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垃圾处理始终处于“垃圾时间”丨记者手记

2026年1月21日，深圳，备受瞩目的玉龙填埋场开挖项目现场，尘封多年的垃圾正在被铲起。（周婷怡/摄）

（相关报道详见《垃圾烧了吗？十三个填埋场之旅》）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多次和垃圾有关的灾难。

1842年的英国，政府官员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出版了一份《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视为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但在当时，这位济贫法委员会秘书，目的是调查清楚一次斑疹伤寒疫情的原因。他相信疾病是由受污染的空气传播，但在做完问卷，向监狱长、建筑商、工厂督察获取和穷人有关的数据后，查德威克把排水系统视为改革的重点。在他的推动下，住宅强制接入公共下水道，厕所的污物被冲进河流。

显然，污物会污染河流，但查德威克是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徒，他在一份关于改善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提出，“与人口最稠密地区，因常年积存大量污物所引发的疾病相比，这种污染的危害几乎微不足道”。

结果，到了1858年夏天，水位下降的泰晤士河里，粪便、垃圾和工业废水在高温下发酵，臭气逼迫英国下议院休会长达一周。后来，这个历史事件有一个直白的名字：大恶臭（The Great Stink）。

1858年，一本英国讽刺杂志上刊登的插画，讽刺伦敦大恶臭，题为《泰晤士河老爹把他的“孩子们”介绍给美丽的伦敦城》。（视觉中国/图）

类似的案例可以在人类历史上找出很多个，多到很容易总结出一套规律：问题爆发，寻找解决办法，不久后，解决办法变成了新的问题。同样的逻辑，在《垃圾烧了吗？》中也有体现，我们曾试图用填埋场解决垃圾堆放问题，但后来，填埋场本身成了问题。我们曾新建大量焚烧厂解决填埋场库容不足的问题，但现在，焚烧厂吃不饱又成了新的问题。

人类和垃圾的战争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认为，号角是在工业革命某个偶然的时刻吹响的。

理由是，工业革命前，人类常见垃圾有食物残渣、秸秆、动物尸体和粪便，这些垃圾在一个可循环的生态圈中，如果用经济史学家里格利（E. A. Wrigley）的说法，这个时期，人和动物的食物源于植物，植物的生长和每年太阳提供的能量有关，因此，经济规模大小受制于植物的生长周期。

工业社会打破了周期，煤、石油和天然气使得人类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取更多能源。能够生产的物质更多了，有学者统计过，每人每年的物质使用量，在18世纪欧洲农业社会中，是3—6吨，而现代工业社会变成了15—25吨。

工业革命还让垃圾的成分改变了。例如微塑料这样21世纪才被命名的新型污染物，出现在水、土壤和人类的肠道里。一位学者向我感叹，他研究固体废物一辈子，而微塑料的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有一种永远也消灭不了的垃圾。

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处理垃圾方式的本质，就像一种在垃圾时间中的奇特循环，从未变过：离我远一点，再远一点。

我们的祖先把垃圾埋到土里、倒进河流，即便今天，我们拥有了叹为观止的焚烧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把一部分垃圾排放到空气里。更别说在监管看不到的地方，仍然有人随意把垃圾不规范地埋到涵洞里，扔进湖里——与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周旋的欧洲刑警组织，在2025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一个“情况会越来越严峻”的犯罪行为：非法处置垃圾。

另外，在采访的过程中，与各地城管部门接触后，还有一个感受。大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垃圾处理是一个城市运营必不可少的成本支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一位固废学者就提到，某地被发现存在环境问题后，主政者向他表示，自己上任以来从没管过垃圾，都是给分管的领导负责。

另一位环保工作者还告诉我，他们原本在某地推动垃圾处理工作卓有成效，但换了领导后，越来越不受重视。新上任的领导认为，环保工作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即便有很多人为这个项目叫好，但在当地，没有再得到实质支持。

后来，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类似的案例也能在环保督察中见到。

2021年4月，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西生活垃圾处置工作就发现，“十三五”提出要新建及续建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项目，截至2020年底尚有近三分之一未建成。在责任分析中，特别提到：“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对生态环保工作重视不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导致环境风险长期积累，污染严重。”

2024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城市固体废物成本计算技术指南》，这份指南提醒要让垃圾处理系统有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要保证年度运营资金。

不过，正如《垃圾烧了吗？》刊登前，不少人善意提醒，稿子需要建立和公众的关系。这是一个极为苦恼的事情，在我看来，只有和公众足够远的议题，才需要“建立”关系，但如果大部分人都认为，垃圾和公众的关系是需要“建立”的，那意味着：我们始终处于垃圾治理的“垃圾时间”中。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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