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年》所展现的五代乱世，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历史现象：沙陀人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建立的后唐，以及后晋、后汉，都被中原百姓和南方政权视为正统。

唯独契丹人耶律德光进驻开封后，仅仅两个月后就四面楚歌，引发中原百姓武装反抗，被迫仓皇北逃。

同样是“外族”，为何中原百姓对契丹和沙陀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

1.沙陀不遗余力融入中原

其实，沙陀人并非是一夜之间，出现在中原王朝舞台。早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就率领部众从吐蕃统治下东归大唐。

这段东归之路充满血泪，三万人跋涉河西走廊，面对吐蕃骑兵的围追堵截，抵达灵州时，三万人仅剩两千人，朱邪尽忠也在归唐途中战死沙场。

后来，朝廷将沙陀人被安置在盐州、代北一带，纳入军户。此后的近百年间，他们为唐朝征战四方，甚至在黄巢起义时帮助唐朝平叛乱军。

唐懿宗时期，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三千骑兵参与镇压庞勋起义，作战勇猛，居功至伟。朝廷不仅封赏官职，而且还赐朱邪赤心姓“李”，名“国昌”，编入宗室属籍。

从此，朱邪赤心变成了“李国昌”，他的儿子不再叫朱邪克用，而称李克用；孙子也不叫朱邪存勖，而叫李存勖。

赐姓入籍，意义非同小可。

这意味着沙陀首领，被正式承认为大唐宗室成员，沙陀军队成为合法的“李家军”。当朱温篡唐称帝时，李克用仍奉大唐正朔，以复兴唐朝为名与之对抗。

这种政治姿态，为日后李存勖建立“后唐”奠定了无可争议的正统性；他以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加上父祖三代为七庙，明确宣告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者。

其实，到五代时期，沙陀人的汉化已相当彻底；他们不仅姓汉姓、说汉语、穿汉服，还与汉人广泛通婚。

同时，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西域、融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后裔；这种深度融入，使中原百姓很难将他们视为“外族”。

二、契丹人长期的军事威胁

不过，与沙陀的百年融合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契丹人与中原的紧张关系。

虽然说，契丹早在南北朝时期就被众人所知，但未能像沙陀那样融入中原体系。

从后梁开始，契丹就不断南侵：攻幽州、围定州、扰河北，边民深受其苦。即使在后唐最强盛的时期，李存勖、李嗣源也多次率军与契丹激战。

同时，契丹的南侵带有强烈的掠夺性质。

耶律德光时期，契丹连年入寇，抢掠民财，霸占妻女，屠杀边民，令中原百姓对于契丹人十分痛恨；长期的敌对状态，使中原对契丹形成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

所以说，当耶律德光于947年灭后晋进入开封时，表面上是征服者，实际上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者。他不懂得中原的治理逻辑，也不了解民心的向背。

三、耶律德光的“三大过失”

据《辽史》记载，耶律德光在北返途中曾总结自己的“三大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

这三条过失，条条致命。

第一是粮草问题。

契丹沿袭草原旧俗，以“打草谷”的方式就地征粮。入汴之后，“纵胡骑打草谷”，四处抄掠，数百里间“财畜殆尽”。这种掠夺行为摧毁了占领区的经济秩序，让百姓从失望走向绝望。

第二是搜刮民财。

耶律德光下令“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搜刮来的财物“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这种全城大索，只取不予的方式，彻底寒了人心。

第三是人事安排。

耶律德光没有及时让原后晋节度使返回驻地，而是试图用契丹官员直接治理地方。这些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大肆敛财，百姓苦不堪言。

相比之下，沙陀人政权则完全不同。他们沿袭唐朝制度，尊重地方节度使的权威，赋税体系也相对稳定。刘知远建立后汉时，就下令停止搜刮，赢得广泛响应。

四、个人总结

虽然说，契丹灭掉了后晋，但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在与后晋的三次大战中，契丹军队损失巨大，国力也是损耗。

后晋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源于杜重威率20万大军投降，使得契丹得以长驱直入，而这种胜利并不等于民心归附，以至于最后耶律德光仓皇北撤，途中病死于栾城。

其实，中原百姓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统”，看的并不是统治者的血统，而是其是否遵循中原的制度与文化规范。

沙陀人用近百年时间完成了身份转换：从西域别部到大唐宗室，从“外族”到“自己人”。他们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在制度、语言文化上与汉人已无区别。

反观契丹人，虽然军事领域强大，却始终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大肆劫掠，既没有融入的意愿，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充其量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部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