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持股变动 不应只由南华早报披露

香港南华早报昨天独家报道，马云斥资超6亿港元增持阿里巴巴股票。

早在2015年，阿里巴巴收购了南华早报。

马云增持的同时，港交所披露阿里巴巴董事长蔡崇信、CEO吴泳铭，连续两天斥资超2亿港元增持自家股票。

这三人是控制阿里巴巴的关键人物。

持股变动这个关键信息，马云的变动由南华早报独家披露，蔡与吴则出现在监管机构强制披露里。

这一切源于马云2020年退出董事会、持股减持到5%以下后，不再受限于强制披露规则。

港股披露门槛是持股5%或董事、最高行政人员；美股针对董事、高管或10%以上股东逐笔申报，另有5%以上实益股东的定期申报，马云三样都不占。

自此马云的持股变动，几乎都由南华早报独家披露。

2024年1月，南华早报报道，马云在前一年第四季度增持阿里巴巴5000万美元，使其持股比例超4.3%，成为最大单一股东。

彼时，美国证监会季度持仓文件显示，蔡崇信也通过家族投资基金蓝池资本，耗资1.5亿美元增持股价暴跌后的阿里巴巴。

表面上看，马云无强制披露义务，仍在“创造条件”披露增持动作，是对股东一视同仁的信息透明原则，需要为马云点赞。

但有个重大前提，即南华早报也应该报道马云减持股票的新闻，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发生过。

对于阿里来说，这里不是要探讨新闻报道伦理，而应该上升到更高维度的原则：

虽然不在阿里担任职务，持股不再高于5%，但马云通过合伙人制度影响控制董事会，按南华早报的口径，仍是单一最大股东。

因此马云持股变动披露，不应该只存在阿里旗下媒体的独家报道里，而应该更加及时、透明与广泛。

马云的持股变动，对于了解阿里发展至关重要。

阿里合伙人制度规定，合伙人提名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修改这一条，需要股东大会95%的表决权通过。

反过来，只要马云和管理层守住5%的关键持股比例，就可以永远控制公司。马云和蔡崇信是阿里永久合伙人。

马云的持股至关重要，但马云目前的持股数量并不确切。

阿里2020财年年报显示，马云持股4.8%，这是最后一次官方披露；此后，只有南华早报披露马云持股超4.3%，仍为最大单一股东。

但也有第三方数据商估算，马云的持股已经下降到2.4%或1.5%；截至此次增持前，阿里管理层的合计持股比例为1.9%。

无论哪种口径，马云与阿里管理层的合计持股在3%-6%之间，横跨5%这条关键线。

因此并不能排除，此次配售后马云与管理层的增持，除了释放信心与对冲配售负面情绪外，还有反稀释股份的考量。

2014年阿里在美股上市时，马云持股8.9%；此后以“财富管理+履行慈善承诺”的名义一路减持，到2019年港股二次上市时，持股降至6.1%。

最大减持是退休前的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八个月减持2.34亿股，按区间均价估算套现约61亿美元。

再到2023年11月，美国监管文件披露马云家族信托拟减持8.7亿美元，阿里美股当日大跌9%，彼时合伙人蒋芳在内网紧急回应：

“设定售卖价格，远高于现在的股价，马老师一股都没有卖。”

增持股票，由自家报纸独家讲述；卖出动作，由监管文件“撞破”；危机澄清，由内网完成。

不担任高管和董事，不开业绩会，不出现在常规强制披露表格里，马云成为了阿里巴巴的“影子皇帝”，拍板着这家公司最烧钱的决定。

南华早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此次增持体现马云“对阿里人工智能目标的信心”。此前媒体报道更直白，闪购500亿元补贴由马云最终拍板。

这样的状况，规则并不是没有解法。

港交所2018年定下规矩：超级投票权必须附着股份，受益人必须担任董事，离任即失效——控制权、职位、披露焊成三件套。小米、美团、京东都被拴在这套规则里。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超级投票权”规则是港交所因为错失阿里巨额IPO而修改，但当阿里2019年在港股二次上市时，又得到豁免不需遵守港股披露规则。

直到2024年8月，阿里股东大会批准转为“双重主要上市”，阿里需要再次遵守港股权益披露规定，而这时马云的持股早已降至5%以下，董事职务也已卸任。

马云对阿里巴巴目前的控制权状况，成了全球资本市场独一无二的存在。

可以部分参考的是微软与盖茨，后者退出微软董事会后持股降至约1%，权力实质交出，持仓仍经家族办公室季度申报公之于众。

但马云权力仍在，对阿里持股装进了离岸信托，不受美国法下的“机构投资管理人”的季度持仓披露限制。

二者对比后的逻辑很朴素，要么留权留披露，要么交权再隐身。马云走出了第三条路——拿了盖茨的隐身，留了创始人的实权。

制度改变之前，阿里其实不必等。

年报加一行数据，或发一份自愿公告，技术上毫无难度。增持尚且能借自家报纸放风，说明公司自己承认这条信息对市场重要。

而重要的信息，理应走重要的通道，而不是自家客厅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