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这样耗下去 治理体系迟早会撑不住？真正危险的 是基层越来越疲惫

乾隆十八年（1753年）春末，山东潍县衙门口，一位六十一岁的老人递交辞呈，拂袖而去。他叫郑燮，字克柔，号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这一年，他做县令刚好整整十二年——先在河南范县四年，后调山东潍县七年多。辞官那天，他没带走一草一木，只留下二十八个字给后人：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后来他画竹画兰名满天下，跻身＂扬州八怪＂。可我总觉得，人们记住他的方式是错的。

他真正的价值，不在那几幅竹子里，而在这十二年基层官场的进退取舍中。这个人给今天留下的最大启示，是关于一个基层干部如何在无效消耗中，守住自己那点心气儿。

历朝历代，官场有个铁律：越靠近百姓的岗位越难做，越难做的岗位越留不住人。北宋包拯做过端州知州；明代海瑞1558年赴任浙江淳安知县，一干四年；清初于成龙四十四岁才补上广西罗城知县那个＂瘴气缺＂。

这些名字后来都进了清官谱系。可他们的日常从来不是戏台上那样一拍惊堂木、正气凛然。他们的日常是——公文。

海瑞在淳安任上，曾抱怨自己＂目眩神疲＂；于成龙在罗城七年，头发几乎白光；郑板桥辞官前一年，写信给友人吐槽公文往来＂日不暇给＂。所谓＂日不暇给＂，就是一天到晚不够用。

我一直觉得，古代基层干部和今天基层干部之间的距离，比想象中近得多。皮相不同，骨相相通。

古人有＂文牍如山＂，今人有＂报表满屏＂；古有＂上宪催办＂，今有＂限期整改＂；古代要迎接钦差巡按，今天要应对督查检查。只不过古人有一样便宜——纸贵、笔慢、驿马迟。

想让一个县令一天填三份表，物理上办不到。今天不同，键盘一敲、云端一传，一个指令十分钟就能覆盖到全国上千个基层单元。

技术让治理效率飞跃的同时，也让＂折腾基层＂这件事变得零成本、无边界。这是我看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观察：基层疲惫感的暴涨，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事情变多，而是来自技术让＂要事情＂变得太便宜。

推开任何一个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的门，你几乎看不到闲人。但你也很难看到有人真在为居民做具体的事。大多数人在做什么？

在电脑前敲键盘，在打印机边等纸，在群里回复＂收到＂。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跟我聊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他大学毕业时以为自己会成为郑板桥那样的人，走街串巷、体察民情；结果三年下来，他最熟悉的不是辖区里的老人，而是那台经常卡顿的政务系统。这句话比任何数据都戳人。

基层的累，从来分两种。一种是天职之累——安全巡查、纠纷调解、政策落地、老人小孩看护，这是这个岗位本身就该扛的，累也认。

另一种是空转之累——重复报表、多头上报、过度留痕、无谓检查、层层加码。前者是把柴刀磨快，后者是拿柴刀砍空气。

前一种累，累完睡一觉能恢复；后一种累，越干越怀疑人生。我个人有个判断：基层真正的＂隐疾＂，不是活太多，是无效活太多；不是压力太大，是无意义感太重。

一个人再累，只要知道自己在做有价值的事，肌肉酸、精神在；反过来，哪怕活不多，只要每天在做重复上报、来回填表这种没有出口的事，人很快就空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基层辞职潮、＂考公热＂里出现＂考进去又想辞出来＂的怪现象——不是年轻人吃不了苦，是他们吃不了没意义的苦。

为什么形式主义这么难根除？官方的解释通常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作风有惯性＂。这些话没错，但太表面。

我个人的看法直接一点：留痕文化的根，是责任的过度前置。一个基层干部为什么要留那么多痕迹？因为一旦出事，追责会追到最末端。

上级怕背锅，就把责任往下推；末端怕背锅，就把痕迹留满。台账、照片、签字、截图，本质上都不是给百姓看的，是给未来可能存在的追责者看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越怕出事，越要留痕；越要留痕，越没时间做事；越没时间做事，越可能出事。郑板桥当年在潍县遇到大灾，他做了一件很＂任性＂的事：不等上级批复，擅自开仓放粮。

事后他被弹劾，仕途也就此走到头。但潍县当年活下来的老百姓，给他立了生祠。放到今天的语境里，这就是典型的＂担当作为、容错纠错＂。

可问题在于，制度上说的容错，和实际操作层面的追责，之间往往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我一直认为，减负这件事，做减法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深水区，是要从＂追责逻辑＂上重构基层与上级的关系——上级敢放手，末端才敢做事；上级还盯着痕迹，末端就永远在填表。

必须承认，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年在减负这件事上是动真格的。2019年起，中央就把＂基层减负年＂写进部署；此后每年都有专项整治。

清理重复报表、砍掉无谓会议、压缩督查检查、打通数据壁垒、推行＂一件事只报一次＂——这些举措，一条条都在指向那个＂空转的黑洞＂。到2026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出台了各自的减负清单，一些试点城市把政务数据共享写进了硬性考核。

网格员扩容、社会组织补位、政府购买服务分流琐事——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进步。但如果只讲成绩，就不诚实了。

我实地跑过一些街道，也和不同地区的基层干部聊过。真实的情况是：减负减了很多，但也悄悄添了一些。

有的地方把线下台账变成了线上台账，本质没变，甚至因为系统更多而更累；有的地方把＂检查＂改叫＂调研＂＂座谈＂＂督导＂＂指导＂，换个马甲继续；有的地方文件确实少了，但群消息炸得更响，晚上十点还在@所有人。改革在推进，惯性也在反扑。

这是任何深水区改革都会遇到的正常现象，不必回避。我的判断是：基层减负下半场，比拼的不是政策清单，而是执行细节和文化转变。

政策文件已经很完备，缺的是每一个中间层级敢不敢真的放手、真的授权、真的相信一线。

社会治理归根结底靠人。这话说了很多年，但真正做到不容易。基层干部不是螺丝钉，也不是数据端口。

他们是人——有家庭、有情绪、有职业成就感需求的人。一个人长期做没有正反馈的事，谁都撑不住。

我个人特别看重两个信号，看它们能不能真的落地：

一是收入向下走。同一个系统里，越靠近百姓的岗位，工资应该越高，而不是越低。这是最直接的价值排序。

目前一些地方在试点＂薪酬向一线倾斜＂，方向对，但幅度还不够。二是晋升不看材料看实绩。

评优评先如果还是看谁的台账整齐、迎检材料漂亮，就永远走不出形式主义。真正应该看的，是这个片区的居民满意度、矛盾化解率、隐患排查数——这些＂硬指标＂，而不是纸面上的＂软痕迹＂。

再说一层——基层需要被信任。这一点很微妙。

信任不是一句话，是一种默认设定：默认基层是负责任的，默认基层是靠谱的，默认基层能自己判断轻重缓急。而不是默认基层会出错、会偷懒、必须处处盯防。

一个被信任的基层，才会长出有活力的基层。

郑板桥辞官后回到扬州，靠卖字画为生，直到乾隆三十年（1766年）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后世记住他，多半是因为四个字：难得糊涂。

这四个字被误读太深。世人以为它是圆滑、是和稀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若你把郑板桥的履历翻一遍，就会发现——这个人一辈子没糊涂过一次。他开仓放粮时不糊涂，他为佃户减租时不糊涂，他冒着丢官风险替百姓陈情时更不糊涂。

他所谓的＂糊涂＂，是对无效消耗的主动屏蔽——是把有限的心力，留给真正值得较真的事。放在今天，这四个字更像一句劝诫。

劝那些制定规则的人：请把基层的时间还给他们，让他们去做真正该做的事，别用无穷无尽的痕迹追责，逼他们变成＂表格填写员＂。劝那些身在一线的人：不必被形式主义耗尽全部心血。

有些事该扛的扛住，有些无意义的事，也要学会不为它耗费真心。我一直觉得，一个社会的治理温度，不看高处，看低处。

看基层干部脸上的疲惫是＂充实的疲惫＂，还是＂空转的疲惫＂，就能判断这个系统的健康程度。三百年前，郑板桥在潍县的衙斋里＂卧听萧萧竹＂；三百年后，一位社区干部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敲完最后一份台账。

他们中间隔着朝代，隔着技术，隔着无数变化，但那份夜深人静时的疲惫，惊人相通。好在这一次，我们不必再让他＂辞官归去＂。

我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把不该压在他肩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搬走。让基层回到基层该有的样子：离百姓近，离形式远；活儿实在，心不空转。这条路，值得走，也走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