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聚着13个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28岁，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会议临结束那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就此落地。

2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13人中只有毛主席、董必武站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人或牺牲、病逝，或脱党、叛变，还有人当了汉奸。

这样一手开局，凭什么能赢？如果这群人里没有那个湘潭来的高个子青年，历史会不会再派一个人顶上？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里写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每一个中国人都打心底认同这句话，但是很多人也会往深一步思考。

如果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为什么翻开史书，我们记住的偏偏是那些名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到近现代的一系列人物，这难道不矛盾吗？

实际上这不矛盾，矛盾的是我们对“创造历史”这四个字的理解。

很多人下意识地把“创造历史”等同于“做决定”，好像历史就是几个大人物坐在屋子里拍脑袋定下来的，这种理解本身就有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早就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注意，是“人”的活动，不是“某个人”的活动。历史是无数普通人的生产、斗争、迁徙、建设，一点一滴堆出来的。

但是，人民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变成历史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民就有历史”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有人民就一定能赢”这个判断是错的。

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历史合力论”，他指出，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也就是说，人民的力量是分散的、多方向的，它需要一个“组织者”和“凝聚者”，才能从潜在的力量变成现实的结果。

所以承认人民是主体，不等于人民的力量会自动变成结果。

水再大，没有河道只会泛滥。

中国2000多年王朝史反复论证着这一点，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农民的怒火一次次烧遍半个天下，又一次次被镇压或被摘桃子，不是百姓不拼命，是没有新的思想武器和能把散沙拧成绳的组织。

1927年大革命轰轰烈烈时，全国工会会员280余万人，农会会员970余万人。

可蒋介石、汪精卫一翻脸，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党员从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工会农会几乎散尽。

几百万人的组织，几个月就塌了。

人民的力量就摆在那里，没有正确的道路、军队和领路人，只能是砧板上的肉。

那么回到那个假设，如果没有毛泽东，会出现“李泽东”或者“张泽东”吗？

实事求是的说，这个问题无法用简单的“会”或者“不会”来回答。

如果说“会”，就是等于把伟人当成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不会”，又等于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一面。

所以这个问题把表面一层抛开了看，实际上就是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问题。

而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这个“偶然”是不可替代的。

1927年毛主席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闯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新型人民军队就此成型。

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他被解除军权2年多，“左”倾教条主义接管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0月，86000多人渡过于都河，到陕北时只剩7000人上下，平均每走300米就倒下一名战士。

同一支党、同一支队伍，路线一变就滑向覆灭边缘，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才活过来。

历史自己做过对照实验，替代者不是没来过，来了，差点赔光家底。

1938年5月，全面抗战打了10个月，亡国论、速胜论吵成一团，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论持久战》，把防御、相持、反攻3个阶段讲透，结论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众一旦组织起来，侵略者就如野牛冲进火阵。

这套办法本本上没有，共产国际没有，欧洲工人运动里也没有。

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4000多万字的《二十四史》写满批注，王朝循环的死结、历代农民战争功败垂成的缘由，他都嚼碎了接上马克思主义。

别人看见的是泥腿子，他看见了历史的主角。

解放战争中，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42天歼灭154万余人。

这不是一个人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是几百万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是翻身农民参军支前换回来的。

可同样事实的是，西柏坡几间土坯房里发出的电报，决定了这盘棋怎么落子。

足以见得，人民是洪流，领袖是河道和闸门，两个事实同时成立。少讲哪一面，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人们记住伟人领袖，记住的其实是中国人民自我解放这条道路，他的名字是这一切的凝结点。

这支队伍唱的歌里写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不矛盾。

毛主席的伟大，不在于替人民做主，而在于把散沙般的人民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

天安门上挂着他的像，挂的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瞬间。

逆潮流而动的“汪精卫”们则被钉在另一种位置上，记住谁忘掉谁，裁判权在人民手里。

所以结论依旧是——简单说会或不会，都是在偷懒。

尺度拉到几百年，时代需要迟早会召唤出承担角色的人，这是必然；可在民族生死攸关的几十年里，这个人何时出现、水平够不够、能不能带队闯过最危险的关口，全都是偶然。

替代者也许会来，却也可能太晚或撑不起局面。

必然性需要借偶然性开路，但偶然性从不保证准时，也不保证质量。

建国之初，13人里只有2个走到天安门，容错率之低可想而知。

毛主席恰好在场，他兼具对农民的理解、对历史的通透、天才般的军事思维和压不垮的意志，这种组合可从来不是能随叫随到的。

伟人的出现，可以说是天佑中华。

但这个天不是掉馅饼的天，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根系、上百年的屈辱积压和亿万民众求解放的渴望共同孕育的。

土壤在才长得出大树，可大树能否赶在暴风雨前成材，没人打包票，这正是值得庆幸之处。

人民史观真正教给我们的，既不是坐等伟人横空出世，也不是嘴硬说有没有谁都一样，而是看清这层关系。

伟人伟大，是因为他把根扎进人民，把人民的力量从可能变成现实。

人民需要领袖，是因为一盘散沙的善良和愤怒，在武装到牙齿的旧秩序面前不堪一击。

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创造历史，但历史也需要记住那些在关键时刻让普通人的力量得以正确释放的人。

这两件事从来就不矛盾，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且少了哪一面，都不能再算是一枚硬币。

读懂这一层，再读毛主席的那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才算真正读出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