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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谈起长征，往往只记住了那支跨越万水千山的队伍，却忽略了另一群人，他们被一纸名单留在了苏区，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剿，承担起掩护主力转移、保存革命火种的任务。

这十二个人，几乎都是毛泽东在苏区时期的坚定支持者或亲密战友。他们当中有毛泽东的亲弟弟，有跟随他做过寻乌调查的秘书，有从井冈山时期就并肩作战的老搭档，也有在"左"倾路线横行时替他说过话、因此被撤职降级的干部。

而最终，这十二个人中只有少数人穿越了漫长的黑暗，活着走进了新中国。

谁走谁留：一纸名单背后的权力逻辑

1934年的秋天，中央苏区的天空已经压得很低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这片红色根据地从鼎盛时期的八万多平方公里，急剧萎缩到只剩瑞金、会昌、于都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带。

蒋介石调集了近百万大军，构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锁线，一步步向苏区的心脏逼近。继续死守，只有全军覆没一条路。战略转移，已是箭在弦上。

但一个关键问题随即浮出水面：谁走，谁留？

当时掌握实际决策权的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大决定，主要由博古和李德拍板。关于哪些干部随军长征、哪些留守苏区，属于核心机密，大多数人直到出发前几天才被通知。

1934年10月13日，在瑞金云石山乡马道口村，博古主持召开了留守苏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最初由五人组成：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

项英任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是留守系统的最高负责人；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瞿秋白任宣传部长；陈潭秋任组织部长；贺昌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随后，又增补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七人为分局委员。

十二个人的名单，就此定格。仔细审视这份名单，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除了项英之外，其余十一人几乎都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三弟，曾任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古柏虽不在分局十二人之列，但作为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也被留了下来，1930年毛泽东进入寻乌时，正是在古柏协助下完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

1933年，古柏因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与毛泽覃等人一起被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的帽子，遭到撤职处分。但古柏始终不服，公开表态："你们只能缴掉我们身上的武装，但不能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

邓子恢是闽西苏区的主要创建者，曾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因路线分歧被降为副部长。张鼎丞是闽西红军创始人之一，谭震林从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他们都是毛泽东在闽西和赣南的重要盟友。

瞿秋白的情况更为复杂。他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与博古之间存在深层矛盾。关于他为何被留下，一种说法是身患严重肺病，难以承受长途行军；另一种说法则是博古等人带有宗派倾向，将路线不同的人排斥在长征队伍之外。周恩来据说曾为瞿秋白的去留据理力争，但未能改变结果。

还有一个关键细节：最初毛泽东本人也在留守名单之中，是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极力争取下才得以加入长征队伍。这从侧面印证了一个判断，决定去留的标准并不完全是军事需要或身体状况，政治因素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当然，留守也有客观的战略必要。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必须有人在苏区牵制敌人、封锁消息。中央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出版，版式、栏目一切如旧，不能让敌人察觉主力已经撤离。

瞿秋白主持的这项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民党军队直到主力红军离开近一个月后，才敢放胆进入苏区核心地带。

谭震林后来说过一句话："我们南方的枪声，替北上的兄弟换来整整三十天。"

任务下达之后，没有人讲条件。项英表示坚决服从安排，陈毅拖着刚做完手术的伤腿投入工作，毛泽覃告别妻儿奔赴前线。留给他们的，是一万六千名留守红军，一个急剧萎缩的根据地，以及数十万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大军。

枪声与血色：留守者的至暗三年

主力红军走后，苏区的天塌了。陈诚指挥二十余万大军，从北、东、南三面向苏区收缩，用碉堡封锁将苏区切割成碎片，再逐片"清洗"。

项英最初以阵地战抵挡，但留守红军主力红二十四师只有几千人，装备简陋，弹药匮乏，根本无法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正面对抗。牛岭一战损失两千余人后，项英才转向游击战，但宝贵的兵力已在错误的战术中消耗殆尽。

到1934年11月底，苏区最后一个县城会昌落入敌手。整个控制区域缩减到瑞金、会昌、于都三县交界处一小片山区。1935年2月，中央发来"万万火急"电报，指示化整为零、分路突围。

项英召集了最后一次分局会议，部署九路突围。突围前夜，在山窝里搭了简易戏台，工农剧社举行了最后一场文艺会演。没有人说这是告别，但在座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或许是他们中许多人此生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第二天起，死亡的阴影便再没有散去。贺昌第一个倒下。1935年3月10日，他率部突围，次日凌晨在会昌天门嶂遭伏击，双腿中弹后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瞿秋白和何叔衡的悲剧接踵而至。2月11日夜，两人与邓子恢等化装出发。途中遭保安团伏击，队伍被冲散。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不愿拖累战友，纵身跳下悬崖。他并没有立即死去，两名团丁搜到崖下，从他身上取走怀表和银元后连开两枪将他杀害。

瞿秋白在混乱中被俘，经历了四个月的囚禁和劝降，始终不屈。1935年6月18日，他在长汀罗汉岭从容就义，临刑前高唱《国际歌》，留下的《多余的话》至今仍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动容的绝笔之一。

毛泽覃同样令人扼腕。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突袭瑞金红林山区，他在掩护游击队员撤退时身中数弹，牺牲时年仅三十岁。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接到电报后，据身边人回忆，攥着纸条半晌没说出一个字。

古柏的牺牲更为惨烈。部队被打散后，他带着不到十个人辗转到广东龙川鸳鸯坑，试图与当地游击队汇合。1935年3月6日清晨，交通员王应湖叛变告密，敌人包围了驻地，古柏在掩护同志突围时壮烈牺牲。二十一年后，毛泽东见到古柏遗孀曾碧漪，得知凶手仍未归案，亲自签署命令要求公安部彻查此案。

梁柏台突围中受伤被俘，面对酷刑拒不透露机密，最终被杀害。年仅二十二岁的李才莲在铜钵山区被叛变的警卫员所害，他的牺牲经过直到五十多年后才从尘封的档案中被发现。汪金祥率部突围至寻乌南部后，也在与敌人的反复周旋中不幸牺牲。

苏区沦陷后，国民党进行了血腥报复。据史料记载，福建长汀楼子坝村三十四户一百四十三人，除一名老妇外出幸免外全村被屠戮殆尽。赣州地区烈士十余万人，约半数是苏区沦陷后被杀害的干部群众。陈毅回忆那段日子："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满坑满谷、满村满野地跑。"

项英和陈毅带领残部突围至赣粤边油山，开始了三年游击战。陈毅在梅山被围时写下绝笔《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他腿上还留着弹片，拄着拐杖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前后五次命悬一线。从最初的一万六千人突围，最后能在油山聚拢的不到一千人。

穿越黑暗的人与倒在黎明前的人

十二位中央分局委员中，在突围和游击战中直接牺牲的有六人：瞿秋白、贺昌、毛泽覃、梁柏台、汪金祥、李才莲，全部倒在了1935年。

穿越了这段黑暗的人，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并非所有人都走到了终点。

陈潭秋在突围后到达闽西，与张鼎丞、邓子恢会合，参与组建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1935年8月他受命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1939年回国后被派往新疆。

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与蒋介石勾结迫害共产党人，中央决定撤离全部在疆党员，陈潭秋坚持排在最后一批，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没有撤离，我就决不能走。"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将他秘密杀害，终年四十七岁。

他的牺牲消息长期被封锁，1945年中共七大代表们还将他选为中央委员，没人知道这位"特殊的中央委员"已在两年前献出了生命。

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中与陈毅并肩坚持，为保存南方革命力量做出重大贡献。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和陈毅整编南方八省游击队组建新四军，项英任副军长。然而1941年皖南事变中，他在泾县蜜蜂洞遭叛徒杀害，未能看到抗战胜利。

十二人之中，真正走进新中国的，是陈毅、邓子恢、张鼎丞和谭震林。陈毅经历最为传奇。三年游击战的九死一生锤炼了他，抗战期间他接任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中指挥华东野战军打出一系列辉煌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十大元帅之一。

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三人在闽西的命运紧密相连。突围之后他们先后到达永定一带，共同领导游击战争。他们的根基深扎闽西，对当地山川地形、群众基础了然于胸，这是他们在重重围剿中存活下来的关键。1938年，他们率闽西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

回头来看这份名单，最值得深思的或许不是谁活了下来，而是为什么是这些人被留下。从客观条件看，有些人确实有不得不留的理由，陈毅腿部受伤，瞿秋白肺病严重，何叔衡年近花甲。

但如果仔细比对长征队伍和留守名单就会发现，有些身体条件更差的人被带走了，而在路线问题上与"左"倾领导层一致的干部则被优先安排随军。留守名单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侧面：政治立场有时比军事才能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去留和命运。

留守苏区的高级将领共二十一人，除一人叛变外，最终只有五人活了下来。这个比例，远高于长征部队的牺牲率。

【主要信源】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瞿秋白留守苏区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研究

《中央苏区留守红军最后突围的细节》，中共中央党校文献

《未参加长征留守苏区的红军高级将领各自结局》，党史人物传系列

《参加长征的人员是如何确定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党的高级领导人李才莲遇害之谜》，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