝剑”，建构“合法、合规”的排海叙事；还在全球范围内渲染“中国威胁论”，为自己“修宪扩军”制造借口。

这就是答案的第二层：别国是“认罪”，日本是“洗罪”。他们用80年时间、花费上千亿的公关费，试图用一个谎言，去覆盖上一个谎言。

“她们都走了，没等到道歉”：这不是恨，这是血债未偿！

日本人总在哭诉“终战”的苦难，可我们的受害者，连“道歉”都没等到。

2012年，一部叫《三十二》的纪录短片开拍，片名是因为，当时全中国公开身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只剩32人。

2014年，导演郭柯拍了《二十二》，因为幸存者只剩22人。

2023年11月9日，纪录片中最后一位主人公——李美金阿婆，在海南澄迈逝世。

32，22，0。

中国新闻网的报道标题写道：“她们都去世了，也没等来日本的道歉”。

当日本右翼在靖国神社“拜鬼”时，我们的受害者正带着刺骨的伤痛，在绝望中“归零”。

当日本在粉饰“战犯”时，我们的英雄早已写下了答案。

1944年，豫中会战，日军16万兵力合围许昌。守卫许昌的，是师长吕公良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全师仅3000余人。

战前，吕公良向长官请缨：“我愿率新二十九师三千官兵，开赴许昌，阻击日寇，誓与许昌共存亡。”

他对来探望的妻子说：“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如果我牺牲了，也是尽到了军人的天职。”

4月30日，日军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猛攻。激战至5月1日凌晨，城破。吕公良含泪焚烧了师旗，身着整齐的黄呢将军服，率部突围。

他身中数弹，倒在麦地中，对警卫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我不行了，你俩走!我们三个不能都死在这里，活着出去也有个报仇送信的人，快走!”

第二天，吕公良师长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

战后，指挥这场战役的日军中将内山英太朗，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由缴获名片中，得悉该部为包括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中将在内的司令部。因战时匆忙，未能郑重掩埋敌将遗体，并树立标志，身为武士，不胜惭愧。”

你看到了吗？

我们的英雄，连敌军指挥官都为之“惭愧”。

石田隆至教授还提到，战后唯一真正忏悔的日本人，是那些被新中国审判和改造的战犯（“中归联”）。他们回到日本，到处演讲作证，承认自己“忘记了”做过活体解剖；他们承认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

结果呢？

这群“说真话”的日本人，被日本社会斥责为“被洗脑的异类”，遭到无情的排斥和打压。

所以，回到“教授之问”：我们为什么“只恨”日本？

因为他们的罪行，是“灭绝”；因为他们的战后，是“抵赖”。

因为我们牺牲的英雄（吕公良），连敌人都敬佩；而他们唯一忏悔的战犯（中归联），反被自己的祖国唾弃。

这不是“恨”。

这是对3500万亡魂的交代！这是对李美金阿婆们至死未等到道歉的铭记！

参考资料：

石田隆至：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羞耻，日本必须明确战争责任.北京日报.2025-08-22

以史为鉴防止再走战争老路——访日本历史学家石田隆至.郭丹.2023-07-08

悲壮的许昌保卫战.抗日战争纪念网.2017-04-12

卢沟桥事变的始作俑者——一木清直罪恶的一生.南方网.2015-11-12

日本侵略军“三光政策”的形成始末.解放军报.2016-12-29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残害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暴行罄竹难书.人民日报.2022-02-25

她们都去世了，也没等来日本的道歉.王诗尧.2023-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