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113）上海:老板毒杀奇案（二）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次日，一辆“云飞汽车行”的“雪铁龙”出租车，驶抵外滩上海市军管会大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在司机帮助下，从后备厢里拎出两个沉甸甸的皮箱。

这个男子名叫关愚笙，浙江台州人，“国防部保密局”中校特工，国民党败退前，受命潜伏上海，被任命为“保密局华东情报中心”主任。

早在抗战前，关愚笙就是“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的情报特工，还挂着凇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副分队长的公开职务，其资格与后来成为“军统”少将的沈醉不相上下。

可是，在戴笠眼里，关愚笙并不是一个绝对忠于“党国”事业的铁杆分子。抗战时期，他奉命潜伏上海，从事“军统”地下工作时，曾落入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手中，因受不了酷刑而变节。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关愚笙是一个七人情报组的组长，先于他被捕的六人都已招供。因此，“七十六号”也不需要他提供什么东西，只是让他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替日伪效力。

关愚笙拿了“七十六号”的钱钞在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开了一家烟纸店，带了两个小特务开始工作。

不久，戴笠着手重建“军统”上海区机关。从重庆来的特务立刻跟关愚笙联系，约其在霞飞路“逸霏咖啡馆”见面，传达戴笠口谕：

既往不咎，继续为团体效力，抗战胜利后可据功受赏。

关愚笙是名老特务，知道此刻如若不答应，肯定会血溅现场。再说，他投靠“七十六号”确实也是迫不得已，如果让他在李士群与戴笠之间作选择，他愿意跟着戴笠，于是一口答应。

就这样，关愚笙成为双面间谍。抗战胜利后，戴笠没有食言，给他颁发了抗战功臣的蓝色勋章，由1937年时的上尉军衔，提升为少校。

但是，在“军统”人事处的档案里，关愚笙属于“非可靠分子”一类。这对于他的仕途显然有些影响，一直到1949年初，他始终只是少校情报员。

上海解放前夕，“保密局”安排他潜伏时，晋升了一级，封了个“保密局华东情报中心”主任，听着来头很大，其实只有关愚笙一个人，其余成员让关愚笙自己物色。

关愚笙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潜伏绝对是一桩危险活儿，再说“团体”如此安排他这种资格的特工，绝对是一种轻慢，于是他决定不再跟国民党玩下去。

上海解放的次日，关愚笙带了两箱子谍报器材，前来市军管台自首。

随后，关愚笙受到了军管会宽大处理，未予关押，说清一应情况后，当场让其回家。

关愚笙在嵩山区开了一家茶叶店，因为生怕“保密局”派人暗杀他，店址精心选择，就在金陵中路派出所附近，只要发现苗头不对，有可疑分子在店前晃来晃去，马上可以从后门逃出去，跑个二三十米就是派出所大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关愚笙认为大势已定，国共之间的胜负从此再无悬念，决定死心塌地地跟中共走。

他再次走进了市军管会的大门，这回没两箱子特务活动器材可交，只有薄薄一张纸，可这张纸的价值比那两箱子特工器材大得多。

这是一份名单，上面是他所知道的“保密局”可能安插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二十余名潜伏特务。

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这是关愚笙凭借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敏感和直觉作出的判断，若要让他说出依据，一丝一毫也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关愚笙的这份检举名单很靠谱。上海市公安局、华东社会部分别对名单上的疑似潜伏特务进行秘密侦查，三天之内就抓获了十一名，由此扩大战果，破获了一些特务案件。

然后，就要说到让上海政保工作负责人扬帆惊喜的这个话题。

关愚笙的检举名单中，有一个名叫史宝和，这江苏盐城人，早年逃荒来到上海，乞丐、瘪三、小贩全都做过，抗战爆发后不知怎的被“军统”看中，发展为外围情报人员，每月领一点儿津贴。

“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破获后，戴笠从重庆派人来重建，史宝和成为“军统”的正式特务。

抗战胜利后，“军统”论功行赏，给了史宝和一个少尉军衔，在“军统”在华懋饭店举行的庆功宴会上，关愚笙与史宝和相识。

之后，因为没有工作上的关系，俩人互不接触。1949年3月中旬，公开职务为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实际上是“保密局”上海区首脑的大特务毛森在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召见关愚笙下达潜伏任务，其走出套房下楼时，在楼梯上跟史宝和迎面相遇。

关愚笙跟对方聊了几句，得知史宝和也是受到毛局长的召见，匆匆赶来。

关愚笙由此作出判断，毛森召见史宝和，肯定也是为了布置潜伏任务，因此就把史宝和的名字写进了检举名单。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史宝和被毛森召见一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关愚笙的怀疑有道理，于是指派侦查员吴世富、江力对此进行调查。

要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查找这样一个不确实的线索，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吴、江两人干着这份活儿，自有他们的一番道道儿，两人把关愚笙写的那份只有半页纸的材料反复研究后，理清了工作思路：

史宝和是“军统”情报特务，其活动地点一直在上海，相关情况肯定有人知晓，比如他的同事、上级或者下属；

另外，按照“军统”人事处的规定，抗战期间发展的特务战后都要参加一个为期四十五天的特工业务培训班。

史宝和这厮叫花子出身，之前肯定没有接触过特工业务，属于野路子，必定会被点名去接受特工技术正规培训，可以从这个口子切入进行调查。

两个侦查员按照这个思路，找了五个上海解放后自首或被捕的和史宝和经历类似、抗战后曾去南京接受过培训的“保密局”特务了解，前四个都说对此人有印象，后一个姓王的说认识此人，当初在南京“军统”培训班吲是同班同寝室的学友。

吴世富、江力一听大喜，寻思这就好了，一个半月相处下来，互相之间总会聊些什么吧！哪知却是白开心一场，这个王姓特务说:

史宝和还真是一块特别适宜做特务的料，沉默寡言，城府极深，同寝室六个学员，大家没事时凑在一起抽烟喝茶闲聊天，史宝和烟照抽茶照喝，有时还蹭顿老酒，就是光听不谈。

培训班结束，室友给他起了个绰号：阴私鬼。

不过，对王姓特务的调查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陈述中提及，在南京“军统”培训班学习期间，曾有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时髦女子，从上海来看过史宝和。

尽管史宝和对室友们的探问一概不予理睬，可还是有特务认出，这名女子是“仙乐斯舞厅”的舞女，艺名叫“威灵仙”。

于是，吴世富、江力决定去“仙乐斯”打听一番。舞厅接待他们的人员说:

以前的确有过这么一个舞女，不过她已经在1947年底离开了。

侦查员以为“威灵仙”跳槽，便问:

她去了哪家舞厅？

对方告知不是跳槽，而是嫁人，娶她的那个男子听说很有钱，不需要她工作。再往下了解，得知“威灵仙”嫁的是嵩山区原法租界“强固五金行”的小开。

循着进条线索往下查，侦查员当天见到已做两年全职太太的“威灵仙”。这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子，她告诉侦查员:

自己的真名叫莫奇琴，“威灵仙”是同学们因其嗓音清亮给她起的绰号。

这是一味润喉的中药，同学们认为她的嗓音是常食“威灵仙”的结果。

莫奇琴的父亲原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一个文职官员，上海沦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追究，逮捕、抄家，不久在看守所上吊自杀。

当时，莫奇琴高中毕业闲居在家，遭此一劫，家道败落，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就去“仙乐斯”当了舞女。

那么，她跟史宝和又是什么关系呢？对方告诉侦查员:

1946年2月，她刚进“仙乐斯”当舞女不久，一天凌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三个流氓对对她图谋不轨。

当时的情况颇有些惊险，对方已经把她双手捆起来，嘴巴贴上了橡皮膏，跟着就往旁边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弄堂里拉。

她以为已经难逃此劫，不料一辆轿车正好驶过，司机下车质问流氓意欲何为。

流氓拔刀欲对这个打抱不平的男子行凶，对方一声冷笑，就像变戏法似的亮出一支手枪！

这个救她的男子就是史宝和。之后俩人有了来往。不久，史宝和去南京学习，半个多月后的清明节，莫奇琴去扬州老家扫墓，顺道去了趟南京看望史宝和。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本来，莫奇琴可能会嫁给史宝和，当时俩人同居，可她发现史宝和喜好拈花惹草，跟一个名叫罗丽玲的茶叶店老板娘打得火热。

于是，在跟几个闺蜜反复探讨后，莫奇琴决定跟史宝和断绝关系。

吴世富、江力自然对罗丽玲这条线索颇感兴趣，可是莫奇琴只知道对方是茶叶店老板娘，茶叶店的店名、地址一概不知，她跟罗丽玲见过—面，对方比她大两三岁，略有几分姿色，嘴唇边有一颗绿豆大的美人痣。

吴世富、江力两人分析:

罗丽玲是茶叶店老板娘，看来找到她的捷径是查摸茶叶店。

可是，上海滩有近千家茶叶店，况且要找的并非老板，而是老板的配偶，绝对是高难度。

可是，眼下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一走了，于是俩人去了上海市茶叶行业公会。

茶叶公会提供了全市八百一十九家茶叶店的店号、地址和老板姓名，但是并不知晓老板配偶的姓名。

吴世富、江力商追下来，决定去工商局问问是否有这方面的信息，接待他们的同志说:

市工商局不办理工商户登记手续，因此并无任何店铺的材料，你们可以去各个区调查。

这样一来，两人只好一个区一个区跑。当时，上海共有三十个区，区级工商局尚未建立，工商业一应事务是由区政府所设工商股或者独立团体工商联负责。

两个侦查员骑着自行车折腾了五天，跑遍了三十个区，调查结果令人沮丧：

各区的工商登记资料不一，有的有登记人（老板）的家庭成员资料，有的却没有。

这种情况，甚至在同一个区的登记资料中也有。接待人员解释:

这方面市工商局并无特别规定，不同的办理人就有不同的做法。

侦查员大失所望，在大约五分之一有家庭成员情况的茶叶店登记资料中，并没有发现罗丽玲其人。

可是，这件事还得干下去，两人只好非常不情愿地采用最笨也是最麻烦的办法，去全市各医逐家茶叶店一一访查。

原以为把八百一十九家茶叶店一家家访查到，必能查到罗丽玲的下落，可是两人跑了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一家茶叶店老板的家眷中有这个人！

这不是奇怪了吗？吴、江两人议了一下，得出的结论几乎使他们崩溃：

有罗丽玲其人的那家茶叶店已经关门歇业，而且是在上海解放前！

两人觉得，只好去翻查一下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档案。这时，他们的直接领导科长钱融清来了解两人调查史宝和线索的进展情况，听他们说了一应经过，给两人出了个主意:

据我所知，旧档案的登记资料中都没有家庭成员这类内容，你们与其徒劳地去查阅旧档案，倒不如去几个中心城区的茶叶店，打听罗丽玲其人。

接下来，事实证明钱科长的这个思路对头。吴世富、江力如此打听了几天，新成区重庆中路“义仁泰茶叶店”的老板向管段派出所反映说:

前两天，有两个市局的同志来敝店了解是否有罗丽玲其人，敝人答称敝号并寒舍均无这样一位女士。

今天上年，曾在敝店做过账房先生现已回家养老的张先生来敝店小坐，卿天时言及此事，张先生告知，嵩山区金陵中路上的原“协成茶叶店”叶老板的续弦叫这个名字，叶老板前年病亡，此后“协成”歇业。

派出所随即向市局报告。吴世富、江力立刻前往嵩山区金陵中路派出所，打听到该所管段内以前确实有一家“协成茶叶店”，已经关门，户籍档案中表明:

“协成”原址有一个名叫罗丽玲的女子。

户籍警把罗丽玲叫到了派出所，侦查员跟她谈下来，证实莫奇琴所言不谬。

不过，她并不知道史宝和是“保密局”特务，只知道他是十六铺的海产经纪人，她曾数次去那里取新鲜海产品，每次都看见史宝和在茶楼里和一帮经纪人喝茶抽烟谈笑风生，也确实看到有渔民来找他去跟渔行谈交易。

侦查员问后来那个史宝和去了哪里。罗丽玲说:

两年前，她就跟史宝和分手，后来再没见过面，只是知道史宝和住在榆林区龙江路兴福里。

吴世富、江力于是去了榆林分局，查知该区龙江路兴福里果然有史宝和其人，其公开职业为海产经纪人。

1949年12月9日清晨三点，史宝和在龙江路家中被侦查员抓获，随后立刻被押解至福州路市局讯问。

当天中午，史宝和交代了自己的“保密局”特务身份以及其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毛森指令受命潜伏的全部罪行，同时交代了其手下五名特务的姓名、住址。

当天下午，这五名特务全部落网。政保处侦查员对他们的住所进行搜查，搜得一些特务活动的武器、密码本和经费等，并无电台。

市局政保处二科科长钱融清受命负责讯问并查明这伙特务的活动情况以及可以扩大战果的相关线索。

他对被捕特务逐个讯问下来得知:

半年时间里，史宝和带着五名下属一共收集了五十六条情报，涉及中共军政干部与民主人士的住址以及物价、社情等方面。

收集到的情报当然不会用来收藏，必须传送给台湾“保密局”总部。这个小组通过什么途径传送情报？

五个小特务都说:

他们把收集到的情报交给了组长史宝和。

于是，侦查员盯着史宝和讯问，对方交代:

当初，毛森下达潜伏任务时说，可以给他这个小组配备电台和报务员，电台除了负责史宝和那个小组跟总部的联络，还须负责另一个小组的情报传送任务。

史宝和一听电台头就大了，他在抗战时期作为“军统”外围人员效力时，有过一次险遇，就是因为地下电台被发现后受到对方追踪，差点儿让“七十六号”的特工给毙了。

自此，史宝和的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概念：

电台容易暴露目标。

当时，他听毛森的话里似乎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就说:

要不把电台发给您说的另一个小组吧，我们收集到的情报译成密码后交给他们传送给总部。毛森点头同意。

史宝和的具体做法是:

小组成员把收集到的情报集中到他手里，自己把这些情报译成密码，用蝇头小字誊抄在绵纸上，然后前往每天必去的十六铺“五峰茶楼”。

茶楼二楼，有一个付费常年订下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的玻璃窗上，贴一张佯装不小心被茶水打湿的一千元钞票，钞票晾干后才揭下。

次日，在茶楼门口，他会遇到一个右脸有一道疤痕的少年乞丐，就把写着情报的绵纸夹，在钞票中施舍给对方。

这就是史宝和传送情报的过程。至于台湾方面的指令怎么传送给他不清楚，潜伏半年多以来还没有收到过任何指令。

不过，当初受命潜伏时，已经交代了接头暗语，按照特务活动的规定，不论何时何地何人，只要暗语准确，就即可与对方接头。

钱融清制订了一个计划，决定顺藤摸瓜，挖出另一伙潜伏特务，从政保处上报到主管领导扬的案头，当天获得批准。

1949年12月13日清晨，钱融清亲自出马，带了四名便衣押着史宝和前往十六铺“五峰茶楼”，史宝和照常喝茶抽烟吃早点，跟人谈笑风生，还做了三笔生意，当然没忘把一张打湿了的一千元钞票贴在靠马路的玻璃窗上。

次日，还是让史宝和去茶楼。上午九点半左右，他像往日那样离开时，茶楼门口果然有一个脸有疤痕的少年乞丐前来乞讨。

史宝和把侦查员事先让他誊抄的“情报”夹在两张一千元钞票里，给了对方，小乞丐拿到没有立刻离开，又在附近行乞了半个多小时。

当他离开十六铺时，身后已经有四个侦查员化装成路人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跟了上去。

小乞丐往南去了董家渡一座破庙，那是他的栖身之所，之后侦查员轮流监视他，可是直到晚上也没有人来取“情报”。

小乞丐离开破庙行乞，也没见他跟什么人有可疑接触，钱融清决定不再等下去，先采取行动再说。

当天深夜，侦查员把小乞丐拿下，随即对破庙进行了搜查，什么也没有发现，而那份“情报”却已不在小乞丐身上！

钱融清闻报后一个激灵，暗说要坏事！随即讯问小乞丐“情报”哪儿去了。

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供称，上午他拿到“情报”（他不知什么“情报”，只说是“纸条”）后，按照“下家”之前的吩咐，在十六铺附近转悠着行乞。

很快“下家”出现，那是一个拎着个竹篮子佯装买菜的中年男子，双方已经进行过多淡交接，配合绝对默契，互相之间也不打招呼，甚至连个眼神也没对，擦身而过时，把早已捏在手里的纸团扔进了对方的菜篮子。

小乞丐动作隐蔽利索，跟踪的侦查员由于角度关系，没有观察到。

钱融清一听觉得自己的头立刻大了一圈：

坏啦！

这份“情报”是他用阿拉伯数字胡乱编写的，“下家”没有史宝和的密码本，只是按照那密码拍发出去，可台湾那边收到电报后马上就会发现不对头，肯定会把史宝和小组出事的消息急告“下家”。

如此一来，无论往下再怎么使劲，那伙特务都不会露脸。

那么，小乞丐跟“下家”——“保密局”的另一个潜伏特务小组是什么关系呢？从其供述来看，双方是一种雇佣关系。

小乞丐名叫王四根，安徽凤阳人，十四岁，父母双亡，在沪行乞为生已经三年。

去年5月下旬，解放军发动上海战役时，由于战事关系，上海滩市面萧条，靠行乞糊口的乞丐有断食之虞。

王四根这当儿偏偏又生病，在破庙里躺了两天，饿得眼冒金星，无奈之下只好硬撑着外出行乞。

在十六铺，他遇到了一个“好人”。那是一个四十来岁、前额微秃、有点儿胖的男子，说一口上海话。

这个“好人”问了王四根几句话，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把他带到了路边的一家面馆，让店家下一碗馄饨先让他吃了，又叫了爆鱼面和生煎馒头。

王四根吃的时候，对方得知他喉咙痛，又掏钱请面馆跑堂去附近的西药房买来一盒“消治龙”药片。

王四根吃饱后，那人又掏出一些零票，合计有两万多元，让他先用着，回头再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过了两天，那人果然又来找王四根。自称姓邢，王四根称其:

“邢先生。”

邢先生给他安排的工作就是去“五峰茶楼”从史宝和那里取情报。当然，邢先生没有跟他说史宝和姓什么叫什么，也没说替哪家效劳，只是说从现在起给王四根发薪饷，每月五块银洋，问他干不干。

当时的五块银洋，可以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开支，王四根哪有不干的道理？

就这样，这个安徽小乞丐上了贼船，成为“保密局”临时雇用人员。可直到被捕，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替“保密局”效命，更不知道“保密局”是什么东西。

听王四根如此这般供述，钱融清等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当下顾不上休息，连夜商量是否还有补救法子。

议来议去，大家觉得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还可能有补救之望：

一是邢某那个潜伏特务小组在收到那份假情报后，由于某种原因，未在当天拍发出去，而是拖延至明天甚至后天才拍发；

二是如果邢某方面按照正常运作程序，收到假情报当天拍发出去，则指望台湾“保密局”电讯人员偷个懒，收到密电后并未立即转交译电员，或者译电员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译出该密电。

上海北站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总之，这样一来，就能给钱融清这边一两天的延缓时间，这样可以指派史宝和再去十六铺“五峰茶楼”一趟，往窗子上贴一张一千元钞票发出暗号，引诱邢某上钩。

这时已是12月15日凌晨，钱融清立刻把这一构想报告领导，领导说:

到这一步，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那就试一试吧。

于是，一干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看守所把史宝和和王四根拉到市局，让两人和他们一起吃了碗肉丝汤面作为夜宵，然后交代他们天明后要做的事:

史宝和仍去茶楼做经纪人，王四根则继续在十六铺一带行乞。

同时，钱融清下令二科侦查员暂时放下手头上的其他案子，统统扑到这个案子上，分工对史、王两人进行监控，留意是否有邢某那样的目标出现。

可是，意外没有发生，众人忙碌到次日中午，王四根也没接到邢先生的通知让去茶楼门口行乞。

于是，警方便知“保密局”已经从那份假情报推断出史宝和小组出事，急电通知邢某小组切断跟史宝和的联系。

这样子，上海市公安局只好拿出最后一招：

通过无线电信号测向仪查找敌特电台的大体位置。

这一招儿听上去似乎简单，具体实施起来相当复杂，而且并非市局的电讯专家和设备就能解决，需要动用华东社会部甚至军方的力量，包括那个时候最为稀缺的密电破译专家。

即使所有硬件、软件条件全都具备，最后是否成功还得看运气。不过，这一招儿最终还是有了收获，元旦凌晨传来消息：

市局政保部门寻找的敌特电台位置，应在北站地区范围内。

于是，扬帆下令政保处二科组织专案侦查组，深入北站地区挖出敌台和敌特潜伏小组。

专案组刚刚开始工作，扬帆就接到了黄浦分局关于“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件的报告，他一看在死者柳承方位于北站区的办公室内发现电台的情节，立马断定这正是钱融清专案组要追查的目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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