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台北。一条来自北京的消息，让白崇禧心头一震。

他气愤地对身边人感叹：“德邻投共，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人称 “小诸葛” 的白崇禧，和李宗仁搭档三十年，是民国政坛密不可分的 “李白组合”。

如今李宗仁毅然回归大陆，留在台湾的白崇禧瞬间陷入绝境。

这对绑定半生的搭档，背后到底有着怎样跌宕的往事？

从广西走出来的两个穷小子，后来打下了半个中国

要说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故事，得从1920年代的广西说起。

那时候的广西，乱得很。旧军阀陆荣廷盘踞多年，下面的地方派系也是各自为政，整个省份就像一锅粥，谁都想往里搅一搅。

李宗仁当时手里有一支叫"定桂军"的队伍，白崇禧那边有黄绍竑带着的广西讨贼军，两支队伍加在一起，算是有了点底气。

1924年到1925年间，李宗仁和白崇禧合兵一处，先打陆荣廷，再打另一个军阀沈鸿英，把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给清了个干净。这场仗打完，新桂系成了气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个人算是在广西站稳了脚跟。

但凡两个人能长期合作，必然有一套默契的分工。

李白二人的搭档关系，有个很清楚的划分：李宗仁主政，管大局、搞统筹；白崇禧主军，管打仗、带部队。这不是临时凑合出来的安排，而是两个人磨合多年后自然形成的默契。

1926年北伐开始，桂系的队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番号是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任参谋长。

白崇禧那段时间其实被蒋介石借调走了，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替蒋介石做全局参谋。李宗仁则率第七军一路往北打，打到山海关，第七军也因此得了个"钢军"的称号。

两个人一个坐镇指挥，一个冲锋陷阵，这套配合在北伐中打出了声威。外界提到新桂系，都习惯把他们合称"李白"。

北伐结束后，桂系回到广西继续经营根据地。

1932年，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再加上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形成了桂系治理广西的"后李白黄"体制。这套体制一直运作到1949年，前后将近二十年，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政治稳定性。

很多政治联盟都败在内耗上，李白两人之所以能走这么久，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明确的分工，互不越界；二是真实的互信，不猜忌、不拆台。这种合作关系，在民国政坛里属于异数。

台儿庄一战打出名声，仗打完了却换来一地残局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举国陷入战时状态。李宗仁和白崇禧动员广西军队开赴前线，这是他们政治生涯里最光明的一段时期。

1938年，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山东台儿庄的防御和反击作战。这场仗在整个抗战史上地位很重要，是正面战场初期少数打出来的大胜仗之一。日军在台儿庄损失惨重，国内士气为之一振。

白崇禧那时以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带着临时参谋团赶到徐州，协助李宗仁处理战场指挥事务。两个人在战场上的默契，延伸到了抗战的前线。台儿庄不是一个人打赢的仗，是两人合在一起算出来的结果。

打仗打赢了，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变得简单。蒋介石对桂系一直保持着一种既用又防的态度，桂系能打仗，但蒋介石不会让桂系真正做大。这种关系埋下了日后很多矛盾的根源。

抗战结束后，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这是他政治生涯里官职最高的时刻。李宗仁在1948年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表面上到了权力的顶峰。但顶峰往往也是转折点。

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打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徐蚌会战在1948年年底结束，国民党军队损失六十万精锐，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带过兵的人都清楚。白崇禧在汉口看着战报，心里明白局面已经很难挽回。

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了后来被外界称为"逼宫"的《亥敬》电，建议请美国、英国、苏联出面调停，推动国共之间的谈判。

六天后，也就是12月30日，他又发出《亥全》电，重申了同样的主张，催促蒋介石尽快做出决断。

两封电报发出去，朝野震动。外界把这定性为"逼宫"，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后来解释，父亲当时的判断是：请美国出面调停，争取国共划江而治，是当时唯一还有可能挽救局面的办法。白崇禧不是想推翻蒋介石，而是觉得必须有人把这个主张摆上台面。

蒋介石对这两封电报记下了很深的恨，后来在台湾用"敬而不亲"四个字来概括自己对白崇禧的态度，话不多，但意思明确。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但他还是想试一试。

白崇禧在这个时候秘密安排了一条渠道——他派出一个叫刘仲容的人，北上去跟共产党方面接触。

刘仲容这个人身份很特殊，长期在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穿针引线，曾经秘密去过延安，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

刘仲容动身前，白崇禧对他说得很清楚："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一致确定的国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谈可以谈，但底线在长江。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两次接见刘仲容，态度也说得很直接——划江而治这个方案，共产党不接受，解放军必须过江。

毛泽东还说，如果和谈成功以后建立新的国防军，白崇禧继续带兵是可以的，可以指挥三十万军队。

这个条件摆在那里，白崇禧接不了。解放军一旦过了长江，桂系和国民党的根基就全没了。刘仲容回到南京把话带到，白崇禧对谈判就没有了继续的兴趣。

南京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正式谈判代表团，由张治中带队去北平跟周恩来谈，双方在核心问题上也始终谈不拢。到了1949年春天，谈判基本上就算是结束了。

一个去了美国，一个飞向台湾，两人从此天各一方

谈判破裂之后，1949年进入了最后的溃败阶段。

李宗仁最后选择去了美国。临走之前，他专门找到白崇禧，说："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就是不能去台湾。"白崇禧当时听进去了多少，很难说清。

白崇禧去台湾这件事，是被蒋介石给"请"过去的。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派了两个人从台北飞到海口——一个是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广西容县人，是白崇禧的同乡；另一个是前上海市长陈良。

罗奇带来的是蒋介石的亲笔信，邀请白崇禧到台北"共商善后"，同时口头转达了蒋介石的承诺：复职之后请他出任行政院长。陈良带来的是一批金条，说是给华中部队补发的军费。

金条加上行政院长的许诺，这个组合搭配很有意思。

白崇禧是个久经沙场的人，对这种说辞心里多少有些犹疑，于是先派了老部下李品仙去台北探听虚实。李品仙回电说，蒋介石请他组阁"出于至诚"。

白崇禧身边有一个多年的老友叫何遂，劝过他不要去台湾，说上将此去凶多吉少，不如趁机响应解放军。

白崇禧的回答很有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在里面。

一是他觉得自己跟着蒋介石打了二十多年，有一份历史账要交代；二是他未必全信蒋介石的承诺，但还是决定去；三是他身上有一种读书人的倔劲，觉得有些事比活着还要紧。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口飞到台北松山机场，一落地就再也没有离开。

台湾的十七年，白崇禧过得并不好。

名义上他仍是陆军一级上将，这是终身职，谁也拿不走。但实际上，蒋介石把他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给他起了个代号叫"老妹子"，保密局在他台北松江路127号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专门安排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白崇禧很快就察觉了。他减少外出，减少交际，连多年的打猎和下棋爱好都放下了。据说有一次他坐轿车出门，发现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跟了没多久，吉普车发生故障，抛锚在路边。

白崇禧让司机停车，派人过去告诉那辆车上的人不要着急，慢慢修。被盯梢的人请被盯梢的人放慢脚步，这事说出来有点荒唐，但也只能这样。

还有一回他和朋友在咖啡馆坐着喝咖啡，起身离开前把旁边两桌陌生人的账也一起结了。朋友不解，他说："我看出来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

政治上的打压接踵而来。1952年国民党"七大"召开，当时在台湾的第六届中央常委，全部都进了"评议委员"的名单，唯独白崇禧一个人被排在外面。

随后又有一批湖北籍的"国大代表"出来对他提出弹劾，罪名是侵吞军费，以及当年没有出兵增援徐州。

1954年的"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这件事被翻出来重提，联名弹劾的"国大代表"超过四十人。白崇禧不得不一条一条写书面答复，把弹劾的指控逐一驳斥。

最后"国大"决定把案子保留，弹劾不了了之。表面上是过关了，但一而再地被人拿出来折腾，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1959年，蒋经国在台湾内部印行了一本叫《危急存亡之秋》的书，把1948年白崇禧发出那两封电报的前因后果全部披露出来。书一出来，白崇禧在台湾的处境更难了，想解释也无从解释。

1962年，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因为高血压病故，年仅59岁。这件事对白崇禧的打击很大，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此后精神大不如前。

1964年，李宗仁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主张美国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岛内的亲蒋报纸对这封信猛烈批评。蒋介石让白崇禧出面，给李宗仁发了一封电报，指责他言论有误，要他迷途知返、保全晚节。

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白崇禧在台北已经没有自由表态的空间，那封电报说的不是他本人的想法，是被迫为之。

一个回了北京，一个在台北离世，结局早就写好了

1956年起，李宗仁的前政治秘书程思远开始奔走北京。

程思远前后五次进京，每次都由周恩来亲自接见。

周恩来那时候提出了一个"四可"政策：可以回国定居；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欧洲暂住再做决定；回来之后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出去。

这四条里，李宗仁只要一条——回国定居。

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出发。

周恩来安排的路线很周密：经香港乘瑞士航空的飞机出发，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中转，转乘中巴航线回国，整个行程低调而秘密。7月18日，李宗仁进入中国境内，两天后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在机场大厅，李宗仁宣读了一份《归国声明》：

“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7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李宗仁夫妇，表示凡是从海外愿意回来的，都欢迎，回来之后都以礼相待。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规模在当时是少见的。

这些事传到台北，白崇禧那句愤怒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

白崇禧说"没脸见人"，表面上是在气李宗仁，实际上更多是在说自己。他太清楚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李宗仁回到大陆，他对蒋介石来说就彻底失去了牵制海外舆论的价值。

之前蒋介石之所以没有对他动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还能在海外发挥一点作用。这层作用消失了，白崇禧在台湾的处境就更加难说了。

后来有一种说法，称李宗仁回国之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情治系统对白崇禧的监控和行动升级，甚至策划过多次针对白崇禧的暗杀方案，其中包括在他外出打猎时破坏台车轨道，制造意外死亡的假象。

这些说法来自一名退休情治人员的晚年回忆。儿子白先勇明确否认了这些说法，认为那是捏造。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松江路127号的寓所里突然去世，享年73岁。

白先勇的弟弟白先敬去看父亲遗容，面容平静安详，没有痛苦的迹象，应该是猝发，走得快。

白崇禧的葬礼由台当局"国防部"负责操办，按照回教仪式举行，在台北市殡仪馆景行厅公祭。蒋介石颁发了挽额和旌忠状，并在12月9日亲自来到灵堂，向白崇禧遗体三鞠躬，献花致祭。

白崇禧最终葬在台北六张犁的回教公墓。

李宗仁在北京度过了回国后的最后几年。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故，享年78岁。

两个人从1920年代在广西一起打天下，到北伐、抗战并肩走过，再到1949年那个分叉口，一个往西飞向大洋彼岸，一个渡过台湾海峡。

往后将近二十年，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走完了各自的路，再也没有见过面。

白崇禧说"没脸见人"那句话，放到他在台湾十七年的处境里去看，不像是愤怒，更像是一种清醒的绝望。

他早就知道自己在台湾过的是什么日子，李宗仁的那个选择，不过是把他自己的处境推到了一个更难堪的位置上。

两个人的结局不同，选择不同，但如果把时间回到1920年代，在广西那片兵荒马乱的土地上，他们两个第一次合兵一处的时候，大概都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会各走各的路，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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