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之下，那些你从未见过的伊朗玫瑰

当2026年的早春，中东上空的风云再次被硝烟染上荫翳，聚光灯再次投向那一片饱经忧患的土地。

战火、冲突、宗教与文明的碰撞……

这些宏大的词汇几乎承包了新闻的头条，却也像一层厚重的帷幕，遮住了帷幕之下、生活之中的万千寻常呼吸。

幸好，还有一本书，轻轻掀开了这帷幕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其中被深深隐藏的真实。

《我在伊朗长大》，这部以黑白画笔勾勒的自传图像小说，通过玛赞从10岁到24岁的人生经历，串联起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让我们看到这段国家与个人命运相互撕扯的沉重岁月。

这是一部声名显赫的作品，揽获国际多项大奖。

但比荣誉更动人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俯身观看”的视角——

不再是从云端俯瞰地缘政治的板块，而是蹲下来，平视一个大时代中普通人面孔上的悲欢以及眼中的光。

去感受一个女孩对自由的渴望、对身份的困惑，以及在动荡中从未熄灭的人性微光。

1

黑白线条里的厚重灵魂

它的封面与内页，首先给人的是一种极致的简约与沉重。

它不是我们惯常见到的色彩斑斓的漫画，而是采用了一种 stark 的黑白版画风格。

线条粗犷而有力，大面积的黑色色块如同那个时代的阴影，压在每一个人物身上。

这种风格看似粗糙，却精准地捕捉了恐惧、悲伤、叛逆与温情。

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你甚至能感受到德黑兰街头砖瓦的冰冷，也能看见少女眼中火焰的炽热。

这种视觉冲击力让人明白，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个国家在历史转折处的沉重剪影。

2

面纱之下的真实的“人”

我们谈论远方时，常不自觉使用着“他们”——一种遥远而模糊的集体代词。

《我在伊朗长大》所做最珍贵之事，恰恰是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她”和“他”。

作者玛赞·莎塔碧在序言中写道：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个“真实”。

它讲述了在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背景下，一个女孩如何经历了从“我要当女先知”的幼稚幻想，到被迫佩戴面纱的压抑；

从在街头经历炮火，到被父母送往奥地利流亡的孤独。

这不是政治课本，而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有为了自由而牺牲的叔叔，有即使在最黑暗时刻也要教导她“保持自尊”的奶奶，还有那个为了女儿能自由呼吸，宁可把她送走、哪怕此生不再相见的父亲。

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身处战乱国家的普通人，都和我们一样渴望炸鸡、向往摇滚乐、追求爱情。

面纱之下，不是狂热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

当我们在新闻里谈论地缘政治时，往往忘记了那里还有无数个像玛赞一样，仅仅是为了“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能自由地读书”而挣扎的灵魂。

3

复杂环境中的人性芬芳

最刺痛人心的，或许是玛赞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挣扎：

“在西方，我是伊朗人；在伊朗，我是西方人。”

这种无处安放的归属感，或许比枪炮更具持久的杀伤力。

它让我们明白，现实的世界，复杂到无法用“正义”或“邪恶”“保守”或“开放”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裁定。

那个在维也纳街头看似叛逆、试图完全融入西方的少女，心底翻腾的，是对故土那份带着愧疚的深情。

书中那位总在胸衣里藏一束茉莉花、保持芬芳的奶奶，留下了掷地有声的箴言。

当玛赞为逃脱追捕而诬陷无辜路人、事后向奶奶炫耀机敏时，迎来的不是赞许，而是一句冰冷的审判：“你很卑鄙，我为你感到羞耻。”

玛赞辩解是环境所迫，奶奶的回答简短而有力：“所有人永远都有选择权。”

这句话，击碎了环境决定论带来的所有无力与借口，守护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与尊严——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仍有选择善良、选择正直的自由。

4

在这个信息碎片、情绪极易被点燃的时代，《我在伊朗长大》犹如一剂清醒剂，也如一面诚实的镜子。

它照见我们的固有偏见，也教会我们深刻的共情。

它让我们懂得区分政权与人民，理解流亡者的乡愁与苦痛。

当伊朗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新闻弹窗里，或许我们的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空洞的地名与政治术语，

而会是那个在镜子前反复戴上又摘下头纱的倔强少女，会是那位在安检口对女儿毅然别过头去的母亲，会是那抹藏于衣襟、无论如何也要保存的茉莉芬芳。

她们的存在，让一个遥远的国度，变得具体、生动，并因其真实，而格外令人心碎，也格外引人尊敬。

祁愿天下苍生，永绝因狂热所引发的迫害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