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天,哈尔科夫城外的德军营房里。据战后学者引述的一名党卫军士兵回忆,那里常有乌克兰姑娘和年轻妇女进出,他记下的是"漂亮但绝对冷淡"——而营里管发食物的那个下士,总能找到合他口味的伴。
营房外头是另一幅光景。那年夏天的哈尔科夫黑市,一公斤面包要一百五十卢布,官价才一块七。一个普通工人干满一个月,工资四百卢布。整月的薪水,买不到三公斤黑市面包。

所以那句听着轻佻的话——有吃的就能一夜风流——在1942年的乌克兰,说的是价码。
官价1.7卢布的面包,黑市价是150卢布,这不是市场失灵,是配给彻底断了以后,人只能到黑市上去买命。一升葵花籽油约二百,一公斤猪背膘一千。
而占领当局给当地人开的工钱,普通工人四百,职员约八百五十。一个月拿七百卢布左右的职员,要攒够一公斤猪油,得不吃不喝干一个月还差一点。
等到第二年春天,同样一公斤猪油涨到六千,工资一分没动。这套饥饿不是打仗打出来的意外,是提前画在图纸上的。
1941年,帝国食品与农业部的赫尔伯特·巴克主持设计了后来被称作"饥饿计划"的方案:把乌克兰这类粮食盈余区的农产品成建制运回德国,当地城市人口作为"多余人口"处理掉。

方案自己算过账,预计会饿死约三千万苏联平民。德军的食物分配顺序也写得明明白白,前线部队第一,占领区部队第二,本土驻军第三,德国老百姓第四,被占领国的居民排在最后——排在最后的意思,就是排不上。
哈尔科夫是这套账最直观的落点。四十三万居民的城市,按最低估计,到1942年9月底饥荒已经带走近一万二千人。市政部门自己的统计更细:从1941年12月下半月到1942年12月上半月,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人饿死,占同期全部死亡的58.4%。
市行政部门负责人多勃罗沃尔斯基还提到,有医生填死亡报告时故意绕开"饿死"这个诊断,改写成蛋白质不足性水肿、心脏麻痹、儿童虚弱——医生可能低报死因,实际饿死人数可能更高。
城市还被锁住了。居民不许迁居,不许下乡买粮,抓到就是逮捕加罚款。城外一圈被德军划成掠夺区,牲畜、谷物、存粮一样样征走。你能走的路全被堵死,唯一还敞着口的地方,是营房。

要理解乌克兰人当时是怎么反应的,还得往前推十年。1932到1933年那场人为大饥荒,据学术与官方档案统计,死亡在三百五十万到七百五十万之间。
那是另一个政权在另一个时间实施的另一套政策,和1941年这次不是一回事,但它在人心里留下的东西是同一个:食物可以被当成控制人的工具,谁攥着粮,谁就攥着命。
纳粹的宣传机关还专挑这段往伤口上撒盐,占领区报纸连篇累牍地登大饥荒的文章,想让当地人对德国人心存感激。结果适得其反——老百姓认出的不是恩人,是同一套手法换了个人来使。只是这一回,他们手里多了一样十年前没有的东西。

营房里的景象,最常被引用的是那位党卫军士兵梅格尔的回忆。他十六岁入伍,1941年底跟部队进入苏联,据学者引述,他回忆1942年春哈尔科夫附近营房中有乌克兰女性:营房里经常有不少漂亮但绝对冷淡的乌克兰姑娘和年轻妇女。
而那个负责发放食物的下士总能挑到更丰满、更成熟、合他心意的伴。这是一个人的回忆,不是哪份统计报表,"漂亮"也是他自己的眼光。
但"冷淡"这两个字,是他自己写下来的。一个二十岁的士兵在夸耀战友艳福时,顺手记下了对方脸上的表情——那张脸告诉了他什么,他大概也明白,只是没往下想。他整段话真正的情绪是嫉妒:凭什么是管食物的那个。

凭什么?因为在那座城里,粮食就是唯一的权力。军衔高低、长相好坏都不算数,谁的手伸进面粉袋,谁说了算。
同样是那年冬天,据学者引述的一封德军士兵家信,写信的希尔格向妻子抱怨同一营区的战友:连着几个晚上溜出去,还不总是同一个女人。有天晚上想再去,位置已经被人占了。
其中一个女人的丈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希尔格当时四十岁,结婚多年,信里带着明显的道德评判和自我撇清——他描述别人放荡,多少是在给自己表清白。

可他要撇清的那件事本身,恰恰说明这在驻地是常事,常到写进家书都不用解释背景。德国官方也早就知道。
据Mühlhäuser研究引述,1942年德军占领区报告称,当地女性"自愿献身"给德国士兵,非常频繁是因为想要食物,或者想改善自己的境况。同年8月,利沃夫的首席卫生官在报告里承认,非管制卖淫的蔓延无疑要归到经济状况上去。
所谓"自愿"是什么成色,看一眼城里的人口结构就清楚了。男人们要么在红军服役,要么阵亡被俘,要么进了森林打游击,留在城市里的大批是独自带着孩子和老人的妇女。德国士兵对这个局面心知肚明,所以才觉得自己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接近她们。

乌克兰作家兹维柴娜在1947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哈尔科夫》里写过这座城当时的样子:整团整团从前线下来休整的军队涌进城,找消遣,也找年轻女人的身体,而他们很容易就找得到因为他们能用面包用食物来付账。
一手是面包,一手是全城没有第二个粮食来源。这种局面里的点头,跟情愿是两码事。
德军内部对这件事的记录,语气是抱怨,不是震惊。据Mühlhäuser的研究,1942年3月,陆军总司令部的军需总监抱怨过:食物被"非常频繁"地用作嫖娼的报酬。让他不痛快的是军需品的流失,不是别的。
占领区的德国民政官员则批评国防军士兵,说他们竟然设法保护"他们的姑娘"不被抓去德国当劳工。这些抱怨落在纸面上,纸面上的规矩其实相当严厉。纳粹意识形态严禁"种族玷污",1941年11月,一个装甲师的师长还警告部下不许和俄罗斯女性发生关系,抓到的女方直接交党卫军处决。

可禁令归禁令,与此同时,德军在被占领的欧洲已经办起了大约五百家军事妓院,历史学家克丽丝塔·保尔的保守估计是至少三万四千余名妇女在其中被迫服务。一边把跨种族的性关系定为死罪,一边成建制地建妓院、发访问卡、查性病——所以这从来不是某个下士管不住自己。真正把士兵推向那条路的,是供给制度本身。
东线后勤烂到什么程度:路况差、铁轨宽窄不一、有限的运力优先送弹药而不是送吃的,六十万匹随军战马大批倒毙。于是各步兵师被要求就地取材,自己去当地人手里拿。有士兵形容自己人像蝗虫,落到哪片田哪个村,能吃的一扫而空,然后接着往前走。
1941年11月20日,第11集团军司令曼施坦因把这条逻辑写成了命令:本土的粮食形势要求部队尽可能就地取食,并把尽量多的库存运回祖国。在敌国城市里,大部分居民将不得不挨饿。绝不允许出于被误导的人道主义,把祖国牺牲换来的物资给俘虏或居民,除非他们为德国国防军服务。

这道命令针对的是占领区所有人的口粮,不是哪一类人。但它的实际效果是:士兵手里的面包成了受管制的稀缺物,谁给出去,谁就换得到东西。在这样的处境下,交易长出了各种形态。
这类交换可能呈现不同形态,但核心都是饥饿压力下的性交易或被迫性接触。有的在德国人雇用或强征她们干活的地方被顺手盘剥。
还有一些发生在营房周边或占领区日常接触中。一份1995年汉堡社会研究所展览收集的老兵证词说得更冷:在克里米亚没必要动强的,当地人在挨饿,女人想活命基本上就得出卖身体。
那只是一个人的说法,可它把这套机制的底牌翻了出来——饥饿压力本身构成结构性强迫。账最后是女人来结。据研究称,战后与德国人有过关系的苏联女性被普遍当作通敌者,遭排斥、羞辱,有的面临处决或长期流放,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处置各有差异。

1942到1944年间在乌克兰出生的孩子,据研究者估计,占领儿童约100万至200万,他们背着这个身份长大。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当事人一辈子没开口,这段历史直到九十年代才被认真翻出来。回到营房里那句"漂亮但绝对冷淡"。据梅格尔的单方回忆,他称这些女性"冷淡",那不是矜持,那是一个人明知没有别的路时脸上剩下的东西。
有吃的就能一夜风流——这句话在1942年的乌克兰站得住,靠的不是姑娘们的意愿,是城里一万三千多个饿死的名字,是一公斤面包一百五十卢布的价签是那道白纸黑字写着"不许出于被误导的人道主义"的命令。那个管食物的下士,一辈子大概都以为自己只是运气好。
参考资料:
普弗女囚营:集中营妓院中性别的工具化.《普林斯顿历史评论》(Princeton Historical Review)2025年冬季号
受害者、英雄、幸存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的性暴力.温迪·乔·格特耶詹森博士学位论文/著作
更新时间:202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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