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爱的枷锁 ，也看见生命的韧劲 ｜书评·心理

《要有光》这本书在心理学圈子里名气很大，前不久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可这本书的文本分量过于沉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数次拿起，又一次次放下。

这一次打开，是在出差路上。飞机在万米高空穿行，窗外是凝固的云海，来回路上一口气读完了三分之二，飞机落地的瞬间合上书本，心中翻涌的思绪无比湍急，心剧烈跳动的声音，伴着那些少年压抑的呜咽与无声的呐喊，让人无法安静。更触目惊心的是，那些在网上偶尔被瞥见的有心理问题的孩子，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在这座冰山之下，是整个社会链条末端所承受的时代悲剧。这本书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教育”“家庭”与“爱”的种种温情脉脉的假象，而我们自己，作为其中的一环，往往也是参与者、构建者，却浑然不自知。

继“梁庄三部曲”之后，时隔五年，梁鸿将目光从乡土转向了更为隐秘的家庭内部，聚焦于一群被“困住”的少年——因心理问题而失学、休学，在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从繁华的京城到沿海的滨海，再到凋敝的丹县，她用三年时间，走访了学校、家庭、校外干预机构、精神医疗机构，采访了孩子、父母、老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群体，这不是一次俯瞰式的社会调查，而是一场带着体温的沉浸式倾听。正如她在前言中所言：“我突然意识到，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这一声自问，瓦解了传统叙事中父母天然正确的预设，将审视投向了自己，以及所有以爱为名的施予者本身。

书中三个地域的样本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微缩景观。

在京城的高知家庭中，三位闺蜜陈清画、文莉、沈春，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教育路径，却殊途同归地陷入了困境。陈清画用无尽的补习班消耗了孩子对数学的天赋与热爱，在自由与摇摆中让孩子无所适从；文莉看似开明，奉行快乐教育，却在无形中剥夺了孩子表达与参与的机会，导致其陷入习得性无助；而沈春则执着于“清北梦”，掉入巨大的教育陷阱，梦碎后儿子远走他乡求学。

而在更为广阔的县城与农村，困境则呈现出另一种粗粝的面貌。留守儿童花臂少年、娟娟和小立们，面临着父母缺位、隔代教养与精神医疗资源匮乏的多重困境。

梁鸿的笔触是克制的，却掩不住细节中渗出的痛感。我们看到“阿叔”这样的社会干预者，如何用燃烧自己的方式，为濒临破碎的家庭带来微光；也看到精英妈妈们在学习与惯性之间的反复挣扎，道理都懂，行动却总在瞬间滑向旧轨。书中展现的“爱的错位”令人心惊——家长将家庭变成学校的延伸，把成绩视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尺，却在“为你好”的执念中，亲手掐灭了孩子眼中的光。他们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他们逃走、一落千丈，甚至不再期待，背后是无数不被看见的情绪、不被倾听的恐惧，在日复一日的累积中，变成了最后压垮少年的大山。

这本书之所以震撼，在于它没有把问题简单归因于某个单一的原因——叛逆的个体或失职的父母。梁鸿在平静的追问中，想要唤醒的是每个人，以及我们背后文化深层的惯性：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行为与社会观念中，到底隐藏了多少与爱背道而驰的暗礁？当“好好学习”被奉为铁律，当社会评价体系彻底窄化为分数与排名，孩子便成了链条最末端承担所有压力的容器。那些所谓的“问题少年”，不过是在替这个功利的时代生病。

《要有光》的书名，暗含了一种温柔的希冀。梁鸿并不想为读者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创伤都是独特而复杂的。但觉醒的人可以在书里找到答案。吴用选择去南方读大专，仍钻研数学与哲学；雅雅立志学习心理学，帮助自己也助人；李风继续选择“躺平”……这些结局谈不上圆满，却充满了生命的韧劲。

“创伤不会因为时间而愈合，它会成为时间的一部分，在每一代的血液里重复。”1967年，心理学家开始追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研究发现，这些从未经历过集中营的第二代，体内的压力激素水平比普通人高出显著比例。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影响持续到了第三代，形成隐形的创伤链条。这解释了为什么梁鸿笔下的孩子会“代替社会生病”。当父母的焦虑、压抑、恐惧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写入孩子的DNA，当家庭中的沉默、暴力、忽视通过日常互动内化为孩子的认知模式，创伤就不再是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努力改变的可能。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父母能够识别并处理自己的创伤，当家庭建立开放的情感表达模式，当孩子获得“被看见”的体验，代际创伤的传递链条是可以被打破的。吴用给妈妈写的那封长信，雅雅决定学习心理学的选择，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认领自己的创伤，然后选择不传递下去。正如梁鸿在后记中写到的，有些孩子没有走出来，但那些走出来的孩子，不是被拯救的，而是在被理解之后，自己找到了光。而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光，也可以变成照亮别人的光。

记者：任晓斐 编辑：徐敏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