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今为什么还要对日本严加防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日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在军国主义这条邪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起点，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全面西化的资产阶级改革，但实际上，明治维新的深层结构和内在逻辑却呈现出鲜明的军国主义特征。

这些特征并非偶然产生，而是根源于日本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

当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迫使德川幕府结束闭关锁国政策时，日本面临的不仅是西方技术的冲击，更是殖民侵略的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优先倾向和权力高度集中需求，这一特质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邪恶之路埋下了必然的基因。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开始实行军国主义

一、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埋下了军国主义基因

1、日本明治维新政治改革的本质就是天皇高度集权

明治政府打着“王政复古”的旗号进行的政治改革，表面上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体，实际上是构建了高度集权的天皇制统治。

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五条誓文》，虽然提出“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但其根本目的是为巩固天皇权威。

同年实施的《政体书》规定，“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下设议政、行政、刑法三官，实行三权分立。但这种制度的实质，是将传统藩阀势力重新整合进中央权力体系。

通过“版籍奉还”（1869年）和“废藩置县”（1871年），明治政府迅速废除了全国260余藩，划为1使3府302县，后合并为3府72县，彻底消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应该注意的是，明治维新政治改革的核心力量来自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维新三杰”。

他们虽然推动现代化改革，但其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仍深植于武士道传统，对武力有着天然的崇拜和依赖。

在推翻幕府的战争中，他们已经展现出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后续国家建设中不仅未减弱，反而被制度性强化。

2、日本明治维新的经济改革具有鲜明的军事导向

明治政府确立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国策中，“富国强兵”被视为最高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其余两项则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

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后，日本清楚地认识到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中，军事力量是国家独立富强的根本保障，在这种认识主导下，军事需求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殖产兴业”过程中，日本政府利用国家资金重点发展军事工业和相关基础产业。

内务省创办的千住呢纱厂、爱知纺纱厂等国营企业，一方面满足民用需求，另一方面为军队提供军装等物资。

而且，政府对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的重视，主要考量也是军事运输和军工生产的需要。

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工业革命已席卷几乎所有工业部门，但军事工业始终处于优先发展地位，这从国家预算分配中可见一斑：到1892年，日本军费预算占全国预算的40%以上。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多种非常规手段扩充军费，如发行海军公债，号召全国各级官员捐出薪俸的10%，甚至天皇也多次下诏节省宫廷开支，将每年节约的30万元划拨海军。

这种全民性军事动员的经济模式，使得日本经济从起飞阶段就与军事扩张紧密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和恶性循环——军事扩张需要经济支持，而经济发展又依赖进一步的军事扩张。

3、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文化改革贯穿着强烈的军国主义价值观

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明治政府推行了全面的社会文化改革，包括引入西式教育、改革服饰发型、采用西方历法等。

但实际上，在这些表面上的开化措施背后，贯穿着对国民思想的严格控制和军国主义价值观的灌输。

明治政府把教育改革作为塑造国民精神的关键手段，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建立起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但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与西方教育注重批判思维明显不同，特别强调忠君爱国和武士道精神的培育。

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忠于天皇的官僚和技术精英。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令和规范，将传统武士道精神转化为全民道德准则。

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就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准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国主义价值观的灌输。

要注意的是，在推行这些改革时，明治政府采取了极端保守的社会控制策略。

一方面，它积极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神化天皇、强调民族优越论，强化传统价值观念。

这种矛盾做法反映了一个后发近代化国家的困境——既要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又要维持统治合法性。

而军国主义正是解决这种困境的“最佳方案”，通过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矛盾，通过对天皇的神化维持政治稳定。

日本明治维新

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它建立在一整套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上。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并发展了一系列侵略扩张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为军国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深刻塑造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

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对外扩张逐渐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共识，并为后续的侵略行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1、日本早期侵略扩张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源流可追溯至封建时期的武士道精神和领土扩张意识，早在安土、桃山时代，武将丰臣秀吉就曾提出“大陆政策”理念并付诸行动，试图通过武力征服朝鲜和中国。

然而，军国主义思想的系统化与理论化主要发生在幕府末期，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构成了其核心谱系。

佐藤信渊（1769-1850）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早期奠基者。他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明确提出，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

佐藤主张，经略中国是兼并亚洲的最基本条件，他甚至还具体拟定了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将日军分为进攻南京和北京两大集团，并详细规划了进军路线。

佐藤的军事理论打着遏制俄国、英国扩张，“保卫日本国防”的旗号，企图通过占领中国，进而向全亚洲扩张，最终称霸世界。

而吉田松阴（1830-1859）的思想则对明治时期的政治领袖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宣讲“尊王攘夷”思想，提出了通过攻击弱邻补偿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偿论”。

吉田松阴在《幽室文库》中进一步阐述了他以邻为壑的扩张思想，深刻影响了日后成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的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维新领导者，使得明治政府的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

2、日本大陆政策的理论与战略构建

随着明治政权的巩固，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政策化，其中最核心的体现便是“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大陆政策指“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日本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扩张政策及理念，它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

实现大陆政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关键人物是山县有朋（1838-1922），他是吉田松阴的学生，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一生处于日本军事权力的核心圈内，竭力推进日本军队近代化，主张“强兵”乃“富国”之根本。

1869到1870年，山县赴欧洲考察军事制度，回国后主持制定《征兵令》，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并奏请颁布《军人训诫》《军人敕谕》，为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做好了军事准备。

为了制定“大陆政策”及侵华计划，1879到1880年，时任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岛安正等人潜入朝鲜和中国沿海刺探情报，写成题为《与清朝斗争方策》的小册子。

该文件设想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一举攻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

福岛安正还把有关清军的兵力、素质、士气的情报整理成《邻邦兵备略》六册。

山县有朋综合这些报告形成“日本的军事战略”，表明“本邦在海陆攻战方略方面，业经初步规划”。

1890年，山县有朋以首相名义写就关于“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外交政略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

他在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外侧，设想出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

他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他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这一理论出台，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基本成型，并为后来日本历届内阁及军国主义者所继承。

3、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的整合与固化

明治中后期，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对外扩张的初步得手，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与传统价值体系和学术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

一是皇国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化身，万世一系，因此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利和义务统治其他民族。

二是武士道精神。明治维新后，武士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虽然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有意识地保留并推广为全民道德，这种精神在军国主义体制下被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死亡的漠视。

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明治思想家将西方引入的社会进化论扭曲为“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为对外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四是国粹主义。在全面西化的过程中，日本出现了强调保存国粹的思想潮流。这一思潮形成了排斥西方文化价值、强调日本独特性的国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对外扩张的“文化理由”。

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并非完全自发形成，而是明治政府有意识建构的结果。明治政府成功地将这些观念内化为社会普遍价值观，为军国主义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思想条件。

山县有朋

三、日本从制度上推动军国主义形成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表面上旨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实际上是逐步构建了一套有利于军国主义发展的体制。

从宪法安排到军政制度，从教育体系到经济结构，日本在国家制度设计上均体现出军事优先和对外扩张的倾向，这就从制度上加速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1、明治宪法与军政体制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制度保障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天皇绝对主义和军部特殊地位，为军国主义的制度化提供了根本保障。

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归天皇，天皇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军事统帅权，甚至可以任意解散国会。

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在近代宪法的包装下反而更加强化，为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必要条件。

在军事体制方面，明治宪法确立了“统帅权独立”原则，即军令权不受内阁干涉，直接隶属于天皇。

这一原则始于1878年参谋本部的设立，该机构直接隶属于天皇，内阁无权干涉其用兵、作战事务。

1889年，明治宪法明文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军部独立行使军权的特权。

这意味着军事决策被排除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外，形成了所谓的“二重政府”，军方可以绕过内阁直接实施对外扩张政策。

与此同时，日本还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

这一制度由山县有朋主导确立，为日本军部控制国家发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础。

由于军部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而非对首相负责，内阁一旦不符合军部意愿，军部可通过召回军部大臣的方式导致内阁垮台。

这一制度使得军部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政策的否决权，从而能够持续推进对外扩张议程。

2、从军事教育与社会控制体系上为军国主义思想向社会渗透提供渠道

明治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忠于天皇、具备军国主义思想的军官队伍。

效仿德国，设立陆军海军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

这些学校不仅传授军事技能，更重视“精神教育”，即灌输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思想。

1873年，兵部省发布征兵令，实行征兵制，建立常备军。

此举不仅增强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也为军国主义思想在社会中的渗透提供了渠道。

在教育领域，明治政府通过《教育敕语》（1890年）等一系列文件，确立了军国主义教育方针。

《教育敕语》将学校教育和国民道德的基础确立为“忠君爱国”，要求国民在战争时期为天皇“义勇奉公”。

此后，日本教育逐渐偏离文明开化的初衷，转而强调“忠君爱国”、“武勇忠义”等军国主义价值观。

在社会控制方面，明治政府通过国家神道的建立，将宗教纳入为国家服务的力量。

国家神道将天皇神化，强调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政府通过设立神社、制定祭祀制度，将神道提升为准国教地位，使其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与此同时，政府压制其他宗教和思想自由，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残酷镇压，消除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潜在力量。

3、财政经济制度明显的军事化倾向为军国主义提供了经济支持

明治政府的财政经济制度也体现出明显的军事优先倾向，从国家预算分配来看，军事支出始终占据极高比例。

到1892年，日本军费预算占全国预算的40%以上。

在甲午战争前的20年间，日本政府总支出中军事费用的比例平均超过30%，某些年份甚至达到45%以上。

这种高比例的军费支出，挤压了民生福利和其他社会发展项目的空间，使国家资源长期向军事部门倾斜。

在产业发展方面，日本政府特别重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政府直接投资建立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大型军工企业，并扶持三菱、川崎等私营企业从事造船和武器生产。

这些企业在技术引进、资金获取和政策支持方面享有特权，迅速成长为日本工业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与军事关系较远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则主要留给私人资本发展，形成了“军事工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

在财政税收制度上，明治政府建立了以地税为核心的国家财政基础，为军事扩张提供稳定财源。

1873年实施的地税改革，将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税率为地价的3%，无论丰歉均须缴纳。

这一改革使政府获得了稳定财政收入，其中大部分被用于军事开支。

此外，政府还通过发行公债、增发货币等非常规手段为军备扩张融资，如多次发行海军公债，号召全国各级官员将薪俸的10%捐出，甚至天皇也带头节省宫廷开支支持海军建设。

4、军事法制与特权的确立为军国主义鸣锣开道

明治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军事法律法规，赋予军人特殊地位和特权，使军事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领域。

如，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明确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准则。

《军人敕谕》不仅适用于军人，也被推广为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强化了军事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制定了《军机保护法》（1899年）、《治安维持法》（1925年）等一系列法律，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公民权利，压制反战思想和和平运动。

这些法律赋予军方和警察广泛权力，可以对所谓“危险思想”进行严厉镇压，从而消除了军国主义政策的国内阻力。

这些制度安排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

宪法确立了天皇绝对主义和统帅权独立，为军部干政提供了法律基础；军事教育和社会控制培养了军国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军事化的财政经济制度为军备扩张提供了物质保障；军事法制则压制了可能的反对声音。

这种制度性闭环使得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无法回头。

中日甲午战争（油画）

四、社会文化基础与民众动员为日本军国主义获得相当深厚的民意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依赖于国家制度的支撑和军事行动的推进，更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明治政府通过系统的社会动员和文化塑造，日本社会逐渐被改造为支持军国主义的重要力量。

从教育体系到大众传媒，从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军国主义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得对外扩张政策获得了相当的民意基础，这也是至今军国主义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1、通过教育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明治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将教育作为培养具有军国主义思想“忠良臣民”的关键途径。

1872年颁布的《学制》确立了国家教育体系，开始推行义务教育。

然而，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教育逐渐偏离了文明开化的初衷，转变为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工具。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学校教育与军国主义直接挂钩，要求国民在战争时期为天皇“义勇奉公”。

《教育敕语》被分发至全国所有学校，要求师生在节日仪式上朗读敬拜，将其神圣化、宗教化。

与此同时，教科书中大量增加军国主义内容，如歌颂历代天皇的“功德”，宣扬对外战争的“正义性”，强调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思想。

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学校的军事化教育。

1906年修订的《小学校令》规定，男生须接受军事体操训练；1911年，文部省设立学生军事训练调查委员会，开始探讨在学校普及军事训练的可能性；1925年，更是正式在中学以上学校推行军事训练课程，由现役军官担任教育。

于是，年轻一代从小就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形成了对战争的狂热和对天皇的盲目服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军国主义教育的特点之一是将军事价值观泛化为社会普遍价值观。

例如，“忠君爱国”、“灭私奉公”等原本属于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被推广为所有国民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军队的纪律、服从和等级观念，被引申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这种价值观念的转换，使得军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国家政策，而是渗透到全社会毛细血管的日常生活方式。

2、通过媒体宣传与舆论操纵为灌输军国主义服务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报纸、杂志等媒体成为军国主义宣传的重要工具。

明治时期，日本报纸发行量迅速增长，从1875年的约1万份增加到1900年的超过200万份。

这些媒体在报道战争和外交事务时，往往充当军国主义的传声筒，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媒体通过夸大报道、虚构敌方暴行、美化日军行为等方式，成功煽动了民众狂热的战争情绪。

例如，在甲午战争期间，《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大量报道“朝鲜改革”的必要性和“中国威胁论”，为战争制造舆论；在日俄战争期间，媒体则大肆渲染俄国的扩张野心，强调日本是为“亚洲解放”而战。

除了战争宣传，媒体还通过连载小说、漫画、照片等多种形式，塑造日本军人英雄形象，美化日本侵略战争行为。

如《坂上之云》等文学作品，通过描写日俄战争中的军人形象，宣扬为国捐躯的精神；《冒险世界》等青少年杂志，则通过战争故事和军事知识介绍，向年轻一代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政府也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压制反战声音。

1909年颁布的《报纸法》赋予内务大臣禁止报纸发行的权力；1925年实施的《治安维持法》则规定对反对国体（天皇制）和否定私有财产制的主张进行严厉镇压。

这些法律有效地消除了媒体中的异见声音，使军国主义宣传一统天下。

3、宗教与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塑造为军国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明治政府巧妙地利用宗教和公共仪式，强化天皇的神圣地位和国家认同，为军国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神道”的建立，即将神道提升为准国教地位，使其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国家神道的核心是强调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现人神”，万世一系，因此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利和义务统治其他民族。

这种教义通过神社参拜、学校仪式和军队生活等多种途径向社会渗透。

特别是1879年创建的靖国神社，原本是为纪念明治维新的牺牲者，后来逐渐演变为祭祀战死军人的专门神社和精神图腾，成为军国主义精神动员的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创造了一系列国家仪式和象征，如天皇诞辰的“天长节”、神武天皇即位日的“纪元节”等，通过这些全国性仪式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

国旗（日章旗）、国歌（《君之代》）也被赋予神圣意义，成为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军队中，宗教和仪式更是无处不在。

《军人敕谕》被奉为军人的圣经，军人必须熟记背诵；军队中设有神龛，出征前要举行祈祷仪式；甚至武器装备也被赋予神圣色彩，如军刀被视为武士魂的象征。

这种宗教化的军事文化，使得日军士兵产生了盲目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成为军国主义扩张的精神鸦片。

4、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改造为军国主义扫清障碍

明治政府还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将民众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实现社会的全面军事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乡军人会的组织。

在乡军人会由退役军人组成，成立于1910年，旨在维持退役军人的军人精神，协助军事动员和社会教育。

到1930年代，在乡军人会已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庞大组织，遍布城乡各地，成为连接军队与社会的重要纽带。

此外，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也被纳入军国主义体系。

青年团对年轻一代进行准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教育；妇女会则负责培养“军国之母”，向女性灌输“生育健壮士兵”和“支持战争”的思想。

甚至儿童也被组织起来，如少年团、少女团等，从小接受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教育。

通过这些组织，军国主义政府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控制。

从生产劳动到社区活动，从家庭教育到休闲娱乐，几乎所有社会领域都被纳入战争体制。

这种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使得军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国家的政策选择，而是成为了一种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

这种社会军事化过程并非完全依靠强制实现，也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民众的“自愿参与”。

一方面是由于军国主义教育的长期灌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外战争的胜利（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巨大的实际利益（如殖民地、市场），使得部分民众确实从军国主义扩张中获得了心理和物质上的满足。

这种“自愿性”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社会基础的可怕之处，也是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无条件投降

五、对外侵略助推日本军国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将对外扩张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逐步建立起军国主义国家机器和殖民帝国。

从最初的试探性侵略到后来的全面战争，日本的对外扩张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和不断升级的军事暴力。

这些侵略行动不仅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军国主义体制，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封闭的恶性循环。

1、早期扩张与大陆政策的初步实施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尽管国力尚弱，但已开始着手实施军事扩张计划。

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民被杀”为借口，发动了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

这是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虽然最终在英国调停下，日本获得50万两白银的“赔偿”后撤军，但此举开创了明治日本对外侵略的先例。

同时，在日本举国看来，50万两白银“赔偿款”的甜头，无异于证明了明治政府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紧接着，日本明治政府就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的藩属国朝鲜。

1875年，日本派遣军舰“云扬号”闯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水域，制造“江华岛事件”，随后于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该条约规定朝鲜开放港口，给予日本领事裁判权和自由贸易权，并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否定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

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旨在切断中朝传统关系，以此作为后续侵略中国的跳板。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清朝作为琉球的传统宗主国，虽提出抗议但未能采取有效行动，这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扩张气焰。

吞并琉球后，日本加紧策划对朝鲜的进一步侵略。

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利用朝鲜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扩大在朝鲜的势力，并与清朝发生正面冲突，由此，日本挑起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2、甲午战争与殖民扩张的升级

甲午战争（1894—1895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经过多年备战，日本在1894年7月25日不宜而战，偷袭中国运兵船，导致700多名中国水兵牺牲。

在随后的战争中，日本陆军和海军均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该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后因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被迫放弃辽东半岛），赔偿白银2亿两，并开放多个通商口岸。

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的无耻手段，获取了巨额甜头，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进程。

首先，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年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进程。

其次，割占台湾使日本获得了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积累了殖民统治经验。

第三，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优越感和扩张野心，使军国主义思想在国内进一步蔓延。

战后，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再次获胜，通过《朴茨茅斯和约》夺得库页岛南部、大连旅顺租借地以及南满铁路的经营权。

日俄战争是近代以来亚洲国家首次战胜欧洲列强，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军国主义者的自信，又反过来加速了军国主义在日本的迅猛发展。

3、大陆政策的全面推进与战争机器形成

日俄战争后，日本加速推行大陆政策，全面扩大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1906年，日本成立了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并于次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东北南部的特权。

1907年，日本与法、俄签订秘密协定，把南满和福建定为日本势力范围。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将其变为殖民地，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进一步扩张的“天佑良机”。

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在给内阁首相与山县有朋的意见书中兴奋地表示：“这次欧洲大战乱，对日本国运的发展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良机，日本要举国一致，利用这个天佑良机......确立日本在东洋的权利”。

日本借口“从中国排除德国的影响”而对德宣战，迅速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并于1915年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总共五号的条款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露骨地表现了日本欲将中国殖民地化”。

虽然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日本最终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接受了前四号要求，这一天被中国称为“国耻日”。

4、军国主义体制的全面形成与对外扩张的加速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进入全面形成阶段。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明确提出将中国东北与内地分离的方针。

1929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日本经济，军部势力趁机鼓噪对外用兵，通过武力争夺世界市场。

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随即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并于次年扶植傀儡政权“满洲国”。

这一事件并不完全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总体战略部署，但在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

这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发展到无法约束的地步，军事行动开始主导国家政策。

此后，日本军队内部围绕中国问题形成了“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对立，前者为相对的稳健派，主张继续等待时机解决中国问题，后者主张迅速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这一对立最终演变为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两次军事政变。

虽然政变被镇压，但军部势力成为左右日本国家政策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后的日本首相几乎都只能由现役军人担任。

至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整个国家变成一部战争机器，正式走上了邪恶的军国主义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战争中，日军展现了灭绝人性的极端残暴特性，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无数惨案，体现了军国主义思想的非人道本质。

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军国主义最终与德、意法西斯结盟，发动太平洋战争，将侵略战火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直至1945年彻底失败。

从1945年日本战败至今，日本从1894年至1945年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日本当局丝毫没有悔罪表示，可以说，军国主义已经深入日本的血脉之中，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日本都不会放弃走军国主义道路。所以，我们至今还要对日本严加防范，因为他们的侵略和扩张本性不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