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八”的回忆(三)刘博昆:沈阳噩梦录(上)

刘博昆,出生日期不详,逝于1976面,辽宁安东(今丹东)人,曾任国民党嫩江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嫩江省政府委员,后被增补为国民政府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选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

流传了三十五年的马君武名作《哀沈阳》,与真正的史实并不相符,可是没人能够否认,它确是极富想象力的两首杰作。

马君武是传播新知的先进,至于他写的这两首诗,正如邓家彦所说:

“不过是激于义愤之作。至于诗中所述的人与事,是否完全与事实符合,他那时远在桂林,自是根据道路传闻而写,并没有亲经目击。以他的个性和作风,自然不暇考证事实可靠与否,故以游戏文章出之。”

邓先生最近也去世了,临终前,能为他的好友了却这件公案,马先生地下有知,也可以无憾了。

“九一八”的前几天,我刚从北平回沈阳,与马先生诗中人物有密切关系的朱光沐当时也正回沈阳。

我听到了日本的炮声,最先与朱通电话相询问,一夜之间曾有几次。若从马先生的名诗去联想,倒是很有趣的巧合。

尤其凑巧的,当晚炮响之前,我倒在电影院看电影,与我同去的是辽宁省党部委员康明震和他的太太。事变之后,他在天津租界被人刺杀,原因何在,凶手何人,至今不明。

“九一八”是历史上的大事,在今天来说,已经成为陈迹。我不敢写历史,甚至不敢承认是在提供史料。只想就这件大事,据我自己的耳闻目睹,说几件零碎但极真实的故事。

我说到的人与事,也许与历史有关,至于我个人,当然微不足道。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五月,我从日本回到北平,一个人住在西山碧云寺的疗养院。

因为遵从医生劝告,日间总是睡在露天的高大树林里。北国的阳光,高爽的空气,在虎皮松下,遥望十丈红尘的北平,心情似乎平静,实际上也不胜空虚。

回想到十年前离开故乡安东,五年前离开沈阳,亡命江南,随军呐喊,只因幻想破灭,才又流落到东京苦读。无奈贫病逼人,虽不敢“好语仁义”,自然更无“奇士之行”,如今落得个被动的“严处”,真正“亦足羞矣”。

突然,某一天下午,我正睡在躺椅上,忽然听到嘈杂的军乐、女人的哭声,由远而近,不久从庙门拾级而上一堆庞杂的人群,而且抬着一口棺材。

丧家披麻戴孝,多半是妇人孺子,而且似乎有些土气,可当我看到送丧的行列,不能不大为惊奇。

这些人不仅毫无土气,而且许多是政坛上闪光的明星,最引我注意的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秋天在南京,我曾听过他连续两小时以上讲演的谢持。

他对于国共分合的经过、西山会议的详情、鲍罗廷的阴谋,条分缕析,坦率真诚,一改我前此对于耳闻的西山会议派的印象。

老实说,从此我对谢先生是颇为钦敬,可目前他就在送丧的行列。另外两人引我注意的,一是傅雨霖,一是王昆仑。

十六年秋,在南京的门帘桥,我们是对立的两方,毫不含糊地打过赤手的交锋。我的战友之一,现在台湾的山东“国大代表”逄化文,就是因为交锋失败而被捉到公安局,后经国民政府三常委之一的李烈钧面允,亲下手谕,才得已恢复自由。

于今,傅、王二人也在这里送丧。此外,更有大名鼎鼎的邹鲁、覃振,以至陈公博。

很显然,这是所谓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联合阵线所组成的送丧行列。

中国向有红白喜事之说,“白”既然可称为喜事,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看热闹的总是大有人在。

北京碧云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碧云寺虽僻居乡间,也许是军乐声与哭声感动了敏锐的听众或观众,于是耳语转成广播,我才知道棺材里睡的是绰号“樊老二”的名人樊钟秀,他是被中央空军炸死的。

北方当局把他的灵柩送在当年孙先生停灵的处所附近,大概是表示崇高的敬意。不过,我当时的感觉似乎有些不伦不类。

当时逐鹿中原的南北大战,正在惨烈地进行,据说双方死伤将近二十万,至少在民国以来是空前惨烈的内战。

记得当时天津《大公报》有篇社论,曾列举两方要角的姓名,称为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似乎大有坐山看虎斗的兴致,从口气、风格看去,这篇社论显然出自张季鸾的手笔。

如果一个人的祸福休咎,真是命里注定,那么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就是张学良政治生命的丧钟,而一年前的“九一八”则是张学良政治生命的顶点。

只因为他这一天的和平通电,阎锡山只好撤出平、津、保,退进娘子关。以中国之大,张学良真好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虽远隔三十几年,我还记得他的通电中,有“事过境迁,恩怨俱了”两句话,这原不过是帮闲文人的滥调,但也可视为民国以来政治变迁的注解,而也无意中透露了张氏个人政治命运的禅机。

时势变迁,恍若隔世。我以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幼稚青年,居然敢于无视炙手可热全盛时代的张作霖,离乡背井,南下参加全国政治改革大运动,居然穿上军装,煞有介事地参加了北伐战役,目击身受五三济南之变。

如今,张作霖尸骨已寒,而我面对现实,痛感幻灭。放眼弥漫全国的政治狂潮,目击个中人数不清的得失恩怨,烽火遍地,何处去觅桃源?

江南的明媚,故都的幽情,我都无意流连,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里,我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沈阳,在一个民间报纸,做了夜间手拿剪刀糨糊的编辑。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一位曾经做过辽宁建设厅长而当时仍是省政府委员兼省党部委员的彭济群,突然函约晤见。

我与彭在一九二九年夏天曾有过一面之缘,彼此可说并不相识。这次见面,他开门见山地约我参加即将成立的辽宁省党部主持宣传,声明这是他商请吴铁城先生所荐。

彭先生言辞诚恳,态度谦和,热烈希望我能接受邀请。我虽然感激他的诚意,不过吴铁城这时已经离开沈阳,无从知道这事的经过。

于此,我想在此追述一下我在沈阳与吴先生接触的情形。

我是由于张溥泉的介绍,才认识的吴铁城,那时还没有被称为“吴铁老”,尚在风度洋溢的壮年,是游说张学良出兵平津的成功人物。

他在彭济群所主持、张学良所亲临的葫芦岛筑港开工典礼上的演讲词,宣扬于平津、京沪各大报,的确是一篇心理战的杰作。

加以其场面豪华、作风新奇,对于东北当政人物的生活方式,不仅能消极地适应,更能积极地启发。

他住在沈阳西关商埠地,那是现代而又高级的住宅区,住宅大门墙外有醒目的红底黑字,虽没有斗大却有升大的“吴委员公馆”几个大字。这种风格不仅当时的南京绝不会有,就是由北京改称的北平,也极少见。

我还清楚记得他在沈阳相见时的服装,蓝花缎面的重裘,黑缎团花的马褂,白纺绸的中式衬衫,两袖卷起,整洁得一尘不染。

这样的扮相,在当时的南京所谓要人,绝没有勇气见客,入境问俗,也可见后高人一等的作风。

他对我极力称赞张汉卿如何如何爱国,如何如何拥护国家统一,冠冕堂皇,无懈可击。

因为,吴铁城机警地知道,其面对谈话的是一个东北人。我对他的谈论,当然只有点头称是,不过我紧接着说:

最近从南京来,南京天气如何冷,又如何下雨,避免谈及当时南京所发生的一件政治大事。

我很轻松地告诉他,某君拿着他所题签的“某先君行状”给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出了一个小难题。

于是,对方像以后大家所熟习的吴铁老那样笑了起来,放弃了原来的矜持姿态,而以自家人的口气谈些与国计民生毫不相干,不成问题的问题。

吴铁城离开沈阳,我事前并不知道,更不知道他向彭推荐我的事。东北三省居然挂起党的招牌,究竟这个新衙门的葫芦里应该卖些什么药,虽然不必认真,但是未尝不是问题。

我是一个曾经走过江湖、卖过膏药的人,三年来已经洗手不干这一行了,现在再叫我抛头露面,弄拳使棒,真感觉难以为情。

可是,这一位彭先生是一位中国人的君子、西方标准的绅士,他在一九一二年就去法国,由中学而大学,而中法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官味,而却极富人情味。

面对这样一个似普通而实非常的人,我将怎么办呢?全面拒绝吗?不忍。全面接受吗?不愿。

中庸之道,接受一半,决定帮他开张,不过希望他赶快物色他人;拒绝一半,我还是做我的编辑,我那时幻想终生吃定新闻饭。

彭先生很不满意,但彼此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协议成功。不久,我自己发现算盘打错了。

报纸的另一位编辑,是一位自命日本通的大连人,也是大连《泰东日报》的老人,他时常回大连,于是我就必须编两版,而且要看大样,如此这般,第二天上午我又如何能到这个新衙门去搞什么宣传。

于是,不是彭违约,而是我自己知难而“进”,辞掉了编辑而专心去搞所谓宣传。

辽宁省党部有三位常务委员,他们是张学良、朱光沐、彭济群。

张学良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司令的煊赫声势,统大军,驻北平,司令部设在西长安街,顺承王府名为私邸,实为公府。

朱光沐够得上是张学良的影子,彼此分不开,自然也要常驻北平。他是副司令行营的总务处长,同时还是东北电信处长、东北官银号总稽核。

彭济群仍是辽宁省政府委员,同时是葫芦岛港务处长,更兼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张本来把这个新衙门交给彭主持,可是葫芦岛的筑港工程,正由荷兰筑港公司承包兴筑,彭是一位极负责的人,这个工程中外注目,他怎能放手不管,所以在葫芦岛时多,当然也常去北平。

那么,这个新衙门岂不是成了空城吗?倒不尽然,现在我要谈到另一位角色——邢士廉。

邢士廉与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同学——杨是张作霖的智囊,邢也是东北新将领的中坚。

杨宇霆被杀以后,邢士廉失掉了兵权,改任为空空洞洞辽宁省政府委员,固然这是张学良的决定,同时也由于他与省主席臧式毅的私交。

更重要的是,邢士廉是第一个代表张学良晤见蒋介石的东北将领,其改弦易帜,邢士廉著有劳绩。

所以,邢士廉以省政府委员而兼省党部委员,正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如今党部三常委,既然一无所“常”,于是邢士廉取代虚三常,而成真一常。

邢士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邢虽然是军人,却有一个“邢老太太”的绰号,其人性情之温和可见一斑。很短期间内,我们彼此颇为了解,相处极感愉快。

他很喜欢邀我到小馆吃晚饭,然后到他家里尽兴地谈天,告诉我从张作霖到张学良他所参与的政治秘密,对张作霖他感恩戴德,对张学良则不无微词。

有一天上午到党部,他忽然很郑重地对我说有要紧的事要谈一谈,接着面色严肃地说:

“刘先生(他惯于这样称呼我),我承认我是军阀余孽,可是我的军装都送给勤务兵了,发誓以后不再做军人,因为我认为军人已经把国家祸害够了。”

我听到这样突然的话,正觉得有些发窘,他接着说:

“不是我发牢骚,昨天晚上在臧奉久(臧式毅)家里谈到半夜。接到戢翼翘(驻北平海陆空军副司令行营参谋长,现在台湾)从北平来的电报,说东北军奉命解决石友三,征询大家的意见。

张辅帅(张作相)极力反对,我也不赞成。

东北军入关以后,关外已经空虚,现在日本人又找麻烦,如果东北军在关内再去打石友三,岂不是丢了老家不管,尽到关内去胡扯吗?

石汉章(石友三)也实在没有出息,自己既然站不住,就把军队交出来算了。

上一次,他到沈阳来谈了很久,一度意思活动有意交出,由东北给他个人二十万,可最后他又舍不得,真是没有出息。

现在,既是要解决他,尽可以要别人去打他,何必我们动手呢?”

我对于他的话,不加可否,他又继续说:

“刘先生,你知道,我从代表大元帅(指张作霖)到日本别府去会唐生智,以后又代表副司令(指张学良)去南京接洽挂旗,老早决心不愿看到国家再有内战。

就因为这种心理,所以有一次同何某某闹得极不愉快。挂旗(指易青天白日旗)之前,何有一次对我说:‘你回沈阳,催促张汉卿赶快挂旗,挂旗之后,我们还有事呢。’

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何说:‘对付阎、冯。’

听到这句话,我不客气地说了,阎、冯都是我们奉军手下的败将,可是现在都是国民革命军,怎么又要我们去对付?

我们为的是不再打仗,所以才要挂旗,若是还要打仗,那又何必要挂旗?

我说过这话,何觉得很窘。不过这段话我到今天也不会忘记。现在说是要打石汉章,我真生气。

刘先生,我是军阀余孽,但是我实在反对再打了。”

三十五年前这一段谈话,我所以记得很清楚,一则由于邢自称为军阀余孽,当时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一则他当时的真诚忧时情操,我颇被感动。

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所挑动的万宝山事件,我曾主张扩大反日宣传,并编印大批宣传书刊,邢不怕花钱,尽量支持我的计划。

他与我的看法相同,认为日本人要制造机会,有心大干。因为有这些事实背景,所以我当时并不认为他是无的放矢,空发牢骚,何况对他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更没有什么政治责任。

八月初,石友三“叛军”被东北军与山西商震军夹击解决。但是在东北,从万宝山事件,继而朝鲜排华事件,最后发生了中村震太郎大佐的失踪事件。

邢士廉与我都觉得风声越来越紧,他很想去北平看看张学良,我也怂恿他快去。

他去了,可是没有等他回来,我也去了,不过去的时候,在中途我先到葫芦岛,与彭济群、康明震盘桓了一天。

在北平遇见朱光沐,他催我早回沈阳,不久他因家事也回沈阳,遇到九一八事变。

不过,邢士廉却留在北平,“九一八”时并不在沈阳。

我一向的习惯是深夜才睡,所以“九一八”夜里,日本攻击北大营的第一炮,我清楚地听到,当时我当然不知真相,继而为连续的炮声所困扰,我就打电话给朱光沐探询真相。

第一次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并且说他曾打电话问王鼎方(王以哲,驻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也不知真相。

不久,我又打电话问朱,这一次他说知道是日军攻击北大营,并且说王鼎方已经离开家,设法向部队联络,其他情况仍然不知。

当时已经是深夜,自然不能外出,同时我判断省党部绝不是日军袭击的目标,当前我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以便应付明天任何的事变。

十九日黎明,我巡视城内外各重要街衢,首先触目惊心的是警察所被捣毁,以及在商埠地所见到的一位被刺杀的宪兵,横尸街头,血流遍地。

我曾与朱光沐以电话约定,到臧式毅家晤谈,用尽方法,才突过日军防线,到了臧宅,朱并没有如约而至。

日军“九一八”事变进攻沈阳旧照

我再遍访有关朋友,以相慰问,并谋对策。我当时判断:

国内政局正是京粤敌对,绝无力足以对日抗争,欲求东北不亡,要看国际有无有利反响。如三五日内国际上没有反响,自己唯有及早脱离虎口,保得此身,以求与暴日长期周旋。

逃离沈阳,我与一般人的逃亡路线不同。多数人逃亡是取道北宁路,就是荣臻、朱光沐也不例外,因而遭受了若干危险的干扰。

我是走向大家所畏惧的日本南满车站,从日本国际观光局买到经由南满路到大连,然后搭乘日本的“大连丸”去青岛的联运票,从青岛经济南,然后去南京。

我是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逃到南京的第一人。我的朋友、“立法委员”张子扬,当时正在南京,当我到京之前,他对关心我的朋友说:

“只要沈阳能有一个人逃出来,我相信刘博昆就可以出来”。

子扬是我四十年前亡命南京的知己。恩师余井塘当时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要我列席当时的最高政治权力机构的中央常会,报告沈阳事变。

当天的主席是叶楚伧,我的报告很长,尤其大胆地提出我的判断与建议。

因为,我曾身遇济南五三之变,所以我把沈阳之变与济南之变相比较。强调说:

日本出兵济南,是打击中国统一的手段,而如今占领沈阳,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目的。

我们以往可以用延宕手段,应付侵占济南的日本,可是我们今天不能用延宕手段,应付沈阳事变。

如果我们没有反击行动,那不仅等于默认它的侵占,更是帮它巩固侵占。

当时“九一八”这个名词还没有流行,所谓义勇军更是还没有产生。不过我强调指出:

日本一定要树立傀儡政权,国亡家必破,我们要不惜牺牲,不择手段地打击日本,不许它建立秩序。

戴季陶对于我的报告颇感兴趣,一再地提出许多问题,有的我加以解释,有的似乎有些小的争辩。最后,他很坚决地要我再写一份书面报告,彼此对话,意气昂扬。

会后,以副部长代理宣传部部务的陈布雷先生又约我长谈许久,我尽量提供我所知的资料,以及我自以为是的意见。

我当时是一个不满二十六岁的幼稚青年,对此历史上重大事件,居然敢在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放厥词,有所主张,并非狂妄大胆,只以身当国家兴亡关头,不敢不尽其匹夫之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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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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