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4）空投间谍落网记

1949年底，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日子，张子山任蒋介石总裁办公室上校军事机要译电官，他亲眼看见国防部二厅爆破总队长董长城炸毁成都的计划。

如果这一计划被实施，成都70万居民都将葬身火海，芙蓉古城也将在地图上不复存在。

他还亲眼看见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关于成立6个反共救国军的20个潜伏电台工作组的计划。

张子山曾任江苏省政府电台总台长，主办过10期报务人员的培训班，继任设在西南的密码局副局长。

因此，毛人凤的潜伏组就由他逐一审核，密码也由他编订。

1949年12月10日，张子山随蒋介石飞逃台湾。1950年，总裁办公室和密码局先后撤销，他一下子成了编余人员，被一脚踢开遭到遣散。那一阵子，逃过去的军人如过江之鲫，失业的中上层军官成百上千。

1951年初夏，张子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高雄要塞司令周港，进入港务局做了报务员，虽然是无权无势，但总算有了份工作，这在编余遣散的军人中很是幸运。

本来，他打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高雄干电讯老本行终此一生。哪知命运之神却不让他如此下去，台湾大陆工作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使找上门来。

张子山从高雄飞到台北后，毛人凤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詹洛斯将军亲自在桃园机场迎接他。

1952年，刚刚过完不景气的春节，在桃园一个神秘而又阴暗的宽大屋子里，张子山第一次单独与詹洛斯相见。

詹洛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个真皮高背椅子里，两肘支在办公桌上，双手托着下巴，用职业的眼光把张子山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然后说道:

“张子山先生，从你第一只脚踏进我们这间屋子起，你就是我们美国联邦调查局值得信任的朋友。

我们要求你暂时脱去你的戎装，穿上中国老百姓的衣服，把自由世界的橄榄枝带到多灾多难的中国大陆去。”

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张子山向詹洛斯作了“忠诚宣誓”，从此当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间谍。随后，便在新竹县接受了几个月所谓的“全能训练”。

盛夏酷暑的一天，毛人凤请张子山共进晚餐，陪客是几个军统处级以上的老人。

还未举筷，毛人凤站起来双手高举卡片，念出一声“总统手谕”，满座宾客站起来，“啪”的一声，脚跟一并，洗耳恭听。

毛人凤纸烟抽得太多，嗓子不听使唤，读的上气不接下气：

“为反攻复国大计，韩战方兴未艾，共军节节败退，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大好机遇，特派张子山为我西南少将中央特派员，兼任我西南一○一路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

随后，周边掌声、庆贺声响起。张子山听后，感到太突如其来。老奸巨猾的毛人凤从张子山的表情上，一眼看出，他在犹豫，不肯“奉旨”。

接着，毛人凤用他善于煽惑让对方深信不疑的口吻向张子山说：

“西南一○一路游击总指挥周迅予，是我们军统大家庭屡战屡胜的福将！

你去了就会完全明白，他控制了四川16行政区1个专区、1个保安司令部、6个装备精良的保安大队，还有马步芳从青海撤到川西高原的3个骑兵团，以及七十二军傅秉勋美式装备的一一四师。

在川西高原，我们一呼百应，举足轻重，大有可为。”

说到这里，毛人凤又进一步低声对他耳语道：

“子山，我不妨再向你透露一点总统定下的复国大计：我们值得信赖的美国盟军，马上就会从北韩跨过鸭绿江，直捣东北，进入北平。

中央已任命胡宗南为福建省主席，统率新军收复华南；李弥为云南省主席，收复西南；周迅予部控制川甘青三省……”

张子山一听，大为心动，欣然应命。

1953年3月春暖花开的一个黄昏，詹洛斯和毛人凤俩人把张子山送到桃园机场时，一群士兵正在把一箱箱军用物资，搬到一架灰色的运输机上。

每搬一箱，就有人告诉他里面的东西，张子山看得眼花缭乱，计有银元，罐头，收发报机，弹药，步枪，手枪，还有轻机枪、重机枪、炸弹炸药、手摇发电机不一而足，好一阵才搬完。

随后，又把一张清单给他签字。临上飞机前，詹洛斯从腰间取下一支小巧玲珑的无声手枪赠送给张子山。

詹洛斯身边一位金发碧眼娇媚性感的年轻小姐，跑到身边抱着好一阵狂吻，又在张子山的胸前，别了一枚精致小巧的FBI徽章。

随后，毛人凤把一只小提箱当面打开：

里面放了一颗用红绸包裹着的黄铜大印——“西南游击一○一路总指挥部”，一沓印刷精美由蒋介石署名的空白委任状。小箱底层，有一排金条，一瓶粉红色药水，瓶上印有8个蝇头小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毛人凤嘱咐他用那空白委任状相机拉拢反共人士。张子山接过手提箱说：

“子山身受党国培植，在中央食禄多年，谨以至诚保证，决不辜负神圣使命。子山是军人出身，军人是以胜利来写自己的经历，用行动来表示对最高领袖、对党国、对自由世界的无限忠诚的。即使身遭不幸，也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说完，他快步登上舷梯，回身挥手：

“再见，两年后在台北再见。”

詹洛斯高举双手，摆了两摆说：

“不不不，要不了两年，最多一年，不是在台北再见，而是在南京和北平再见。”

张子山坐的飞机真是一架名副其实的专机，除了驾驶员和机务人员3人外，只有他一个乘客。

机舱内，横七竖八地堆着那些木箱，一个储油柜就占了机舱四分之一的面积，一把可以坐的凳椅都没有。

两个机务人员正忙着给每个木箱套上降落伞，张子山独自坐在一旁，冷不防却被一把掀起，大声呵斥道：

“哼！你这个混蛋，是乌龟吃巴豆嫌命长！”

张子山吃惊地愣在一旁，盯着那余怒未息的机务人员。原来，他刚好坐在飞机肚皮上的一个圆盘上。那圆盘是空投洞口的活动盘，稍一受力不平衡，就会翻转来，从飞机上甩出去。

张子山明白危险后，心里原谅了对方的粗暴，但嘴上还是说：

“说话还是客气一点好。”

那个机务人员答：

“你倒很镇静，不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飞机，一振翅全身都在发抖！早就要报废的了，现在又修起来送你们这些亡命之徒。

你不要以为你有多了不起，上面还不是把你我和飞机当破罐子甩。”

这时，张子山才在昏暗的灯光下，用目光仔细审视这架专机，觉得真像一辆囚车，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

可是，后悔也已来不及了。

在粗硬的木箱上不知坐了多长时间，张子山正在打盹，机务人员摇醒他说:

青藏高原川西地带郎木河到了，赶快准备跳伞。

随后，木箱一个个从飞机肚皮上的圆孔里被推了下去，张子山最后也从那里跳了下去。

川西懋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阿坝自治州川青边境的深山老林，张子山的降落伞被挂在一棵参天古树上，他低头向下一望，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四面一看，全是黑压压的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这棵大树，偏偏长在绝壁悬崖边上，而他偏偏又是悬在岩石外的一根不太结实的老枝上，张子山绝望地闭上眼睛，唯一的期望就是让拥有一个专区、几个骑兵团的西南游击一○一路总指挥周迅予速来搭救。

一天两天过去了，张子山吊在树枝上动也不敢动一下，一动古树枝折断就会掉下万丈悬崖，只有大声呼喊：

“周迅予，周迅予。”

他喊得声嘶力竭、奄奄一息。不禁仰天长叹：

“想不到，我竟要在这里死无葬身之地。”

周迅予，四川富顺县九洪乡(今自贡沿滩区)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

曾任国民党军队上尉连长、中校参谋等职。1935年加入军统，历任上海区少校队长、中校队长、组长、忠义救国军上校联络参谋、处长、少将特派员、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等职。

1937年当选富顺县国大代表，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任泸州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2月3日泸州解放，被蒋介石召往成都参与应变活动，并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12月7日，他指使手下残忍地枪杀了38位革命英烈。

12月初，毛人凤在他的公馆里召开军统高级人员会议，宣布成立6个“反共救国军”，周迅予、交警旅旅长何隆庆、新二师师长曾晴初、泸州专员罗国熙、保安处处长杨超群、成都警察局长刘崇朴分别为司令。

当时，成都是一座兵山，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都要为周迅予凑热闹。“反共救国军”成立那天，周迅予在关圣人神位前点上大蜡烛，焚香祷告，摆上10桌酒席，喝了10坛血酒。

他喝得酩酊大醉，手下们也喝得东倒西歪，与他私交最厚、拜过把子发过誓的贴心哥们儿只有范伯驹一人。不过，他的职位比周迅予低，只是个警察分局长。

11日，蒋介石和毛人凤逃离成都后，他和范伯驹俩人面对面地坐在东门街他家客厅的沙发上。

周迅予的前妻杨淑华是上海的交际花，跟戴笠关系密切，军统人人皆知。

现在，他的老婆陈芬却是个本分人，大家闺秀，知书识礼，未曾给周迅予戴绿帽子。

好一阵，周迅予才打破沉寂，掉着眼泪说：

“伯驹，你不知道，我在军统那么多年，从在上海刺杀杨杏佛起，直到前几天我布置杀38个共产党止，我没有比军统任何人干得少。

毛人凤的心比炭还黑，明知道我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偏偏不让我去台湾，让我留在大陆，借共产党之手杀我。”

范伯驹说：

“你也是，枉自经那么多风风雨雨。共产党跟你有仇？有怨？强奸过你的老婆？你干那些事出于你的本意？还不是奉命所为，你不干别人也会去干。

省主席王陵基王灵官带起一个保安团，想突围到西昌去与贺国光、胡宗南会合，别人劝他不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不听，是个又犟、又黄、又傻的酱黄瓜。

我劝你回头是岸，胡子都快白了，五十几岁的人还想什么？”

周迅予告诉范伯驹：

“灌县青城山的冯老道，精通法术，虽不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在川西高原大有威名，山道上的绿林豪杰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他登高一呼，都会群山响应。

我出去就是过过山大王的瘾，冯老道与我吃过血酒，热膝头跪过冷石板，在关圣人面前发过毒誓。

年轻时，我们都爱讲人生观，现在我们都老了，大家都来日不多，要讲的不是人生观，而是人死观。

我对共产党作孽太多，不把我碎尸万段，那些被害者的家属也不能放过我。

我十分清楚，啥出去打游击，不过是困兽犹斗，斗到气绝身亡，虽不能魂归故里，但终能保得个全尸，我已为自己立下了这个人死观。”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周迅予匆忙携带着侦辑队长刘雨亭、反共救国军分队长雷雨田、电台台长毛少希、报务员周大宽、副官景有臣和长子周建全等人，以及一部美制军用电台，先是逃至犀浦，后又转道天回镇，最后又返回郫县毛家桥刘雨亭的家中。

川西懋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他带领刘雨亭前往双流牧马山寻找舵把子曾炳章，曾炳章因自身难保而拒绝相见。

面对解放军持续向川西剿匪的严峻形势，周迅予由雷雨田护送至灌县中兴场，投奔周如清，可是形势紧迫，无法在此久留，随即开始策划逃往懋功山区。

彼时，雷雨田不愿与周同行，遂将分队士兵带回犀浦，交由岳冠军接管，编入已宣布起义的“治总”部队。

周如清无奈之下，只得派人将周迅予等人送往汶川的水碾沟、三江口、牛头山，直至卧龙匪首宋国泰的住所。

1950年2月，周迅予离开汶川花红树到懋功建立靖（大金县）、懋（懋功县）游击基地，妄图配合台湾反攻。

1950年3月，成都军管会成立，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自首登记的布告，贴满了市区的街街巷巷，阵势无比威猛。

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中有许多人都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已是走投无路，惟有自首登记一条出路，纷纷向公安处设的20个登记点自报家门。

军管会公安处林佐夫处长指派老公安许昌成立工作队，负责清理登记人员的情况。

许昌是有名的火眼金睛，他日以继夜地一个个梳理，从梳理出的400多个中高级特务中，有重点地耐心地找他们个别谈话，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猫找老鼠，引蛇出洞，又找出了200多个匪特首要。

利用军统广元站站长刘监先，挖出6个军统潜伏组潜伏电台，在夹江县逮捕了在那里化装成商人的中统四川头号特务头目先大启，在江安轮船码头抓住了“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四川头号战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1950年3月1日，政训班在上翔街成立，李白天同志任政训班主任，地下党员方天任管教组组长，郭定邦同志任队长，刘海、姬红任干事，参加政训班学习的约600余人，按照军队待遇，统称学员。

毛人凤委派的6个“反共救国军”司令中，除何隆庆逃台、周迅予逃窜川西山区外，其余4个全都自首参加学习。

5月，军管会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座谈会，与会代表强烈要求严惩国民党的军、警、宪、特。

当时，在成都主持工作的贺龙专门还召开了一次人民代表与政训班学员的见面会。他说：

“政训班的学员们，今天我们又见面了。过去我们在枪林弹雨中用机关枪对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没有硝烟的见面。

对你们，群众有要求，我们有政策。我们的政策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你们当中也有首恶，既是首恶，若是立了功，为民除了害，为人民做了好事，办不办？

我可以坦诚相告：不办！或轻办！甚至还可以受奖。我们共产党人说一不二，说话算数。”

贺老总的话音刚落，下面的政训班学员便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周迅予的拜把兄弟范伯驹在政训班听了贺老总的讲话，写了一份详细材料。

5月17日周迅予率匪特到达懋功木坡，先后与国民党72军军长傅秉勋、16区专员何本初、重庆市中统特务头子、川康反共联盟军副司令刘野樵，胡宗南134师师长李富熙等人会合，制定反共计划，组织地方土匪武装组建“川康反共突击军第三纵队司令部”及其下属组织。

川西懋功土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周迅予为纵队少将司令，官寨土司杨春普为第三总队少将司令，总舵把子张仲臣为第十六总队少将司令，魏育生为第八总队少将司令，匪首马鹏超为第十总队少将司令，杨伯常为第十一总队少将司令，民族上层人物为守备少将司令。

一天午后，漫步华西后坝的雷雨田，偶然遇见周家的两个孩子，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

他回想起，49年12月的那天，周迅予的妻子、孩子及保姆四人，是他亲自陪同前往新津机场，目送他们飞往台湾，自己则在飞机起飞后才返回成都。

那么，这两个孩子为何又出现在成都呢？雷雨田立刻调查了周的住址，随后赶到公安厅，向二处刘传萂科长报告了这一情况。

刘科长立即安排，当晚由新南门派出所警官陪同，他们分乘两辆小车直奔周宅。周妻坚称无辜，拒不承认。

在与雷某对质后，她不得不详细坦白了自己携带飞往昆明途中受阻，被迫折返成都的经过，在对住所搜查中，发现了一箱黄金及若干重要证件。

随后，公安人员将她和另外四人一同带回公安厅，安排他们暂时居住在原周部下范伯驹的家中，并指派范妻负责陪伴与监视。

刘科长对周妻展开了细致入微的教诲，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宽容政策，并激励她通过立功来赎回过去的罪过。

周妻听闻之后，心生悔意，期盼丈夫能够悔过自新。于是，毅然决然地刺破手指，写下了一封血书，劝告丈夫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并带着孩子和保姆，一同拍摄了照片。

随后，公安厅派遣了雷雨田、范伯驹、银运华三人假扮商人，携带着信件、照片以及一些土特产，前往懋功。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公安厅科长王泽丰、侦察员陈德英以及曾成志，抵达杂谷脑后，雷、范二人直接前往懋功，而王、陈、曾等人则留守原地，等待雷、范二人的消息。

周迅予在接到妻子的来信与照片后，依旧未有任何悔改的迹象。起初，他将雷和范安置在周寝室的隔壁参谋室居住。

不久后，周迅予前往官寨参加会议，随即又将雷等人迁至对门的一座破庙中，并派人严密看守，禁止他们自由行动。然而，在一个夜晚，突然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员抵达，将雷和范两人捆绑并押出庙门。

雷在忽闻两声枪响后，目睹范倒地，尸体被抛入河中。此时，雷惊恐万分，突然又听到有人呼喊：

“不要伤害姓雷的，把他带回来！”

雷定睛一看，发现呼喊者正是周迅予的大儿子周建全。

翌日，雷雨田于街头偶遇吴子洲，遂向他透露周迅予已对他实施了看管。

吴子洲随即引领雷雨田返回寨中。雷雨田趁机迅速赶回杂谷脑，将此事告知了王泽丰。

1950年7月，茂县军分区司令员门国良指挥一团兵力，自杂谷脑地区向懋功进发。

城外，一名名为竹系太的少数民族同胞向土匪传达信息，告知曾成志等人已随解放军抵达，劝诫他们勿再开战。然而，匪徒们仍旧置若罔闻。

与此同时，雷雨田在浸坡乡的寨子外围对匪首魏世云进行喊话，力劝其归顺。魏世云却置劝告于不顾，枪杀了解放军的一名指导员和一名班长。

面对喊话劝降的无效，解放军动用大炮摧毁了寨子，最终30余人幸存并投降缴械。

在川西高原寒风凛烈的一个严冬之夜，王泽丰和他的工作队，坐在爱国民主人士华尔功臣列官寨火塘侧边，从广播里听到北京城敲响了1953年新年的钟声。

当时，在川西高原谁也没有见过收音机，收音机是稀世之宝，王队长他们经过卓斯甲，送给土司索观瀛一台。

经过黑水，送给土司苏永和一台。来到阿坝华尔功臣列的麦桑官寨，他们也送给华尔功臣列一台。

这几位羌藏高层次人物，正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四川党政领导和西藏爱国民主人士天宝的召唤的。

周迅予曾派人给他们送去过蒋介石的委任状，把一隅之地的头面人物，擢升到梦幻之国的中央宣慰使。

然而，当他们听到北京的声音后，就把蒋介石的委任状撕得粉碎，纷纷走上了爱国民主的道路。

华尔功臣列把王队长送给他的收音机叫做天音，还给羌藏杂居之地带去了一张天网。

正当抗美援朝的凯歌余音绕梁的时候，台湾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手，从空中空投无数美蒋间谍，妄图煽动农奴主起来反对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运动。

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领人民解放军剿匪成果显著，全部美式装备的七十二军一一四师师长傅秉勋，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摔下深山峡谷，当寻觅到他的葬身之地时，尸体已被野狗吃得所剩无几。

王泽丰率领的公安工作队捷报频传，他们在追踪周迅予股匪的同时，捕捉空投美蒋间谍6起。

1952年的深秋时节，周迅予再次接到台湾来电：

空投爆破手2名，电讯潜伏人员1名，还有武器物资等所谓的慰问劳军之物，午夜点燃起6个火堆接应。

午夜时分，隆隆的飞机声在夜空中由远而近，周迅予和他的手下们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王泽丰他们也同时听到了飞机声，但他们不是用篝火来迎接，而是用手中的枪向空中鸣警。

枪声一响，台湾空投飞机上的人跳伞的跳伞，把物资拴上保险伞向下推的向下推，轻装逃命。

王队长通知剿匪部队，收下蒋介石送来的10大木箱军用物资、3大木箱黄色炸药，同时抓捕伞降特务。

在高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两山相望似乎近在咫尺，行程却往往相距数百里。

王队长带领工作队踏破青山，翻沟攀岩，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在一个山洞里捕到那两名饿得奄奄一息、领美钞的空投爆破手。

挂在一根参天大树的枯枝上的潜伏台长张子山被工作队救下，但是，一个年轻公安却因此失掉了一条腿。

在靖化县县医院，张子山输了三天三夜的液，当他从死亡的边缘中醒转来的时候，那位年轻的公安与他同住一室。

听了救自己的情景，张子山用双拳不住地捶打自己的脑袋，在失掉腿的年轻公安床边长跪不起。

1953年的一个仲夏之夜，周迅予在郎木河边广漠无垠的草地上，再次点燃熊熊的火堆，匪徒们再一次载歌载舞。

电台台长陈一鼎打开收音机播出了一段乐曲，正当一群匪徒如痴如迷的时候，隆隆的飞机声由远而近，不到半个小时飞临火堆的上空。

在匪徒的欢呼雀跃声中，天上降下一位全身戎装的国民党将军。周迅予跑上前去向那位将军立正行礼：

“我是国防部一○一路游击总指挥周迅予。”

那位将军把他上下一打量：

“啊！你一身藏服，你不说险些误会了，你看，我的枪已经上了膛。”

接着，那位将军又作自我介绍:

“我是FBI派来的‘张子山’。”

这位张子山是一位公安电讯员，飞到火堆上空的是人民空军的飞机。王泽丰知道，周迅予手上有一张隐藏在人民阵营及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身边的军统特务的名单。

他还知道，毛兆仙是毛人凤的亲侄女，身上暗藏了一本与大陆美蒋潜伏台联系的密码，若不是为了这两件事，周迅予早就做了瓮中之鳖。

“张子山”与周迅予坐在火堆旁边，打开他的手提箱，从手提箱内取出了红绸包裹着的“国防部直属西南一○一路游击总指挥”的黄铜大印、蒋介石的褒奖状，还有百两黄金犒赏和毛人凤的手令：

“今后，周司令专注军事游击大计；何本初专注保管空投补给；张子山任该部参谋长，专注城市爆破及我预伏台组；毛兆仙、陈一鼎为张子山之左右；务求我反共复国之长足进展。”

何本初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尔虞我诈，滚打了几十年，心中暗暗生疑，俩人把大印和毛人凤的信取出来与何本初仔细研判。

周迅予告诉何本初:

毛人凤的信，都是他的机要秘书、曾任军统局驻蓉办事处主任聂敏藩代笔。

聂原是遂宁县的书法家，一手魏碑出神入化，何本初也曾向聂求过书篆，确认不是冒牌货，信也确实出于聂之手，不过，当时聂不在台湾，而是在川北公安厅的看守所。

何本初问周迅予:

聂敏藩会不会还在大陆？

周迅予说:

绝不可能，是他亲自送聂上的飞机。

按国民政府的制度，行政部门专区以上、军队师级以上的大印，都由国民政府制印局监制，一律秦篆。大印一到何本初手上，他连声说不假不假。

经过几番文斗、几番周折，毛兆仙的密码、周迅予隐藏较深的美蒋特务间谍名单就到了“张子山”手中。不仅如此，他还交出了一张成都爆破图。

随后，“张子山”布置陈一鼎与他本人轮流值班，通过电台与台湾保持联系，无论有事无事，都要向太空呼叫约定的波长呼号，以免通讯中断。

不过，毛兆仙联系台湾，“张子山”联系的却是王泽丰领导的侦查台:

货已到手。

王队长指示：

“勿再联系，近日收网，注意安全，谨防逃遁。”

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华尔功臣列派管家宫登与往常一样，送去了一驮酥油糌粑，连周迅予要的手表、电筒也送了过去。

周迅予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解放军剿匪部队的动态，宫登告诉他:

解放军一个骑兵团正在开向郎木河。

周迅予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要求宫登把他们带到华尔功臣列的麦桑官寨躲藏。

他以为，华尔功臣列是一位土司，也一定是农奴主，与自己一样是革命对象，只有去那里才安全。

宫登被周迅予纠缠不过，连夜把这伙人引到麦桑官寨，安置在一间仓库内，那仓库内早已藏着两个要人：

一个是名叫马良，青海临兆县的参议会参议长——马步芳的堂兄，他领了几十个“乡绅”，骚扰川青边境，最后逃到郎木河，把“乡绅”留在郎木河畔，自己却躲在这里过鸦片大烟烟瘾；

一个叫黄渭清，中统陕西省调查处处长。

周迅予一踏入库房，怀疑上了黄渭清，一是他一看到马良抽鸦片，脸上就现出一片鄙视不屑的表情；

二是国民党的大官见到女人没有不流口水的，不是色狼也有一副色狼相，可他却对毛兆仙非常冷漠，甚至连正眼都不看一眼。

周迅予向台湾空投下来的“张子山”屡屡示意：

“干掉他！干掉他！”

那“张子山”也回应他：

“干掉他！干掉他！”

周迅予说的是真话，“张子山”说的是假话，黄渭清并不是什么中统特务，而是他们工作队的副队长刘奇。一是防止他们追逐两年多的这条恶狼再次逃遁；二是保护深入虎穴的人民公安“张子山”，使到手的军统潜伏名单、电讯密码和那张至关重要的爆破图安全带出。

1953年8月，周迅予邀请黄渭清登山赏月，还拉上那位“从天而降的张子山”、副司令何本初。

黄渭清走向悬岩绝壁，周迅予一边口中嚷道：

“注意啊！危险！”

一边用尽全力，就是一掌。令周迅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黄渭清身子一侧，他自己几乎飞了出去。

若不是黄渭清抓紧他的腰带，他早已与傅秉勋一样，让野猪野狗饱餐一顿。

当天午夜，周迅予等人好梦正酣，王泽丰率领的工作队就一举把他们擒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