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代理过毛泽东党中央主席职务的领导人，刘少奇是唯一的一位。这一代理关系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正式决议确认的制度性安排，前后共三次，横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个阶段。毛泽东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人选时，对此有过一段直白的说明：

"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

一、1945年8月—1946年3月：赴渝谈判，受托坐镇延安

决策过程。 1945年8月26日，即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周恩来赴渝和谈问题。毛泽东对这次谈判作了最坏打算，在会上说，如果谈得不好，"城下不盟"，要"准备坐班房"；同时表示"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会上，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职务。

次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的通知，通报会议内容：

"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毛泽东临行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他还曾在党内交代：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

代理期间的主要工作：抢占东北。

这是三次代理中任务最繁重的一次。刘少奇既要宏观指导全国各根据地的工作，又要配合重庆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区的军队协调行动，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

对东北的战略判断在此前已经形成。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过："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毛泽东赴渝前，中央对如何在东北开展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形成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发展方针"。

从8月28日上午送别毛泽东后，刘少奇就密切关注东北形势，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准备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立即出发，尽快控制东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

当时的形势相当紧迫：蒋介石秘密发布抗战前编印的《剿匪手册》，调运37个军共73个师将解放区分割包围，企图夺取华北、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美国的军舰、飞机也向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加紧运送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担任与苏联谈判的特派员，试图在苏军撤出后迅速占领东北。

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当机立断：

成立东北局。

9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统一领导党在东北的工作。第二天，彭真、陈云等即乘苏军飞机奔赴东北。

调集干部与部队。

他要求华北、华中立即抽调100名团级军事干部赶赴东北，并命令原准备南下支援王震南下支队的部队立即掉头北上。

讲究策略。

当曾克林部在沈阳挂八路军臂章引起苏军干涉时，他提出名义上撤、撤小部分到乡下，留大部分在城里；形式上撤，秘密地开展工作。

战略方针的提出。 9月17日，刘少奇同朱德等联名发电报，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式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马上复电表示同意，同日回电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讨论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会后，他代表党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指示电《目前的任务和战略部署》，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这一方针的内涵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刘少奇对此有过一句概括："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执行规模。 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共中央从延安总部以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等军区，派出2万多名干部和11万余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干部中包括中央委员10人（其中政治局委员4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部队包括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所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所部3.5万人等。到1950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代理时长。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但因谈判期间精神过度疲劳，回延安后即住院休养治疗，直到1946年3月才开始恢复工作。刘少奇1946年3月25日在给李富春的电报中说，毛泽东身体已复原，已部分开始工作。因此这次代理从1945年8月下旬延续到1946年3月，实际有将近半年时间。

二、1949年12月—1950年3月：毛访苏期间，党政一肩挑

决策过程。 194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访苏事宜，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

代理时长。 毛泽东于12月1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这次与第一次不同，是"全面代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两职由刘少奇一肩挑，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代理期间的主要工作。 刘少奇一方面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重大问题及时请示；另一方面紧紧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协调中央及各中央局、各省市之间的联系，夙兴夜寐，保证了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其中最突出的是部署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财政经济各方面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根本好转，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土改成功这个必备条件。按照中央领导分工，刘少奇负责主持土改工作。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开始部署全国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

1月4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分阶段、分地区的部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1950年秋后分配土地。在宁夏、青海两省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须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则不进行。在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则在1950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后来进行。"

1月10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电报："少奇同志：1月4日中央发各中央局关于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的指示很好。请你们考虑可否要各中央局将此项指示电转发给各省委研究，并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见。"

1月29日，他起草关于征收公粮问题的指示，批评某些地区对地主征粮过重的缺点，指出"对地主征粮应比农民重一些，但不能将地主之租谷全部征完。必须留一部分给地主"。

2月12日，他又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改的步骤和政策。17日，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少奇关于新解放区土改工作的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发回电报，肯定了他的工作。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同一时期，他还处理了若干军事与外交部署：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强调"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办理，凡是卢汉不愿意办的事，均不要急于办"；四川解放后即考虑进军西藏问题，针对当时拉萨上层正在进行的"西藏独立"活动，于1950年1月中旬指示外交部准备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该谈话于1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三、1953年12月—1954年3月：高饶事件背景下的"特别决定"

决策过程。 195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因病到杭州休养，并主持起草宪法。行前，他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

这次之所以要"特别作出决定"，有特定背景。建国后毛泽东经常到外地视察工作和休息，一年中总有几个月不在北京，每次外出都由刘少奇代理工作，这已成为党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无需再作决定。唯有这次例外——背景就是1953年前后发生的"高饶事件"。

据薄一波回忆，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轮流负责为好"。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上刘少奇还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但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主席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

此前，高岗曾借毛泽东休假的机会暗中活动，希望主持中央工作，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四处串联，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拉拢陶铸未成，又试图拉拢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陈云、邓小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到高岗所说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毛泽东的表态在整个事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成为事件发展的转折点，高岗阴谋活动的盖子自此得以揭开。

代理期间的主要工作：主持七届四中全会。

从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前，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最主要的工作是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及纠正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中的一些"左"倾偏向。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当天，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汇报中央工作情况，并派人将决议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修改。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并部署会议议程；关于第三个议程，要求"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还要求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另一封写给刘少奇个人，建议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接着宣读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主持会议，并受毛泽东委托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2月10日，刘少奇带头向全会作自我批评，检讨了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以及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1949年天津视察时的一些讲话等。他在自我批评中说："从我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来看，最基本的教训，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随时注意集思广益，认真考虑别人的意见，认真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就更应该是这样。"

在刘少奇带头自我批评后，接着发言的40余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最后一致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他们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此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巩固，并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担任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次代理期间，他还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四、几点比较与说明

三次代理的形态各不相同。 第一次是战争与谈判交织、任务最繁重的半年，核心功绩是促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落地；第二次是党政全面代理，重心在内政，尤其是新解放区土改的总体部署；第三次则发生在党内斗争的关键节点，代理本身成为高饶事件走向转折的标志，工作重心是主持七届四中全会。

代理的制度化。 三次代理均由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决定，是一次有决议、有文献记载的权力临时交接。前两次分别在《刘少奇年谱》中留有记载，第三次则见于《中央召开会议报告表》及《刘少奇传》。此后的惯例是：凡毛泽东休假、离京或出国访问，一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关于"接班人"的表述需谨慎。 通常认为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1959年当选国家主席，二是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但有研究者指出，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主要基于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考虑，且国家主席在我国领导体制中只是名誉职务；最初考虑人选时，除刘少奇外还考虑过朱德、董必武等，由于朱德力辞，同时考虑年龄、党内分工等原因，并由毛泽东出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解释，刘少奇才得以当选。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昌同蒙哥马利谈话时确曾明确说继承人是刘少奇，蒙哥马利《三大洲》一书和陪同谈话的熊向晖回忆均有记载，但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并没有在党的会议上提及此事。因此，较为稳妥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第二把手"的地位是确定的。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除三次代理外，刘少奇还有一次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中央的"预备队"被委以重任：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经五台往太行"，最后落脚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