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扛了3天后，美国终于认命，这场全球大战，结局真被中国说准了

2026年1月，华盛顿的空气依旧冰冷，但真正降温的，是白宫内部对“关税万能论”的信心，过去几年里，加征关税被塑造成一种简单直接的手段：提高税率、制造压力、迫使对手让步。

然而，2025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表决结果，直接否定了这一整套操作的法律基础，大法官给出的理由并不复杂——宪法明确规定，征税权属于国会，总统可以依据法律监管贸易，却不能绕开国会，自行决定大规模、长期性的全球关税。

白宫在判决公布后的三天内试图寻找缓冲空间，希望通过技术性解释延续部分征收，但行政系统最终选择遵从司法裁定，2月24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布通告，宣布停止征收被判定违法的关税，至此，那根被视为强硬象征的“关税大棒”，在司法框架下被正式折断。

制度的约束由此清晰呈现：当行政权力试图扩大边界时，宪法与法院可以直接按下暂停键，然而，政策工具被拆除并不等于问题消失，面对财政缺口与政治压力，白宫不得不寻找替代路径。

在原有关税体系失效后，政府迅速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全球商品统一加征15%的附加税。

但这一方案存在三重限制：税率最高只能15%，有效期为150天，而且必须对所有国家无差别适用，与此前可针对特定国家大幅提高税率的模式相比，这是一种明显受限的权宜之计。

数据上的变化很快显现，旧体系下，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约为32%，在新框架中，15%的附加税叠加既有条款后，综合税率约为24%，也就是说，原本被重点针对的对象，税负反而下降。

与此同时，英国、澳大利亚此前谈下的10%优惠税率被统一附加税覆盖，日韩制造业企业原有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无差别征税的做法，使得盟友与对手承担了类似压力。

这种调整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报关单上，也体现在外交节奏中，部分盟友对“一刀切”政策表达不满，欧盟开始讨论对等反制措施，印度在能源与安全议题上调整节奏，德国加快与亚洲市场的接触。

美国贸易代表的表态语气也从“施压”转向“希望对方履行协议”，立场出现微妙变化，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在贸易转移中获得订单增长，成为意外受益者。

当政策目标是通过差异化压力换取谈判筹码时，无差别措施往往削弱这种针对性，结果是，既没有恢复原先的强压效果，也增加了与盟友之间的摩擦，财政、产业与外交层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而更现实的约束来自时间本身。

根据法律规定，这15%的附加税只能维持150天，若要延长，必须获得国会批准，在当前党派分歧明显、州际利益复杂的背景下，达成共识并非易事。

农业州担忧出口受阻，制造业州关注成本上升，党内外对延长措施的态度并不统一，这意味着，附加税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明确的期限。

外交层面的连锁反应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确定性，欧盟成员国讨论对等关税，部分国家强化多边合作渠道，区域贸易协定的推进速度加快，美国在谈判桌上的空间随之收窄，原本依靠单边措施塑造谈判优势的策略，在制度约束与外部反应的叠加下逐渐失效。

从最高法院裁决到补丁式附加税，再到150天倒计时，整个过程展示出美国制度结构内部的制衡逻辑，司法限制行政，立法掌握税权，外交伙伴根据自身利益重新布局。

单一工具无法持续承担复杂战略目标，当政策工具被法律边界收紧，真正需要调整的，往往不是税率数字，而是整体战略思路。

如今，倒计时仍在继续，150天后，无论附加税是否延长，美国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在司法与国会框架之内，如何重建一套既合法又可持续的贸易政策？

答案不再取决于一纸行政命令，而取决于制度协调与国际合作的能力，这场持续数年的关税争议，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而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