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汪精卫是一个被牢牢钉在民族耻辱柱上的名字。他早年是辛亥革命中“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志士，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傀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

课本清晰地定性了他的历史身份，却很少提及他临死前留下的一篇特殊绝笔。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死前一个月，他自知病重难愈，口授了一篇题为《最后之心情》的文稿，由妻子陈璧君誊写校正，特意叮嘱亲信“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后二十年发表”。

这篇被他刻意尘封的遗言，没有半句对叛国行径的认罪与忏悔，反倒通篇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解，甚至自封“忍辱负重的救国者”，把投敌卖国包装成了“为国家留一线生机”的牺牲。

一篇藏了二十年的“临终辩词”

《最后之心情》成文于1944年10月。此时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已逾八月，连日高烧不退，62岁的他自知“或有不测”。

此时的大背景是：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美军已经反攻到日本本土附近，中国战场上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汪伪政权早已风雨飘摇。汪精卫清楚地知道，日本败局已定，自己的傀儡政权也走到了尽头；他更清楚，一旦抗战胜利，自己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于是，这篇《最后之心情》，成了他为自己身后名精心炮制的“辩护词”。

这篇文稿在当时并未公开，直到近二十年后的1963至1964年，曾担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朱子家（本名金雄白），在香港春秋杂志社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中首次收录此文。1981年9月，台湾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4册，也收录了这篇文稿，并注明“录自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两个版本仅个别字词、标点略有差异，核心内容完全一致，印证了这份史料的真实性。

把叛国投敌，包装成“与虎谋皮救百姓”

汪精卫在文中用了近一半篇幅，为自己脱离重庆、投靠日本的行为构建了一套“合理性”叙事，核心逻辑就是“与虎谋皮论”。

他声称自己之所以和重庆政府决裂、和日本合作，是为了在沦陷区保护老百姓，将来战争结束，自己把沦陷区完整交还中央，比日本人直接扶植的傀儡政权要好得多。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交涉有成无伤于重庆方面的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进攻，仿佛自己在日伪之间周旋，反而帮了抗战大忙。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汪伪政权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工具。政治上完全听命于日本顾问，出卖国家主权，承认伪满洲国，允许日本在沦陷区驻军；经济上配合日本掠夺粮食、矿产、棉花等战略物资，支撑侵略战争；社会控制上建立特务组织，镇压抗日力量，残害爱国同胞。沦陷区人民不仅要受日本侵略者奴役，还要受汪伪汉奸压迫，基本生存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哪里谈得上“生存条件之保障”？

所谓“延缓敌人之进攻”更是无稽之谈。正是因为汪伪政权替日本维持了沦陷区统治秩序，日军才得以抽调大量兵力投入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反而加速了战争扩大。汪精卫口中的“与虎谋皮”，本质上就是“为虎作伥”。

偷换革命概念，拿“釜薪观”给自己贴金

为了让叛国行为看起来更有“情怀”，汪精卫还挪用了自己辛亥革命时期的“釜薪观”，往自己脸上贴金。

他在文中反复提及“不望为釜望为薪”，把自己比作牺牲自己的“薪柴”，仿佛投敌卖国是一种舍生取义的革命行为。事实上，“釜薪观”是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朝摄政王载沣前夕，在给吴玉章的信中提出的。当时他写道，革命如煮饭，釜之德在恒，薪之德在烈，自己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那时的“为薪”，是为了推翻封建帝制，甘愿牺牲生命，是真正的革命热血。

而半个世纪后，汪精卫口中的“为薪”，却是投靠民族敌人，出卖国家利益。二者一为救国、一为卖国，本质天差地别。当年那个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革命青年，到了晚年，反倒把革命牺牲精神拿来给汉奸行为当遮羞布。

更可笑的是，他还在文中伪造自己的革命履历，声称自己追随孙中山四十年。算一算时间就知道：1905年汪精卫加入同盟会，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满打满算才20年，而且期间他还曾多次脱离革命队伍，远赴法国过起悠闲生活。孙中山逝世后，他更是一步步走向反共、反蒋，最终走上投日卖国的不归路，哪里来的“追随国父四十年”？

除了为自己辩解，《最后之心情》里贯穿始终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反苏反共，以及为汪伪集团谋划后路。

他公然污蔑苏联援华是“欲我苦撑糜烂到底，阴以弱我国本”。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谎言。历史事实是，抗战初期，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向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国家。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上千架飞机、上千门火炮、数万挺机枪，还派遣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直接参与中国抗战。汪精卫刻意歪曲这一事实，本质上是为了分裂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诱导重庆政府放弃抗战、对日议和。

临终前，他特意叮嘱陈公博、周佛海等亲信加紧防共准备，甚至还向重庆政府“表功”，声称自己在沦陷区防共是为“将来国土完整”做准备。而他所有反共表述的最终目的，是谋划“宁渝合流”。他在文章结尾反复强调“党必统一，国不可分”，嘱咐手下人务必推动南京伪政权和重庆政府合并，还安排由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由陈璧君、陈公博出面以他的名义和重庆方面接洽。很明显，汪精卫知道日本必败，所以提前给汪伪集团找退路，想用反共当“投名状”，和重庆国民党合流，以此逃避汉奸罪责。

整篇《最后之心情》，汪精卫都在营造一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氛围，试图乞求国人的同情和宽恕。他说自己“行险侥幸”“自毁其人格”，是“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统治下的沦陷区“教科书决不奴化”，岳飞、文天祥的文章照常诵读。

但这又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历史事实是，汪伪政权把“反共和平建国”定为教育方针，在沦陷区全面推行奴化教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删除所有涉及抗日、反日的内容，把“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塞进教科书；强迫中小学生学习日语，接受每周一小时的“精神训话”；开展所谓“新国民运动”，进行“思想清乡”，向民众灌输卖国思想。岳飞、文天祥的爱国文章早就被从课本里删掉了。这哪里是“决不奴化”，这就是赤裸裸的文化奴役。

更讽刺的是，汪精卫在文中假装愧疚，说遗憾自己没能亲眼见到东北收复。可事实上，汪伪政权成立后第一时间就和日本签订了《日华基本条约》，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承认东北脱离中国版图。他连国家主权都已经出卖了，又有什么资格谈“收复东北”？

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于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的前夜。整篇近三千字的文稿，没有一丝对叛国行为的忏悔，没有一句对沦陷区人民的愧疚，满篇都是狡辩、谎言、贴金和政治算计。他以为靠一篇精心炮制的遗言，就能洗白自己的汉奸罪名，就能让后人相信他是“忍辱负重的救国者”。

但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无论他多么巧言令色，都改变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最紧要关头，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投靠了侵略者，成立了傀儡政权，出卖了国家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课本里对他“汉奸”的定性，从来没有错。

你觉得，一个人临死前的辩解，能改变历史对他的定性吗？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也把这段历史转给更多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