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设立，李鹏任主任，副主任是谁？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三峡工程进行表决，最终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和25人未按表决器。这组数字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一个历史注脚，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它几乎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率低于九成的议案极为罕见，而三峡工程的赞成率仅有67.1%，这意味着接近三分之一的代表选择了沉默或说不。

这背后的争论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激烈。以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为代表的一批专家，从泥沙淤积、生态破坏、地质风险等角度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黄万里甚至三次上书中央，认为三峡大坝一旦建成，砾石淤积将导致重庆港壅塞，后果不堪设想。这场争论不是简单的＂支持＂与＂反对＂，而是两种发展哲学的正面碰撞——一方认为大国崛起必须驯服大江大河，另一方则警告人类对自然的干预终有代价。

正是在这样的巨大争议声中，1993年1月3日，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绝非偶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只争朝夕＂的加速期，经济建设被提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设立，本质上是中央在用一种制度化的方式，给这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超级工程盖上最终的定论章。

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这个人选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信号意味。李鹏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专业，回国后长期在电力系统工作，从东北电业管理局一路升至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换句话说，李鹏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最高拍板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受过正规水电专业训练的工程师。让一个懂水电的总理来管三峡，这在全世界的大型工程治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但一个人管不了三峡。这个工程涉及的面太广了——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生态、区域经济，每一个维度都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级课题。所以李鹏的班子里配了五位副主任，这五个人的组合方式，今天回过头来看，充满了治理智慧。

第一位邹家华。很多人只知道邹家华是副国级领导人，却不知道此人的技术功底有多深。 他1950年代在沈阳第二机床厂从学徒做起，一路干到总工程师。那个年代中国的机床工业几乎是从零起步，邹家华参与研制的多种精密机床填补了国内空白。后来他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床研究所主持科研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大型装备制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理解。

三峡工程最核心的设备是什么？是那些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在1993年那个时间点上，中国还不具备独立制造这种超大型机组的能力，必须引进外国技术并逐步实现国产化。 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引进谈判、又懂国内重工业产能的人来协调。邹家华恰恰就是这样的角色。后来三峡左岸电站14台机组通过国际招标，采用了＂技贸结合、技术转让＂的模式，最终实现了右岸电站机组的国产化，这条路径的顶层设计和邹家华的技术判断密不可分。

第二位陈俊生。这个人是整个委员会里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位，但他分管的却是三峡工程中最棘手、最牵动人心的板块——移民。 三峡库区涉及搬迁的人口，最终统计超过了130万人，淹没了2座城市、11座县城、1711个村庄。这不是简单的＂搬个家＂，而是让上百万人连根拔起，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重新建立生活。

陈俊生是黑龙江桦南人，从基层宣传系统一步步走上来。有人可能会疑惑，让一个搞宣传出身的人去管移民？但熟悉中国行政体系的人都清楚，宣传系统出来的干部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极其擅长做群众工作。 移民这件事，说到底不是工程问题，而是人心问题。怎么让老百姓理解搬迁的必要性？怎么解决补偿标准争议？怎么处理＂后靠安置＂和＂外迁安置＂的比例矛盾？这些都不是画图纸能解决的事，需要的是耐心、细致和高超的沟通协调能力。陈俊生后来还兼任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时，三峡虽尚未完工，但前期的移民和库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为下游减灾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三位郭树言。如果说邹家华是技术大脑，陈俊生是民心稳定器，那郭树言就是整个委员会的发动机——他不仅是副主任，还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一切日常运转和执行落地。 郭树言是河南镇平人，毕业于苏联乌拉尔工学院。1950年代中苏关系尚在蜜月期时被选派留苏，这批人回国后构成了新中国工业规划体系的骨干力量。

郭树言在国家计委系统待了很长时间，深谙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调配逻辑。三峡工程的总投资最初概算为570亿元（后调整为1800亿元），资金来源涉及国家拨款、电力附加费、三峡债券、银行贷款和工程自身发电收入等多个渠道。 这套复杂的融资体系要运转起来，没有精通国家计划和财政体系的人在中间穿针引线是根本不可能的。郭树言在这方面的作用，外界知之甚少，但内行人心里有数。

第四位肖秧。这是五位副主任中唯一的地方大员，他的入选代表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维度——三峡工程绝不仅仅是一个水利项目，它从一开始就与区域行政版图的重新划定深度捆绑。 肖秧是四川阆中人，清华大学电机系出身，解放前在北平搞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地方治理领域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做到四川省省长。

他有一个极为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贡献。当时三峡库区横跨川鄂两省，移民安置和经济补偿涉及两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利益博弈，协调成本极高。 肖秧是最早一批向中央建议将重庆从四川分出、单独设立直辖市的地方官员。这个建议在当时可谓大胆——四川把重庆让出去，等于失去了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引擎。但肖秧看得很清楚：如果不理顺行政关系，三峡库区的管理权限将永远扯不清，移民问题也无法高效解决。

1997年重庆正式直辖，历史证明了肖秧判断的前瞻性。但遗憾的是，这位在三峡工程行政框架设计上有着不可替代贡献的人，1998年便因病去世，年仅69岁。他没能亲眼看到大坝合龙的那一天。

第五位李伯宁。在五位副主任中，李伯宁的资历最深、与三峡的渊源也最久，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的三峡前传。 这位河北任丘人，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当过县长、游击队长、报社总编，建国后转入水利系统，1956年已是水利部副部长。从那时算起到1993年委员会成立，他和三峡这个课题打了将近四十年的交道。

1980年代中期，中央一度计划在川鄂交界处设立一个全新的省级行政区——＂三峡省＂，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实际上已经是内定的省委书记。但这个＂三峡省＂最终胎死腹中，原因很复杂，既有行政区划的技术性困难，也有地方利益的激烈抵制。 三峡省虽然没有落地，但李伯宁在筹备过程中对库区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镇的深入调研，形成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三峡工程移民规划和库区生态评估的重要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