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来

编辑|思雨

今天很多人一提到青楼里的壮汉，第一反应就是"保镖""看门",觉得他们不过是维持秩序的角色。

可这些人，在南方叫龟公,北方叫大茶壶,合起来一个更难听的名字叫龟奴。

他们的存在,远不止是拿刀护院那么表面。真正的用途,藏在一整套延续千年的制度背后,读来令人心寒。

看家护院与端茶递水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青楼里养壮汉是一件很好理解的事。妓院鱼龙混杂,客人喝多了闹事、争风吃醋、赖账不给钱，甚至还有同行来砸场子、混混来敲诈勒索，没几个能打的人镇场子肯定不行。这个理由并没有错，但它只是最表面的那一层。

翻看清代李渔写的《慎鸾交》,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台词:好朋友不见到来,反受龟奴这场怄气。可见明清时期,龟奴已是青楼里公开的角色,连剧本里都直接点名。他们最日常的工作,其实极其琐碎。青楼里的姑娘要保养、要打扮、要接客,自己不可能去挑水劈柴,也不可能自己收拾房间。烧水、沏茶、跑腿买东西、给客人续茶、打扫院子、迎来送往,全都要靠这些壮汉来做。

北方所以叫他们大茶壶,就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提着一把大茶壶,在楼里来来回回给客人续水。这个名字看着形象,听着却带着侮辱意味。

看家护院也确实是他们的分内之事。护院们多是膀大腰圆的壮汉,平时躲在暗处,不给客户压迫感,一旦有醉酒闹事、砸场子、赖账不走,他们才会现身。青楼老板娘也就是所谓老鸨,自己不方便动手,所有见不得光的粗活,都由这些人代劳。

单看这些,龟奴似乎就是杂役加保安的合体,虽然低贱,却也算不上恐怖。可这只是外人能看到的一层。真正让这个职业变得阴森的,是他们那些从不摆到台面上的活儿。

追债、押送、监控与惩罚

如果一个青楼老板娘只是想找几个人扫地看门,她完全不需要这么多壮汉。史料里能找到的信息显示,一家稍成规模的青楼,常常养着好几个乃至十几个龟奴。这么庞大的男丁编制,养他们的钱,一定要从别处赚回来。他们真正的价值,藏在那些不便向外人明说的用途里。

最先浮出水面的,是外出押送。晚清那张让人过目难忘的老照片,就是一个铁证。当年很多富贵人家不愿意亲自到烟花之地去,怕丢了面子,就让青楼把姑娘直接送到指定的酒楼、宅院或者船上。那年头讲究三寸金莲,不少姑娘裹了小脚,自己走远路根本不现实,坐轿子又要花钱。于是青楼干脆让龟奴把姑娘扛在肩上,一路走过街市。这就是大部分学者对晚清老照片的解读:节省成本,以人当轿。

看起来是个体力活,细想却触目惊心。姑娘被扛在肩上示众,她的身体、她的处境、她的生计,全都摊在光天化日之下。龟奴不是不知道这有多难堪,他自己也一样被人指指点点,可他没有拒绝的余地。姑娘更没有。这个动作里藏着的,是一整套对女性人身的支配关系。

比押送更隐秘的,是追债和防逃。青楼收姑娘的方式,历来分几种。少数是穷苦人家的女儿被典卖过来,签下卖身契;更多的是被人贩子拐骗、或者从灾荒中"收留"过来的孤女。老鸨手里握着一纸契据,姑娘从此就是"店里的财产"。而所有想跑的、私自约会的、藏起客人赏钱的、或者染了病不能接客的,处理她们的都是龟奴。

《娼妓》与相关民俗研究里都写到,老鸨虐待妓女、鞭笞妓女的事在旧时代并不少见,而真正动手打人的,往往就是她身边这些男工。老鸨自己出面,姑娘还有可能哭闹讨饶;换成体格远超女子的壮汉,任何反抗都是奢望。姑娘一旦跑了,派出去追的也是他们;客人在外面欠债不还,上门去堵门口的还是他们。他们既是妓女的看守,又是老鸨的打手,还是青楼对外的爪牙。

再往下走一层,是对客人本身的博弈。青楼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进门的既有富商官宦,也有地痞流氓。姑娘要提防被打、被抢,老鸨要防止被赖账,还要防止有人把姑娘偷偷带走。这些精细活,都需要人手。史料里说,龟公虽然被人看不起,但恰恰因为他们接触三教九流,做这行的往往头脑灵活、擅长察言观色、能说会道。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东北督军孟恩远,早年都曾在青楼当过龟公。他们后来能发迹,靠的正是当年在青楼里磨出来的眼力和人脉。

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龟奴,得能打、能忍、能替老鸨看住姑娘、还得替老鸨看清客人。壮汉的体魄,是准入门槛;真正把这个位置坐稳的,是他内心已经默认了这一整套秩序。

压在人头顶的制度

看到这里,如果只是把龟奴当成青楼老板娘手下的爪牙,还是低估了这件事。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群壮汉背后那套已经运转了近两千年的制度。青楼里的壮汉不是老鸨突发奇想请来的雇工,而是这套制度必然会挤出的一块拼图。

娼妓制度在中国出现得极早。多数史料把它的正式起点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他设置了拥有大约七百名妓女的国家妓院,主要目的是充实国库,顺便安顿人口、招揽人才。这段记载在《战国策·东周策》中留下了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的字样。从这一刻起,女性作为财政资源的先例就被写进了官方档案。

汉武帝时进一步把营妓制度化,专门为军队服务;北魏更设立乐籍,把歌妓、娼妓统统划为贱民,世代相袭,极难脱籍。到唐代,朝廷专门设立教坊,统一登记管理京师内的妓女,按嗓音、身段、才艺分工。明代把教坊升级为教坊司,归礼部管辖,一方面对娼妓课税,一方面提供官方服务。这套"官营+民营"的娼妓体系,一直延续到雍正七年,朝廷才正式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并在全国范围内将乐户"除籍为民"。

这段制度史听起来很宏观,但它落在一家家青楼里,就变成了非常具体的等级和身份。姑娘是贱籍,身份世袭,不能与良民通婚,不能参加科举,子女依然是贱籍。老鸨是这套体系里的中层管理者,她本人往往就是从姑娘做起来的。而龟奴则是这套体系里最底端的男丁。旧时妓院有一种说法:老鸨是母,妓女是女儿,做杂役的男人就是这些女儿名义上的兄弟,任由自家女人和别的男子姘居的男人,自然被称为乌龟。这就是龟奴、龟公这些称呼的直接来源。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绿帽子。明代规定,妓院里的男性雇员必须以绿布做帽子,这就是后世"绿帽子"一词的源头。国家用一种颜色,把这类人从人群中区分出来。他们走在街上,一眼就能被认出:这是那个行当里的男人。相关的民俗研究里,还提到:老鸨作为青楼的最高管理者,免不了要在营业中与客人有亲密接触,而她的丈夫就只能缩在后厨,做扫地擦桌的杂事,像缩头乌龟一样。这类描述在明清笔记中反复出现,虽然细节存在争议,但方向是清楚的:整个青楼产业,从上到下,都在用制度、称谓、服饰把每一个人的位置钉死。

理解到这一层,再回头看那些壮汉,就明白他们的可怕之处不在体格,而在他们本身也是被压在最底层的人。清代研究乐户的学者在整理相关称谓时列出了长长一串:王八、龟、龟家、龟疙瘩、龟甲、奴胎——每一个词都是标签,每一个标签都是烙印。他们中很多人是被父母卖到妓院的男孩,一辈子没有可能娶良家女子。老鸨愿意做主,把年老色衰、无人问津的妓女嫁给他们,而当时的社会共识竟然认为这已经算是妓女下嫁,龟奴高攀。想想这里面的荒诞:一个女人被青楼榨干了半生,一个男人被青楼看守了半生,他们凑在一起过日子,还要被外人当成一种恩赐。

这就是那句"背后用途令人心寒"真正的意思。壮汉之所以要养这么多,不是老鸨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整个体系需要有人替她看住姑娘,替她收钱,替她跑腿,替她挨骂,替她背黑锅。而愿意干这活的男人,大多是被同一套制度先剥掉了尊严,再送进这扇门。妓女和龟奴,一个被卖了身体,一个被卖了名字,却都要为同一个老鸨、同一门生意、同一套秩序服务。

【主要信源】

《揭秘中国古代扫黄》,人民日报(2014年8月1日)

邢庆杰《消失的龟奴》,《金山》杂志(2021年)

《慎鸾交》,清·李渔;《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七修类稿》,明·郎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