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忆长征 5 你们的工作安排，由项英副主席做具体决定好了

周恩来和中共苏区中央局

会晤周恩来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的一天，夕阳西沉，暮霭如烟的时候，我们抵达汀州城。兵站的交通把我们带到闽西“省苏”招待所住宿。漳州工人和五华工人及他们的家属已先一日到此，也住在这里。

“省苏”派了文化部工作人员陈正来招待我们。后来我才知道，陈正是和郭滴人、邓子恢等一伙人同时发展的“老革命”同志，因犯了某种错误，被调动，现在在“省苏”文化部工作。我们是“白区”来的知识分子，特别被“重视”，所以加派文化部人员前来照料。

据陈正对我说，闽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三月，邓子恢担任省苏主席。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汀州召开闽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邓子恢已离开闽西，大会选举张鼎丞为闽西“省苏”主席。“省苏”之下辖有土地部、粮食部、劳动部、工农检察部、文化部等机构。

在汀州城内，除了“省苏”之外，还有国家政治保卫局闽西分局、省总工会、省少先队、以及一个“闽粤赣边军区司令部”（驻河田），下辖一个兵工厂、一个被服厂和一个接收英国教会福音医院改编而成的红军医院。

第二天，我在陈正陪同下去会晤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

据陈正说，中共苏区中央局本来是驻扎在瑞金郊外的，因为中央局最近在汀州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周恩来特地瑞金赶到汀州来主持。

陈正把我带到一座很别致的洋楼上，这便是周恩来在汀州的临时公馆。我们进入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陈正向走一步，对周恩来说：“这位就是刚从漳州来的蔡乾同志。”

在我当时的记忆中，周恩来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东征之役和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策划领导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我在上海时曾经见过他，那时他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身材瘦小，眉目清秀，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可是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脸上留着长胡须，看起来好像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年轻人。那是因为他来苏区时是化装老头子混进来的，现在长胡须还留着。

一个红小鬼倒了两杯白开水放在我们的面前。周恩来说：“这次和你来到苏区的几位台湾青年同志，他们在外面做过什么工作？”

“他们都在学校读书，完全没有工作经验。”我说，“他们到苏区来的目的，是要来参加实际工作，锻炼自己。有几个青年同志已分配到军团政治部工作，另外有几个女青年同志还没有分配工作。”

周恩来说：“现在红军中很缺乏政治工作人员，苏区也需要文化工作者，你们来到苏区正适合革命的需要。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高潮。你们是从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下的殖民地来的。你们若能将殖民地统治下的生活实况告诉苏区千百万老百姓，相信必定会在苏区掀起反帝高潮，这对革命是极大的贡献。希望蔡同志多多协助他们把这顶工作好好领导起来。”

“我们都很幼稚，恐怕工作做不好。”我说。

此时，周恩来对小鬼说：“你去请任弼时同志到这里来。”

不一会一个脸黄肌瘦、留着长胡须的老先生出现在我面前，面对他，我发愣了。

还是他先开腔：“蔡乾同志，你认得我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很快到他的跟前和他握手。

我说：“任先生，您好！任先生留着胡须，乍看不容易认出来。”

原来任弼时也是化装老头子进到苏区的。一九二四年他在上海大学教俄文的时候，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潇洒，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教授，因为他削瘦，看起来比周恩来还要老。

任弼时说：“你们来到苏区，我们很欢迎。”他又把周恩来刚才对我说的客气话重复了一遍。

然后又说：“这次和你一起来的施老先生全家都到苏区来，真难得。你跟他相处很久，他做什么工作比较合适呢？”

“施老先生在台湾曾经参加过文化运动和议会运动，他是一个‘老革命家’，他对于教育工作很有兴趣，就是说国语有点困难，做文字工作大概是没有什麽问题的。”我这样回答。

接著任弼时又问我：“刘月蟾和施老先生几个女儿做那些工作比较合适？你说说给我们做参考。”

接著，周恩来说：“我想蔡同志和几位台湾同志的工作，由项英副主席做具体决定好了。”

说着，周恩来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说到了瑞金交给项英。

周恩来把介绍信交给我时又对我说：“今天晚上汀州各群众团体和省级机关在‘省苏’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你们台湾同志、漳州工人同志和五华工人同志。你们可以在汀州玩几天，到处看看。”

“我们想尽快赶到瑞金去。”说着，我便站起来和他们告辞。

红军医院

同一天下午，我们和漳州及五华的工人二十多人，在陈正的带领下去参观红军设在汀州的被服厂。

这家被服厂位于汀州城南，有五、六十个工人，大部分是女工。有少数的男工是熟练的裁缝师，他们担任剪裁工作，还有一部分男工担任染色和漂洗工作。女工大部分是红军家属。

据厂长说，布匹（白布）大部分是红军打到“白区”时收集进来的，小部分的布匹才是通过商人的关系从赣州购进来。都是土布，有时也可以买到一些洋布。

这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说：

“现在厂内有二十多部缝纫机，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第一次占领汀州时获取的。今年红军占领漳州时获取的缝纫机也拨了一部分到这里来。”

据他説，除了几位熟练技工领薪饷外，其余的工人都是按照红军士兵待遇。不过他（她）们的家属可按照“优待红属条例”受到优待。

我们在红军被服厂参观了约半小时，然后转到城内参观红军医院。

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后，起义部队经过抚州、广昌、瑞金、会昌等地抵达汀州时，有一部分红军伤兵被送到当时汀州城内一所规模相当大的英国教会医院——福音医院治疗。

当时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是一位四十来岁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以“神救世人”的精神，热情地给红军伤兵治疗。后来红军撤离汀州，有几个重伤的未能带走，傅院长仍留他们在院内继续治疗。就是这样，傅连暲便和朱毛红军搭上了关系。

一九二九年春，朱毛红军下井冈山，经过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汀州，便正式接收了福音医院，更名为“红军医院”，仍由傅连暲担任该院院长。就是这样，傅连暲也就成为“红色医生”。

红军医院是一座两层的楼房，有一百多个床位。楼上住的是红军高级干部的重伤病号，有一部分是苏维埃政府或党部高级人员患严重的肺病，需要长期疗养者也住在这里。楼下所收容的是重伤病号。轻伤者都在前方红军医院医治。这次“东路军”在漳州地区受伤的重病号，大部分也送到这里来。

傅连暲的爱人（妻子）原来也是福音医院的护士，现在她是红军医院的护士长。她娇小、干练，经傅院长介绍，她热情地招待来参观的女客人。

下午六时，由闽西“省苏维埃政府”作东，请我们吃饭——苏维埃式的会餐。

“省苏”主席张鼎丞、“省苏”土地部长范乐春（女）、文化部长萧向荣，还有几位部长级人员（名字记不清），以主人和陪客身份参加了这次会餐。

当中共中央要员周恩来和他的爱人（妻子）邓颖超以及任弼时、顾作霖（少共中央书记）、邓发（中央局委员）、陈寿昌（全总苏区执行局书记）、王盛荣（中央苏区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中央苏区少先队总队部参谋长）等到会场时，参加会餐人员全体起立，并由张鼎丞致欢迎词。

会餐完毕。我们在“省苏”大礼堂前面的广场溜达。

不一会，军区政治部、闽西红军学校学生、政治保卫局分局的队伍，以及省级机关、民众团体的队伍，约六七百人，陆续开到“省苏”大礼堂来。

一个盛大的晚会开始了。这次晚会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几个留俄学生表演的“苏联海军舞”、乌克兰舞和俄语“国际歌”。此外，由红军学校学生表演的“活报”，有如街头剧的形式，给人以新颖活泼的印象。

总而言之，这次晚会有一种“洋气氛”，与我们在才溪和古城所看到的晚会毕竟是不同的。

这两天，我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获得了一种深刻印象：他是个手不释卷、努力勤学的人。

我们在汀州逗留的第三天早晨，周恩来偕任弼时特地到招待所来看我们。他拿出两本日文书来给我看。

一本是列宁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另一本是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著的《国家论》。

前者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深入的阐述。列宁这本著作，就在当时国统区也还没有中文译本。

后一本是佐野学对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通俗的阐释。当时就位居中央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者的周恩来来说，确实需要借助于书本上的学识来提高他在理论方面的素养。

周恩来对我说：

“蔡同志，这两本书很有参考价值，你到瑞金，把你的居住、工作安排好了之后，有空时，请把它翻译出来。时间不受限制。可把列宁的著作先译出，佐野学的著作可缓点译没有关系。翻译好了送到中共苏区中央局来，我们准备把它出版。”

周恩来早年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过，他是懂日文的。他为什么要让我翻译呢？显然，时间是主要的因素。书已然送来，我只好接受。

“我恐怕翻译不好。”我直率地说，“况且现在身边又没有一本日文辞典，翻译不免有些困难。”

“不要客气，”周恩来接着说，“你需要日文辞典，可到瑞金叶坪‘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部’去借用。那边正在筹设一个‘中央图书馆’，有大批的日文书刚从漳州运回来。”

接着他又说：

“日本共产党虽然实际斗争较差，但他们在理论修养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你看，佐野学这本《国家论》真行。虽然佐野学这本书，只不过是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一书通俗化的诠释，但却表现了日本共产党对于理论修养方面的重视和他们在理论工作方面已有丰硕的成就。在这方面我们还得努力学习。”

后来，我在与周恩来不断的接触中，都能深深感到他确实是个学识广博、思考缜密的人。

以上是一九三二年我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时所得的直觉的印象。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他进入江西苏区后，在处事做人等方面几个突出的事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中共苏区中央局

当我于一九三二年六月踏进闽西苏区的时候，周恩来已接替项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工农红军总政委，成为苏区的重要领导人。

先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共三中全会决定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苏区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各个地区的工作。

三中全会并决定以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曾山（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王首道（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等为委员，并先派项英和顾作霖进入江西苏区主持中央局工作。此时苏区中央局因人事不健全，领导脆弱，威信不高。

及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同时增加邓发（闽粤赣边省委书记）、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为中央局委员以后，领导才算加强了。

在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的前夕，由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曾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在瑞金召开“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毛泽东领导时期苏区党的工作。

会议指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在总前委领导下，苏区党在土地问题、红军建设、肃反工作等方面存在某些需要纠正的倾向。

在苏区中央局领导下，经过几次重要会议和讨论，对毛泽东在军中和党内的部分领导权进行了调整。当我到达瑞金的时候，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这些过程中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内部在方针政策上存在过不同的认识和讨论。

现将我初进入江西苏区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名单列举如下：

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顾作霖、朱德、邓发、王稼祥；

书记：周恩来

组织部长：任弼时

兼宣传部长：顾作霖

妇女部长：邓颖超

苏区中央局下辖：

江西省委员会——书记曾山（后为李富春）

闽粤赣边委员会（后改为福建省委）书记——邓发（后为罗明）

湘赣省委员会——书记王首道

粤赣省委员会——书记刘晓

此外，在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下还有下列机构：

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

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书记陈寿昌

少先队苏区总队长王盛荣

少先队苏区总队参谋长张爱萍

周恩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不但要掌握有关全局性的方针、政策问题，而且要照顾各方面、各条战线上的斗争和业务；所以苏区中央局日常工作的规划和指导的责任，便完全落在组织部长任弼时的身上。

任弼时是湖南人，早年留学苏俄，一九二三年回国，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曾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络工作。任弼时身材瘦小，面黄肌瘦，脸上留有长胡须，更显得苍老憔悴，那时他已患了轻微的肺病。

这次从漳州来的台湾人、漳州工人和五华工人的工作，便是完全由任弼时所决定和安排的。

我和刘月蟾、施至善先生被分配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其具体工作由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项英决定。

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被分配到瑞金红军学校工作，其具体工作由红军学校政治主任欧阳钦决定。

我们在汀州逗留了三天，第四天，我们从汀州出发，约莫走了四十里，抵达古城。它是一个古木参天、拥有百把户人家的山寨。寨上除了乡苏之外，还有赤卫队部、少先队队部、儿童团、合作社等机构驻此。

我们在古城住了一夜。古城乡苏也举行晚会欢迎我们。这个晚会内容没有什么特色，印象也就不深。

第二天早晨，一出发便登上一座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大山。我们仍沿汀州——瑞金的古道山岭走。这一天很热，据“交通”说，今天只走六十里路程，便可以抵达“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所以我们都走得很慢。

下午在路上遇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他的妻子钱同志（她的名字已记不清楚），毛泽民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他的爱人（妻）也在国家银行工作，而他的妻舅钱之光是苏维埃对外贸易局局长。这说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工作也有毛家成员参与。

毛泽民看到我们汗流浃背，走得很累，便跳下马来，硬要把他的马让我们骑，我们自然不好意思接受，他卻一再叫我们骑去。盛情难却，我们只好轮流著骑马。我们于当天下午四时许抵达“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北郊叶坪。

编者补注：

台湾籍女革命烈士：施英

施英（1914-1934），台湾籍，定居漳州胜利路。1932年参加革命，生前系瑞金红军学校教员。1934年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踪。

“施英原是江西瑞金的红军学校担任文化教员一类的工作，……她与刘伯坚的兵在一起，很可能是牺牲了……”上将张爱萍在信中写道。

张爱萍上将为台湾籍女革命烈士证实事迹

这封信珍藏在漳州市芗城区档案馆，是1963年张爱萍上将写给漳州有关方面，证实了85年前漳州战役后，台湾彰化人施至善一家七口参加红军，以及烈士施英的有关情况。2017年6月，张爱萍这封亲笔信件在漳州市首届珍贵档案评选中获奖，并入选珍贵档案名录。

施英1914年出生于漳州市，她童年时代与四位兄妹跟随父亲施至善前往台湾。施至善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初期成员之一。上世纪20年代末期，施至善回到漳州教书，施英姐妹们也回到漳州崇正中学、芗江女师念书。

1932年4月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中共地下党一李姓党员，找到寄寓在漳州城枕头巷的施至善。此前，施至善就想到苏区工作，但是顾及到子女（一男四女）的工作和教育问题，所以一直未能成行。“施老先生一家人，还有几位台湾青年朋友志愿到苏区去，我们都欢迎……施老先生的子女教育更没有问题……”得到肯定回复后，施至善当即下定决心前往。

1932年6月，施至善一家人参加红军，启程前往中央苏区。随军转战途经龙岩时，驻扎在闽西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就接见了他们一行。也正是在刘伯坚的照顾下，施至善一家上下领到一套灰色的红军军服。到了中央苏区后，施至善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并参与筹备成立“反帝总同盟”（又称“反帝拥苏总同盟”）。

施英和妹妹施月娥在当时的瑞金红军学校特科学校担任政治文化教员，姐妹俩多才多艺，在红军学校的工作非常出色。多位老红军在回忆录中都有提到施家“四姐妹”（施月英即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对她们编排的话剧和舞蹈记忆深刻。后来，施英也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和反围剿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施月娥回到漳州，在漳州粮食局做文化教员，可她的姐姐施英下落不明，对她参加革命的事迹无法得到承认。1955年，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施家为此专门给张爱萍写信，请其证实施英参加革命的事实，要求追认其为烈士。1963年，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张爱萍给漳州市（现芗城区）政府寄来这封信，说施英和刘伯坚的兵一起，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根据张爱萍将军的这封来信，组织上反复调查核实，证实了施英的革命事迹。后来，施英被漳州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