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30日早晨5点前后，阿城县李家屯附近，一辆三匹马拉的铁瓦轮大车被追兵拦了下来。车上有个女人左腿重伤，站都站不起来。她叫赵一曼。

两天前的雨夜，她被人背出哈尔滨市立医院后门，已经逃出了这座城。此刻，她离抗日游击区只剩20多里。这段路，她再也走不完了。

人明明已经逃出哈尔滨，为什么还会被日军抓获？卡住她的那一环，真相太揪心。

看守她的警士，把她背进了大雨里

事情要从她那条腿说起。1935年11月22日，敌人搜到她藏身的窝棚，子弹打断左腿骨，她流血过多，昏迷被俘。据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后来供述，碎骨散在肉里，足足24块，随时可能送命，还面临截肢。

敌人留她一条命，图的是口供。12月13日夜里，伤口化脓、生命垂危的她被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一边治伤，一边被监视，住院用的是假名“王氏”。

一个被看管的重伤员，身后没有组织的交通线，也走不了路，能争取的只有每天出现在眼前的人。她先选了看守。董宪勋是伪南岗警察署的年轻警士。

她就从这个年轻人下手，在病床前一点点跟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据记载，争取这个看守，她用了约20天。另一个是17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父亲1933年被日本人迫害致死，这笔仇她一直记着。她卖掉两枚金戒指和两件大衣，凑出60元经费，又把医疗用品装进一只小皮箱。

一个17岁的姑娘，就这样押上了自己的将来。

有了钱，还缺能把人运出去的东西。赵一曼走不了路，城外也没有人来接，他们只能花钱找外人：董宪勋定制了一顶轻便小轿，雇好轿夫，又约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的出租车。

时间也不等人。有一种说法是，董宪勋听到南岗警察7月要调动的风声，他一走，机会就没了。三个人把日子定在6月28日，星期天，这天夜里正好他值班。那晚大雨滂沱。

9点前后，董宪勋和堂叔董广政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送上出租车。车开到文庙屠宰场后面，她换上小轿，轿夫抬着她在风雨里往东赶。阿什河桥已被洪水冲垮，一行人只能绕道涉水。

一个腿骨碎成那样的人，就这么被抬着过了河。29日清晨，他们到了阿城县金家窝棚，落脚在董宪勋的本家爷爷董元策家。城，确实逃出来了。可她每往前挪一步，都得靠别人的肩膀、轿杆和车轮。

麻烦也正出在这里。

午后两点，追兵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29日早上7点，换班的警察发现人没了，屋里只剩董宪勋留下的伪警制服、帽子和佩刀。消息从南岗警察署报到伪滨江省警务厅，追捕令马上压了下来。敌人的第一步，正踩在她最疼的地方。

他们知道这个女人的腿伤成什么样，断定她走不出城，一定坐了车。那条被敌人打碎的腿，转过来又成了敌人查案的依据。警方把那晚出入医院、经过附近的车辆排了一遍，又把周边的汽车司机叫来逐个查问。

下午2点前后，警方从白俄司机那里拿到线索。太古街轿铺的主人又证实，轿子抬着一个行走困难的女子，去了荒山嘴子方向。

两条线一对，方向定了：沿宾县大道往东。从发现失踪到锁定方向，只用了半天多。

雨夜里的车和轿，都是花钱雇来的，见过她的外人就有好几个。一个被关押了半年多的人，手里没有别的路，这条逃生线只能这样搭起来，敌人也正是顺着它摸了上来。这半天多里，赵一曼却动弹不得。

1934年12月起，滨江省推行保甲制，10户一牌，十家连坐。一家出事，左邻右舍都得跟着担罪，谁敢收留抗联的人？1936年4月，日伪又启动《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滨江省正是第一年度的重点。

在这张网下面，村屯藏不久，野外也待不住，何况车上还有个需要医治的重伤员。董元策是自家长辈，也只敢把人留在屋里，白天不让出门，怕被外人看见。这位老人的胆怯，是日伪的连坐逼出来的。

一直等到下半夜，董元策才找来同村赶车的魏玉恒，套上三匹马的铁瓦轮大车。

一筐干粮，几十个熟鸡蛋，都装上了车。大车奔向宾县三区，那边就是游击区的方向。追兵已经上路。伪南岗警察署的人开车直追，到了阿什河，桥断了。

那场大水逼得赵一曼涉水，也挡住了敌人的汽车，可惜只挡了一下。他们从附近村庄征来马匹，改骑马接着追。

把两边的时间摆在一起，就看得出有多残酷。敌人半天多就查清了方向，赵一曼从离开医院算起，熬了三十多个小时还在路上。

“就说是我把你们骗出来的”

6月30日早晨5点前后，追兵在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李家屯附近赶上了大车。车上坐着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和董广政。这里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也有说法是10公里。

雨夜、断桥、连坐下的那个白天，全都熬过来了，只差最后这一段。敌人抢在她前头的，就是那一点时间。这时候，她跑不了。别人或许还能跳车，她连站都站不起来。被抓回去要受什么罪，车上没人比她更清楚。

她对董宪勋和韩勇义说：“别怕，就说是我把你们骗出来的。”又叫魏玉恒说是她花钱雇来的。罪责全往自己身上揽，能替别人留一条活路，就留一条。据《赵一曼传》记载，魏玉恒挨了几个耳光，被放回了家。

其余的人被押回哈尔滨。敌人再次用鞭子、烙铁和竹签审她，什么也没得到。董宪勋受刑过重，死在狱中，年仅27岁。韩勇义被判刑4个月，1937年7月才出狱。

伪滨江省警务厅的报告里写，她受过酷刑，面对审问却答：“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1949年2月，她病逝，只有29岁。那只小皮箱后来进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1936年8月，赵一曼被押上开往珠河的火车。她借来纸笔，给儿子宁儿写信：“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写完她想到，最先读到这封信的是敌人，他们可能顺着信找到孩子。

于是她又写了一封假口供信，专门写给敌人看。人已经走到牺牲的关口，她还在替儿子挡刀。8月2日，她被绑在大车上游街，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在珠河小北门外，年仅31岁。

这些话，宁儿迟到了21年才读到。1957年，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用钢笔抄下母亲的遗书，又在左臂刺下“赵一曼”三个字。这三个字，他带了一辈子。

赵一曼明明已经逃出哈尔滨，还是被伪南岗警察署的追兵抓了回去，那20多里她没能走完，这是最揪心的地方。

可敌人抢到的只是那一点时间，她没有吐露半句机密，也护住了儿子，那封信终究到了宁儿手里。1946年7月，哈尔滨有了一条一曼大街。

2026年6月28日，东北烈士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赵一曼、董宪勋殉国九十周年，董宪勋的后人也来到现场。九十年前被背出这座城的人，名字永远留在了这座城里。

参考资料：

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书摘）.光明网.2021-12-17

日战犯揭赵一曼受刑真相.中国日报网.2021-12-17

《哈尔滨伪满警察罪恶》（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6辑）.哈尔滨市政协文史资料

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家书原文）.人民日报《人民周刊》.2021-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