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里，有一件颜色很显眼的清代士兵上衣，用的是桃红色布料，对襟无领，衣边镶着一圈宽宽的黑绒。

这件衣服的来历很清楚，1960年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捐赠，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在2021年12月21日公布了它的藏品信息。

衣服前后胸各髹了一块棕色漆底，上面用宋体写着“锐军正前营步勇哨兵”八个字，馆方说明这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清军士兵穿用的。

八个字里，部队番号、营别、兵种都有了，而夹在中间的那个“勇”字，恰好是清宫剧观众最熟悉、却又常常说不清来历的一个字。

清代士兵外面罩的这种衣服叫“号衣”，前胸后背留出一块位置写字，谁属于哪一类人，旁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看过清宫剧的人大概都有印象，镜头里常见的字有四个，“兵”“丁”“卒”“勇”。

这四种人穿的衣服样式差不多，站在一起也分不出高低，可要是翻开清代的典章制度，他们的出身、饷银和前程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经制之兵，粮饷有额升迁有路

四个字当中，“兵”的分量最重，它指的是登记在国家经制册籍里的正规军，主体由八旗和绿营两部分构成。

八旗的起点要追到努尔哈赤，1601年他将部众编为黄、白、红、蓝四旗，到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八旗的框架就此搭成。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在这几十年里，八旗始终是这股力量的骨干。

八旗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光管打仗，也管户籍和日常生活，旗人平时在旗下过日子，有战事就披甲出征。

1644年清军入关，要管的地方从关外一下扩展到整个中原，八旗那点兵员显然撑不起这么大的摊子。

清廷于是在顺治年间参照明代营兵的办法，在各省收编明军旧部、招募汉族兵员，因为以绿旗为标志，这支部队就被称作绿营。

绿营的规模相当可观，据文献记载，康熙年间兵额有59万余人，到了道光年间账面上还有58.5万人。

不过当时军中吃空额的现象很普遍，册子上的数字和实际能拉上战场的人数，中间往往隔着一大截。

八旗和绿营虽然待遇不一样，但都属于“经制兵”，有定额、有钱粮、有名册，“兵”字的含金量就在这里。

清代对饷银有明文规定，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领催每月饷银四两，马甲每月三两，另按季发放米粮。

绿营的标准要低一档，马兵每月二两，战兵每月一两五钱，守兵每月一两，同样另有月米。

单看这几个数字，八旗比绿营明显高出一截，可不管哪一档，只要胸前是个“兵”字，每个月都有一份固定的钱粮落进口袋。

比钱粮更要紧的，是一条往上走的路。

中华文史网收录的清代兵制资料里提到，八旗、绿营的武职官员，凡是从兵丁一级级拔补上来的，都叫“行伍出身”。

绿营兵丁可以按例拔补把总、外委、额外外委这些基层武职，八旗的前锋、护军、马甲也各有可以补授的官缺。

也就是说，写着“兵”字的人既有饭碗，还有机会靠资历和军功换一顶官帽，这一条另外三种人基本摸不着。

绿营内部的分工其实很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清史研究》在2021年9月15日出版的第5期上，刊发了温海波、谢殿诚的论文《字识与清代军政管理》。

论文考证，绿营里有一种专管文书的兵种叫“字识”，由明代的识字兵承袭而来，顺治初年就已出现在军务运转中，到康熙中期初具规模。

连抄写公文都单设兵额，经制兵这套体系有多严密，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得出来。

应募之勇，战时成军战后遣散

“勇”字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它最根本的特点是不在经制之内，属于临时招来的人。

清代在战事吃紧时招募乡勇的做法早就有，可“勇”真正成规模地走上前台，要等到咸丰年间。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八旗和绿营在这一路上接连吃了败仗。

清廷只好让各地自办团练，1853年1月，在籍守制的曾国藩奉旨帮办湖南团练。

曾国藩没有照搬绿营那一套，而是另起炉灶招募乡勇，自己选将、自己练兵，后来练成了湘军。

1862年，李鸿章仿照湘军的路数在安徽招募淮勇，组建淮军，同年4月起陆续开赴上海作战。

湘军、淮军士兵号衣上写的正是“勇”字，正是这批人后来成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

有意思的是，勇营给的钱并不少，湘军正勇每天饷银一钱四分，折算下来一个月有四两二钱，比绿营战兵高出一大截。

问题出在名分上，勇营没有国家正式兵额，打仗时临时招，仗打完就裁撤，名字进不了经制册籍。

一旦遣散回乡，原来那份饷银跟着就没了，长期的钱粮和行伍升迁更谈不上，跟端着铁饭碗的经制兵根本没法比。

到了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打，以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仍在大量募勇应急。

国家博物馆那件“锐军正前营步勇哨兵”上衣，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实物。

从这件衣服还能发现一个细节，真实的号衣通常不会只写一个孤零零的“勇”字，而是连营名、兵种一并写上，方便点名和管理。

丁卒之役，运粮守狱另成一路

剩下的“丁”和“卒”，都不是冲锋打仗的角色，但各自守着一份差事。

“丁”在号衣上一般对应后勤、运输和杂役人员，影视剧里运河边上的河工，衣服跟士兵差不多，胸前写的就是“丁”字。

清代南粮北运靠的是漕运，沿大运河把粮食送进京城，驾船押运的人叫“运丁”，看守粮仓的叫“仓丁”，修堤治河的叫“河丁”，此外还有屯丁、驿丁等名目。

这些人分属卫所、漕运、河道等不同衙门，按规定能领到一定的月粮和津贴。

和战时才招、战后就散的“勇”相比，“丁”的差事算是比较固定的。

可是放到“兵”跟前，“丁”既没有同等的名分，也走不了行伍出身那条升迁的路，平日里干的多半是押运、搬卸、修筑这些力气活。

漕粮从收兑、转运到入仓，环节一多，经手的人就多，额外的进项也跟着冒出来，这也是清代漕运积弊长期难除的一个原因。

“卒”这个字，古时候本来就有士兵的意思，不过在清代号衣上，它更多落在地方衙门的治安和看守人员身上。

监狱里的狱卒，衙门里站班、传唤的差役，街面上巡查的人，大致都归在这一类。

放在今天来理解，他们的活计接近狱警和巡警，归地方行政系统管，军队调不动他们，一般也不用上战场。

州县衙门给差役发的是“工食银”，数额不多，各地标准也不一样。

可“卒”手里握着看管犯人、传人办案的实权，天天和百姓打交道，刘鹗在《老残游记》里就写过衙门差役借着办案的机会刁难百姓、索取钱财的情形。

所以“卒”虽然排不进军队的序列，在地方上却有几分说话的分量，这一点和“丁”“勇”又不一样。

这么一排，四个字的高下就清楚了，“兵”是在册的正规军，“勇”是打完就散的应募之众，“丁”管运粮守仓修河，“卒”管看守巡查。

还得补一句，清朝前后两百多年，号衣上的字样和各类人员的编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变化，并非从头到尾一个样。

1895年12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接手编练新建陆军，此后清廷编练新军，逐步改用西式军服，前胸后背写字的号衣慢慢退出了军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兵、丁、卒、勇”这一套称谓也跟着号衣一起走进了历史。

如今它们出现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和影视剧的镜头前，那件桃红色的步勇上衣还在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目录中，胸前那几个字，标着一个人当年在清代制度里所处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家博物馆。锐军正前营步勇上衣[EB/OL]。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1年12月21日。

[2] 温海波，谢殿诚。字识与清代军政管理[J]。清史研究，2021年第5期（2021年9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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