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中央特科奇人，其发展、领导和联络对象都是战略级情报员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这是我一直很想写，也非常钦佩的一个老前辈。可以说，在学习和研究中共隐蔽战线史的过程中，有许多先辈是绕不开的，他们的影响力是对中国革命进程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人，如一代名相伍豪，如一代奸雄赵容，如纵横大江南北，却一生挣扎在历史（政治）的漩涡中无法自拔的肖淑安，如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如新中国第一代院士（学部委员）李强等等。

而我今天要说的这位，在学术上，是中国经济学巨擘，而其在中央特科的经历，更是独树一帜。他就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王学文。

1895年，王学文生于江苏徐州一个普通家庭，原名王守椿，号首春。这个从江南走出的青年，后来改名王学文，不仅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更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留下了非凡足迹。他的一生，始终在学术与革命两条战线奔波，步履坚定沉稳。

1910年，十五岁的王学文怀揣求学救国的初心，告别家乡赴日留学。彼时中国山河破碎，他深知唯有学好本领才能救国，克服语言、习俗的阻碍，刻苦钻研功课，一心想进入顶尖学府深造。

经过数年努力，王学文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师从上世纪初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河上肇的课堂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王学文深受触动，大量阅读经典著作，结合中国实际思考救国之路，逐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段留学经历也为他日后的学术和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5年，王学文以优异成绩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27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毅然放弃海外优渥条件，回到阔别十七年的祖国，不久后转为中共党员，在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任党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党团书记、中央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等，在1930年开始进入中央特科，1933年完全从事在中央特科的隐蔽斗争。

从重新踏上祖国土地那一刻起，其就将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除了在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反战情报人员，还发掘并发展了多位后来闻名的情报工作者，其中就包括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的沈安娜，以及台湾籍中共情报员谢南光等人，为以后中共战略级情报网络的构建埋下了重要伏笔。

回国后的王学文，被派往上海工作。当时的上海，局势复杂多变，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密探和特务，从事革命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王学文没有丝毫畏惧，他隐姓埋名，以学者的身份为掩护，悄悄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和地下工作。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小心翼翼，说话做事都要格外谨慎，生怕露出一点破绽，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在上海，他结识了鲁迅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彼时的鲁迅，已经是文坛的旗帜性人物，同样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和对革命的向往。两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经过一番筹备，他们联合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这个组织的成立，为上海的进步青年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活动的平台，也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盟内，王学文积极组织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团结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为革命事业凝聚了力量。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革命理论人才变得愈发重要。王学文深知，革命不仅需要武力斗争，更需要理论指导。于是，他牵头参与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并担任首任党团书记。在这两个组织里，他一边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边开展社会调查，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状，试图从理论上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那段时间，他经常熬夜备课、撰写文章，有时候为了一个理论观点，会反复查阅资料、反复论证。

1930年，一件看似寻常却暗藏风险的事情，落在了王学文的肩上。日本间谍机构创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向他发出了任教邀请。这个书院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实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搜集中国情报的重要据点，里面的学生大多是日本青年，很多人毕业后都会进入日本的情报机构，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接到邀请的那一刻，王学文陷入了沉思。去，就意味着要深入虎穴，随时可能暴露身份，面临生命危险；不去，就失去了一个接触日本核心情报、影响日本青年的绝佳机会。

经过慎重考虑，王学文决定接受邀请，报请了伍豪批准，他潜伏进东亚同文书院，开展秘密工作。他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步都必须格外小心。进入书院后，他表面上是一名尽职尽责的经济学教授，认真备课、授课，深得学生们的喜爱；暗地里，他却在悄悄观察，寻找可以争取的对象，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导他们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在书院的学生中，有几个日本学生引起了王学文的注意，其中就有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这两个年轻人虽然是日本人，但内心善良，对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有着自己的思考和不满，常常在课堂上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王学文看出了他们的与众不同，开始有意识地接近他们，在授课之余，经常和他们交流思想，给他们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向他们讲解帝国主义的罪恶和反战的意义。

从左至右分别为尾崎庄太郎、西里龙夫、中西功

在王学文的指导和培养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反战战士，甚至在以后加入了中共，并且成为正式的中共情报员。

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悄悄搜集日本军队的机密情报，包括日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物资运输路线等重要信息，然后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王学文，再由王学文转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那段时间，王学文成了连接中西功、西里龙夫与中共党组织的桥梁，每天都要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传递情报、传达指令，时刻都面临着被特务发现的风险。

有一次，中西功搜集到一份日军的机密情报，需要立刻传递给王学文。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愈发严重，街头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稍有不慎就会被盘查。中西功冒着危险，将情报藏在一本经济学著作的夹层里，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往与王学文接头。而王学文这边，也提前做好了准备，乔装成一名普通的商人，在接头地点等候。就在两人即将接头的时候，几名特务突然出现在附近，开始盘查过往行人。

王学文临危不乱，假装整理自己的货物，用眼神示意中西功赶紧离开。中西功心领神会，悄悄转身，混入人群中，顺利摆脱了特务的盘查。而王学文则主动上前，接受特务的盘查，他沉着冷静，回答问题滴水不漏，特务查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只好放行。等到特务离开后，两人再次约定接头时间和地点，最终顺利完成了情报传递。

沈安娜老前辈

在东亚同文书院期间，他还特意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沈安娜一次，这也是两人潜伏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见面。为了保密，沈安娜只知道他的代号“老李”，平日里称呼他为“舅舅”，王学文在这次见面中，详细叮嘱她隐蔽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告诉她要严守机密、遵守纪律，表面上要伪装成拥护国民党的样子，心里却要坚守革命信仰，这些叮嘱也成为沈安娜后来十四年潜伏生涯的行为准则。

1933年9月30日，世界反战争调查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汇山路（今霍山路）85号秘密召开，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极力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也向租界施加压力，妄图阻挠会议召开。彼时王学文，虽未直接出席会议，却积极配合中央特科，参与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和外围保障工作，利用自己的隐蔽身份，联络上海各界进步人士、传递会议相关信息，协助宋庆龄等同志接待前来参会的国际代表，包括世界反战委员会主席马莱爵士、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伐扬-古久里等，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支持。

当时，委员会领导人巴比塞住在一家旅馆，日本特务买通旅馆的一个茶房，企图将巴写给苏联的信拍照弄出来。手岛博俊作为新闻记者获得这一消息，王学文得知后及时报告组织，通过了特殊渠道通知和提醒了巴比塞。

王学文还发展了一个很重要的日籍情报员，尾崎庄太郎。他们之间的单线联系人是中央特科成员，中共反帝委员会和外兵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也是“日支斗争同盟”的发起人之一，负责联系日本陆军武官室情报关系的蒋文来（烈士）。

蒋文来（烈士）也归属于由王学文介绍入党的台湾籍中共党员谢南光，其也是台湾新诗与白话小说的开拓者。后来谢南光成为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对日情报战略级研究机构）重要成员，而这个“国研所”却同时也成为中共情报系统的秘密堡垒。

彼时，谢南光经常向特科提供有关日本、国民党及帮会方面的各种情报。通过谢的华联社还挑拨日本和国民党的关系，扩大敌人之间的矛盾。谢还搞到一份日本制闽南的军用地图。他还搜集了黄郭勾结日本的情报。谢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到广西见李宗仁，谈发展广西经济问题，开始李看不起谢，但谢讲的头头是道，引起李对谢的重视。谢南光做过新疆盛世才的情报工作。

从右至左：谢南光、王学文、张锡祺

蒋文来因为去拍摄游行示威被捕，后移交给日本特务机关。王学文和陆军武官室的关系就失去联系。于是让手岛设法找到武官室的关系。同他约定时间、地点见面。这个人就是尾崎庄太郎。当时，日本特高课已在到处怀疑，派人监视，进出很不方便。后来尾崎想了个办法，说要到法南区学中国话。但出来时有一个日本人陪着。每次见面都是晚上，彼时王学文已经不能公开露面。第一次见面时，他用纸擦鼻涕，然后扔掉，他走远后躲藏在暗处的王学文再去捡拾，这纸上就是情报。或者吸烟，把空烟盒子扔掉，烟盒子里放着情报。每次都有重要情报。其中有一份是反映中共东京支部被破坏的情况。

1935年，王学文曾短暂去香港避险，走前将手岛博俊的关系通过特科人员徐汉光交给彼时特科负责人之一徐强（二徐为堂兄弟，中共“徐氏三兄弟”），回来后，手岛博俊继续由王学文掌握。

王学文的情报关系让特科的枝枝桠桠到处发展，中央特科的湖南组（从建立到后期发展演变，一直到解放，从未遭受过破坏），也是其发展的刘道衡（同盟会元老）领导的，刘道衡的侄子刘纯宜（中共在湘南地区重要的地下组织者和武装策动人）加入中共，王学文是其入党介绍人。

在中央特科，王学文曾主管过西南的情报工作，其领带下的情报员（关系）就有、梅电农(梅龚彬)、胡兰西、宣侠父、钱铁如，以及国民党空军军官和张庆孚亲属等。

而在香港期间，王学文通过宣侠父（烈士），联络上了后来的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宣，金为亲属关系）。并写文用金的名义在胡汉民主办的《新三民主义》杂志发表两篇文章，揭露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抵抗不抗日的行径。并且，根据潘汉年的指示，恢复了特科与何思敬（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邓初民（中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教授）的关系。

在刀尖上的岁月，在王学文潜伏东亚同文书院的七年里，发生过无数次的危险。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次化险为夷，成功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培养的情报网络，国际情报员都成为隐蔽战线中一支特殊的力量。

而这七年里，王学文通过有效的联络，观察和发展，给以后的中共情报组织建立战略级情报小组“上海情报科”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

他领导的日籍反战人士以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为主（支部书记是安斋库治，后成为日共领导人之一）成立了“中日斗争同盟”(日方称“日支斗争同盟”)，参加的有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二、三十人。这些人成为“上海情报科”中的主干情报员，活跃于侵华日军的心脏部门。

在这里，也要祭奠一下为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牺牲的中共日籍情报员白井行幸、新庄宪光、滨津良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很快沦陷。王学文在上海的工作变得愈发艰难，日军的搜查越来越严格。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也为了让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组织决定让他前往延安。

前往延安的路程，充满了艰难险阻。一路上，要穿越日军的封锁线，还要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盘查，有时候需要步行几百里，有时候还要乔装成农民、商人，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跋涉，他终于顺利抵达延安，那一刻，他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下来，看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他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到达延安后，王学文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在党校，他负责培养革命干部，每天备课、授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后来，王学文又历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等职。在马列学院，他负责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组织编写教材，开展理论研究，为培养大批高素质的革命理论人才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他结合自己在上海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指导开展对敌宣传和情报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他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哪怕在艰苦的环境中，也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经常和其他学者一起交流探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王学文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他被任命为中央马列学院教授，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干部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普及工作十分重要。王学文深知，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培养大批懂理论、懂经济的人才，就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是，他一边授课，一边开展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曾在1930年发表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革命的关键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认为中国是封建主义社会，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王学文在这篇文章中，结合自己多年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科学论证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他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依然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直到今天，这篇文章依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王学文一生都在精研《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陪伴了他一生。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资本论》进行了系统的解读和传播。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资本论研究文集》等著作，通俗易懂地阐述了《资本论》的核心思想，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资本论》，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在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王学文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不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深入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经济现状，将《资本论》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性的观点和建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他常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死记硬背，不能脱离实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作为一名教育家，王学文在上海、延安、中央党校等地数十年授课，培养了大批经济与理论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中坚力量，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5年，王学文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九十岁。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隐蔽战线的贡献，更是如高山仰止，今天我们能所见的，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