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年关税法案跑偏，触发全球贸易报复，拖垮世界经济？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的崩盘与经济的衰退，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如果要说真正将美国和全世界推入大萧条深渊的关键推手，还是要说1930年6月正式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在这项法案通过前后，美国失业率从7.8%一路攀升，到1931年达到16.3%，1932年进一步恶化至24.9%，1933年更是触及25.1%的历史峰值，超过1200万美国人失业。

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该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剧衰退至1932年历史低位的重要催化剂，也是大萧条全面深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要理解这部法案的来龙去脉，就有必要先谈谈胡佛。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客型总统，没有绝对的政治原则，只要能够成功，许多观念他都能接受。

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胡佛在参选时为了争取西部农民的选票，提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声称要提高农产品关税，帮助农民摆脱困境。他希望通过提高食糖关税，帮助种植甜菜的农民抵御蔗糖的冲击；

提高小麦关税，补贴西北地区的麦农；对亚麻加税，保护农民免受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提高棉花关税，保护国内棉农免受埃及长绒棉的冲击；

提高畜产品及乳制品关税，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加拿大竞争的影响。皮革、鞋类、羊毛、制造用布、毛纺品等领域的关税保护，同样以应对外来竞争为由。

由此可见，这项法案最初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保护农业发展，而农业对于胡佛这位来自西部的总统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项法案早在胡佛正式就任总统之前便已开始讨论，并成为当届国会最受瞩目的立法提案之一。1929年初，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此举行了听证会，由长期担任俄勒冈州众议员的霍利主持。

霍利出生于农场家庭，是典型的美国本土主义者，长期支持贸易保护政策，并将自己的名字冠于这项法案之上。众议院审议完毕后，法案被送至参议院，并以264票对147票获得通过，强调要提高农产品及工业产品的关税。

然而，一项原本以保护农业为初衷的法案，为何最终演变成涵盖大量工业条款的庞杂法律？这背后是美国国会内部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这为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

当时在这项法案的形成过程中，主要有三股力量在发挥作用：一是改革派团体，二是美国劳工联盟，三是美国农业组织。

这三股力量通过政治捐款、投票动员等合法手段，不断向国会议员施加影响，将各自所代表的行业利益写入法案，使这部原本针对农业保护的立法，最终变成了一个涵盖工业品、制造品在内的大杂烩。

在参议院的最终表决中，法案以44票对42票的极为微弱优势惊险通过，这一结果本身就说明参议员们对这项法案的评价极为分歧。

在投票赞成的议员中，有39位来自共和党，5位来自民主党。随后，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对两院版本进行协调，最终将关税水平提高至比众议院最初建议的还要高的程度，并由两院共同确认后正式提交总统签署。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拥有否决权。面对这项法案，胡佛并非没有选择，他完全可以行使否决权将其退回国会。

然而，出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对选票的考量，以及对背后政治力量的妥协，胡佛最终选择签署了这项法案，甚至动用六支金笔大肆宣扬，将其作为一项政治成就加以推介。

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法案引发任何严重后果，他可以通过关税委员会的灵活调整机制来消除不良影响。然而，他显然低估了这项法案所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这项法案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从立法之初便已偏离初衷，成为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表面上是提高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农业困境，反而将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了极端。整个1920年代，提高关税在许多国家都是流行的经济政策，但当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单方面大幅提高工业品和制造品关税时，立即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制。

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全球贸易总量急剧萎缩，国际贸易的恶性循环由此开启，最终将整个世界拖入了大萧条的深渊。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教训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一项以保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一旦被利益集团的游说所扭曲，被短视的政治逻辑所主导，最终往往会伤及自身，并将损害蔓延至整个世界。

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限制与关税战，在历史的镜鉴下并不令人感到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