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会再次应验？中国或有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超级大国？

聊起超级大国，多数人脑子里先蹦出航母和军费，但把镜头拉远，真正的硬门槛其实是人口底盘与完整工业体系的咬合。

五百年前西班牙靠几百万人和火枪就能铺开版图，到了蒸汽机时代，英国凑齐三千多万人口才撑起兰开夏的烟囱，而美国接棒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靠的是一亿多移民底盘。

到了2026年秋的今天，技术树越长越密，中国14亿多人口、超一亿制造业大军和全球第一的工程师红利，撑起了占全球约30%的制造业增加值。

今年三月合肥无人化产线76秒就能下线一台整车，方圆两百公里几千家供应商咬合成网，对面3.4亿人口的美国连熟练焊工都招不齐。

按每次工业革命人口门槛翻倍的历史规律推演，下一代产业革命需要几十亿人口打底，而地球物理上限摆在那儿，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

其实，关于大国兴衰与历史规律的争论一直没断过，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就曾从产业变革的视角剖析过这一深层逻辑。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是分析国际格局，而国际格局的核心，就是判断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

如果无法厘清各国实力的消长，人们就很难读懂当下的国际政治。回看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变动的核心驱动力，就是产业革命。

每一轮产业变革，都会催生新兴大国崛起，同时造成传统大国走向衰落。所以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人们观察国际格局走向十分关键的驱动力量。

他不打算罗列过多案例，只简单梳理两百年间的变化。大英帝国的崛起，依托的是蒸汽机革命。之后美国与德国的崛起，源自第二次工业革命。

再往后，日本崛起、东亚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以及后续中国的发展，背后都有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作为推力。所以想要真正理解国际关系，人们已经无法脱离产业，还有科技层面的研究。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产业发展并不是在真空的市场环境里自发完成的。产业的成长离不开国家提供保障，尤其是大国之间产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政府会发挥重要作用，或是推动产业发展，或是为产业保驾护航。

这条产业革命推动大国更替的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只有具备强大国家能力与人口底盘的中国，才有潜力冲击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的位置。

无论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质量，还是政策出台与退出的时机选择，这些问题都无法依靠经济学理论解释，本质上都属于政治问题。这里所说的政治，第一层是国内政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

国家是否具备长期、稳定、连贯落地产业政策的能力，有没有能力克服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第二层就是地缘政治环境。

国家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外部环境独立存在，它内嵌在特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如果外部地缘环境恶劣，再好的产业政策也很难取得成功。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推出过不同程度的产业政策，非洲、拉丁美洲、南亚都尝试过，但是这些地方的产业政策大多收效有限。

相对成功的产业实践，大多集中在东亚地区，根源就在于二战之后冷战塑造出来的特殊地缘环境。当时美国需要扶持东亚地区发展，以此对抗苏联带来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基于以上的理解，单纯依靠产业政策的研究，无法完整解释产业兴衰的底层逻辑。人们需要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重新纳入分析框架。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他提出了产业政治这个概念。当历史规律走到今天，超级大国的实力比拼已经细化到1382个工业小类的供应链当中，而承载这种规模效应的正是卷入大国博弈的超级企业。

他把研究重心放在超级企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当中的作用持续放大，产业呈现高度集中的特征。

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研究整个产业，本质上就是研究产业内少数几家头部企业。传统产业不是这样，例如纺织行业，全球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纺织企业。

但是现代战略性产业完全不同。拿航空航天产业举例，全球范围内头部企业寥寥无几，研究航空工业，核心就是波音和空客两家。

半导体制造环节同样高度集中，研究这个领域，重点就是台积电、三星、美光、中芯国际等少数企业。传统产业研究以整个产业作为分析单位，放到当下，把研究单元下沉到企业层面，是十分合适的。

第二个原因，大国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就算由国家发起经济对抗，执行经济战的主体依旧是企业。

这本书的书名想要传递的核心观点就是，超级企业深度卷入大国竞争，这就是产业政治。回看这起大国产业博弈的历程，守成超级大国美国的制造业之所以在历史规律面前显露疲态，与中国全产业链的崛起和美国自身的金融化密不可分。

即便一个国家拥有全球霸权，也没办法保证本国所有产业都维持全球领先，当年的大英帝国也是同理。美国传统制造业遭遇挑战，来自两波竞争者。

第一波挑战者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德国和日本，尤其是日本。早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大量讨论聚焦美国制造业衰败。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西泽写过一本书，叫《不那么自由的贸易》。书中提到，美国制造业遭遇的第一轮冲击就来自日本。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直接冲击到莱特西泽家乡俄亥俄州的本土产业。而人们现在讨论更多的，是 2010 年之后中国带来的竞争。

中国被视作过去两百年里第三个世界工厂，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让美国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下滑。这个局面的形成，美国自身也存在内在原因。

美国政府对传统制造业长期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美国不断向全世界宣扬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自身也信奉这套理念。

九十年代冷战格局结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政府全面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传统制造业利润持续被压缩，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全球竞争者持续增加，利润空间越来越薄。

于是美国国内的经济资源，大量流向利润回报率更高的行业，当时利润最高的就是金融业。大量美国企业开始转向金融投资，波音就是其中之一。

波音后续爆发一系列危机，根源就在于企业重心转移，不愿意深耕制造业务，把大量制造环节外包出去，自身转向金融业务。这直接造成波音失去对供应链安全的管控能力，后续波音 MAX 系列接连发生多起灾难性事故。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大家熟悉资源诅咒，也就是能源诅咒，多用于描述中东国家的发展困境。现在美国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可以称之为金融诅咒。

金融业过度发达，金融收益过高，导致美国社会不愿意持续对制造业进行长期投入。即便美国手握全球金融与科技霸权，本土制造业依旧持续走弱。

当时很多人认为金融霸权足以让美国高枕无忧，但现实是截至2026年，中国在十大先进产业的七个门类中已排名世界第一，这种长期主义正让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候选者的底气越来越足。这些年，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在人类产业发展史上接连创造奇迹。

无论用多高的正面评价去肯定这份成就，都不为过。人类历史上一共诞生过三个世界工厂。

第一个是十九世纪的英国，第二个是二十世纪的美国，第三个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中国能够在产业发展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条十分关键的经验，就是政府坚持长期主义。

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短板，就是短期主义。企业必须时刻关注股票市场的短期表现。

他深入研究过波音衰落的根源，其中一点就是波音丢掉了工匠身上的长期主义精神。制造业需要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本质上就是长期主义精神，依靠日复一日持续的技术积累，打磨出优质产品。金融主义或者说金融精神，追求的是短期收益。

从事金融投机，有可能实现短期暴富。制造业却不可能做到短期暴富。

长期主义的内核，就是政府锚定一个战略方向，持续投入资源，不轻易放弃，集中关键资源持续加码。金融主义则带有浓厚的赌徒心态。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知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直接把金融资本主义定义为赌徒式的赌场经济。为什么中国能够坚持长期主义？

高铁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高铁在早期，技术路线本身就充满争议。

中国高铁曾经在 2012 年前后发生过一次重大交通事故，当时社会上出现大量批评声音。还有一种主流质疑，认为中国高铁长期亏损，很难实现盈利。

争议一直都存在，但政府能够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坚定推动产业持续发展。到今天，中国高铁技术已经站在全球最领先的梯队。

另一个例子就是新能源，尤其是电动汽车。直到今天，质疑声音依旧大量存在。日本等不少国家都认为，电动汽车并不代表未来的技术路线。

但国内能够长期坚持，依靠各类政策杠杆持续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成长，最终才有今天电动汽车产业的局面。未来还有两个产业，同样需要政府保持坚定的决心与意志。

第一个是半导体产业，哪怕前路充满艰难险阻，也要持续投入、长期支持。第二个是大飞机产业。

当前中国交付的飞机数量还不算多，承担的成本与代价依旧高昂。但只要保持长期坚持，无论是芯片产业还是大飞机产业，都能够一步步发展起来。

当中国依靠长期主义把新能源车做到占全球六成份额、动力电池包价格压到十年前的六分之一时，历史规律的应验也直接冲击着旧有的超级大国国际规则体系。目前暂时看不出，会诞生一套全新、兼容且稳定的制度框架。

当下看不到这个发展趋势。人们看到的趋势，是二战之后建立的传统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瓦解。

企业当下所处的环境更像是丛林世界，而不是依靠规则运行的世界。二战之后以 WTO 为核心搭建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基本已经瓦解。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提供各类全球公共产品，牵头搭建这套国际规则体系，初衷就是为本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良好环境。美国企业的海外业务规模全球最大，美国自然是规则体系最大受益者。

但是现在美国的想法发生改变。美国认为继续沿用旧规则体系，美国企业在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当中会落入下风。

所以美国主动破坏自己当年主导建立的这套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展望未来，后续会演化出什么样的格局？

能否重建一套全新的国际规则体系，取决于两个核心变量。第一种可能性，在中美持续竞争的过程当中，旧的权力结构被彻底打破，诞生新的全球主导力量。

这个新的主导力量，类似当年的美国，在旧规则的废墟之上，牵头搭建全新的全球规则体系，带领世界重回有序的状态。第二种可能性，中美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新的稳定格局，双方都接受彼此的国际地位。

美国选择打压中国，根源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崛起这个事实。中国采取反制，是不愿意继续接受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

经过长期博弈之后，双方找到平衡点，形成新的势均力敌的格局。最终双方意识到，谁都无法彻底击败对方，然后坐下来协商，共同搭建一套对双方都有利的新规则体系。

这种前景同样存在可能性。从企业博弈到规则重塑，大国兴替的底层逻辑在2026年的今天已经愈发清晰。

站在2026年秋的节点回望，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关税不断加码，但7月份中国对东盟出口依然逆势大涨近18%，台湾地区上半年对大陆和香港出口仍占其总出口的31%，产业融合的基本面没有被任何政治动作改写。

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铺开，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与脑机接口将把产业链切得更碎，下一档门槛可能需要几十亿人口打底，而联合国预计全球人口将在2080年代中期达到103亿的物理峰值。

十几亿人口底盘加上全门类工业体系、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长期主义结合，找遍地球只此一家。历史规律虽然代表概率而非宿命，但当人类工业文明的门槛抬高到极致，中国确实握住了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的罕见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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