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海遗址是一处距今8000多年的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石器品类丰富、原址保存较好，为深入研究查海先民的生业方式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本文采用考古学数理统计方法，对石器工具的数量、尺寸及类型组合进行系统性统计分析，并结合动植物遗存与淀粉粒分析成果，得出查海遗址存在多种经济形态共存的结论。研究表明，该遗址已出现农业且具备初步的中耕技术，但农业规模有限，狩猎和采集仍是查海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为辽西地区多族群的和平共生乃至率先进入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卢治萍，博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东北边疆考古；

张星德，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地区先秦考古；

吴炎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

引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实施以来，通过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与多学科综合研究，逐步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复杂进程。2023年12月发布的第五阶段研究成果，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间节点与发展阶段：距今5800年，中华大地各区域相继出现显著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加速阶段，距今5800年至4300年界定为“古国时代”，其中第一阶段（距今5800—5200年）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展现了早期区域文明特征。此外，研究突破了传统“文字、青铜器、城市”三要素的局限，提出了基于中国考古材料的文明社会判定新方案——国家起源，并进一步强调了经济、技术、环境及人群流动等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强了抗灾能力，提高了食物供应的持续性。农业需求推动了石器、骨器、木器等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门化，对社会的发展、等级制度的形成、文化之间的交流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肯定了生业技术尤其农业发展在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辽西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数十年的考古工作表明，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展现出若干独特性：首先，该区域缺乏明显的中心聚落，这与传统文明起源理论中的“中心—边缘”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其次，其文明形成的标志主要体现为大型礼仪性建筑，如祭坛和神庙等，这些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组织能力和礼仪制度的复杂程度，但具体功能、使用方式及社会意义仍存在诸多谜团；再者，该地区的农业发展线索相对模糊，缺乏清晰的经济发展轨迹。这些特征是否完全契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新方案，目前尚存在一定争议。因此，梳理辽西地区的经济形态和农业发展状态及历程，对研究区域文明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研究中，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被认为是红山古国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查海遗址是辽西地区一处经过全面发掘的聚落址，年代距今约8000年，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具和工具均为原位保存，为研究当时的生业方式、农业起源及生产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特别是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不仅数量丰富、种类多样，且制作工艺精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器物形态的类型学分析，本文拟从考古计量学视角出发，对石质生产工具的数量、尺寸等特征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以期更深入地揭示查海遗址时期的生业模式特征，并以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梳理辽西地区经济形态的发展脉络，探讨其在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查海遗址石器生产工具出土概况

查海遗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西南，是一处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单纯的聚落址，聚落内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屋，均为人工挖掘至地层下基岩后营建在基岩之上，遗址文化形态单一，基本可以视为同一聚落的不同发展阶段。房址共发现55座，分为三期。早期房址发现较少，共计5座，主要集中分布于聚落西北部。中期房址向东南方向扩展，集中在中部，共发现了15座中型和大型房址，这一时期出现了房址间的相互叠压现象，表明部分中期房址是在早期房址的基础上进行扩建的。晚期房址35座主要发现于遗址的中部及东南部，以中、大型房址为主。发掘者认为，查海聚落是从西北向东南随着漫坡台地抬高而逐渐发展并扩大延伸最终完善起来的（图1）。因此，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器属于生活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的同一族群，不存在多种时代和考古学文化掺杂的现象。　

查海遗址出土石制品共2136件，多为生产工具。其中大型石器，包括铲、斧、磨盘、磨棒、敲砸器、饼形器等。小型石器出土275件，约占石制品总数的11%，主要有小型石核、石叶、刮削器、小尖状器及石镞。本文选取铲、斧、磨盘、磨棒等发现数量较多的石器工具作为研究对象。在出土单位选择上，我们重点以房屋、灰坑和墓葬单位明确者为主，地层和采集品未列入研究范围。

二

查海遗址石器分类

以往研究中虽对石器进行了考古类型学划分，但本文为了更好地着眼于生业方式研究，选择按照器物功能和作用对象进行了重新分类和分型。

（一）砍伐工具：斧、凿

1.石斧

共113件，其中11件残断较为严重，形制不辨。根据磨光程度可以分为两型：

A型：共60件。器身磨制修整细致，多经磨光处理，扁体，器身较为圆润，顶小刃宽，弧状刃，正锋。器身中部最厚，其纵剖面为中间鼓两边扁，横剖面多为椭圆形。器身多存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刃部一侧磨损较重。典型器物举例：

F54:36：出土于居住面，青色页岩，顶部有打击痕迹，长7.2、宽6.2、厚2.2厘米（图2，1）。

F47:17：出土于居住面，灰色页岩，顶端斜平，刃部有使用崩疤，长10.33、刃宽6.56、厚0.7—2.28厘米（图2，2）。

B型：共42件。制作较为不规整，打制而成，器身并未经过磨光，顶小刃宽，弧刃正锋，刃部锋利。器身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刃部一侧磨损较重。典型器物举例：

F1︰62，出土于居住面。浅灰色页岩。端、刃有崩疤。长12.5、宽7、厚3.75厘米（图3，1）。

F6︰30，出土于居住面。灰色石灰岩。周边打薄。长10.1、宽3.1、厚0.8厘米（图3，2）。

F46︰36，出土于居住面。灰色石灰岩。尖顶，弧状刃。长20.66、宽6.78、厚3厘米（图3，3）。

M8︰14，深灰色页岩。使用崩痕明显。长12.4、宽6.2、厚1.6厘米（图3，4）。　　

我们对40件完整的石斧进行了长度、宽度和厚度的测量（表1）。统计表明石斧长度分布较为广泛，宽度次之，而厚度则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图4），石斧类工具在厚度上展现出显著的稳定性，其数据的标准偏差最小，仅为1.04厘米。这表明在石斧的制作过程中，厚度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参数。无论石斧的形状如何变化，维持适当的厚度是确保其功能性的关键因素。

通过分析查海遗址三期石斧的分布数量，我们发现其比例保持相对稳定（表2、图2），这反映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A型石斧相对小巧，制作精致，可能用于较为精细的工作。B型石斧略显粗糙，个体尺寸较大，使其在砍伐能力上更具优势，适合砍伐大型或粗壮的对象。B型石斧在第二、三期（表2）数量较多，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砍伐垦荒的需求可能有所增加。

2.石凿

共13件。磨制精致，质地较好，有的呈玉质，多通体磨光。器形大体呈长方体，边棱明显，完整者共发现13件（表3）。典型器举例如下：

F16:43：出土于房址居住面。乳白色页岩，表面钙化，扁圆长条形，顶端平滑，有崩疤，斜直刃，正锋，刃锋利。长4.4，宽1.5，厚0.7厘米（图5，1）。

F40①:8：出土于房址内堆积层。灰色页岩，长扁平体，磨制，长6，宽2，厚0.5厘米（图5，2）。

通过统计发现石凿尺寸较为规整，长度约6厘米，宽度多为2—4厘米，而厚度则约为1厘米（图6）。石凿小巧，易于手持和用力，宽2—4厘米，确保有足够切削面积，厚度小有利于深入木材细部加工，这表明查海遗址时期可能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细木工加工，如房屋修建中木料的精细加工、生活器皿制作等。

（二）敲砸工具：敲砸器

共发现463件，其中408件较为完整。多选用圆形、椭圆形脉和石英纹的自然风化石块，表面较为坚硬粗糙。按敲砸使用部位不同，可分为尖端敲击和两端敲击两类。

A型：共315件，尖端敲击，一端棱角处有敲砸痕迹。典型器物举例：

F1:66：出土于房址居住面。浅灰色石英岩，椭圆多棱体，长8.66，宽7.30，厚5.95厘米（图7，1）。

F55:70：出土于居住面，石英岩，近方形扁平体，长5，宽4，厚2.5厘米（图7，2）。

B型：共148件，两端敲击，多个棱角处有敲击痕迹。典型器物举例：

F3:23：出土于居住面，大体呈圆形，敲砸痕迹集中于两端棱角处，长6.8、宽5.3、厚3.07厘米（图8，1）。

F6:28：出土于居住面，大体呈圆形，敲击痕迹密集分布于三处棱角处，长9.5、宽8.9、厚6.3厘米（图8，2）。

F30:65：出土于居住面，大体呈长方形，两端分布有敲击点，长8.8、宽6.63、厚2.66厘米（图8，3）。

我们对完整的408件敲砸器进行了测量。通过分析A、B两类敲砸器的宽度分布，发现其直方图与拟合的正态分布曲线呈现高度吻合（图9、图10），这表明敲砸器的尺寸分布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受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影响。从制作工艺来看，大多数敲砸器充分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如多棱角的河卵石和圆形、椭圆形脉石英质料的天然石块，简单加工即可使用，少数甚至未经加工便直接投入使用，反映了此类活动对工具精细度的要求相对较低。敲砸器是查海遗址最为常见的石器工具，反映了敲砸活动的高频率。所选用的石材普遍具有较高的硬度，使用痕迹主要集中于边缘和角落部位，表明加工对象的外表具有相当的硬度，使用时直接利用石器边缘进行敲击。结合器物特征和使用痕迹分析，敲砸器可能用于砸裂坚果类食物的外壳。

（三）碾盘工具：磨棒、磨盘、研磨器

碾盘工具主要用于谷类食物的加工及产品制备，查海遗址发现有磨棒、磨盘和研磨器三类。

磨棒：共123件。多为残器。琢制，大体呈圆柱状体，使用后形成1—6个平面，直径不超过10厘米。典型器物：

F22:11：花岗岩，长27.4，直径6.7厘米（图11，1）。

F48:39：花岗岩，器表熏黑，一侧磨平，长32.55，直径4.5厘米（图12，2）。

F9:15：花岗岩，长13.0，直径6.6—6.8厘米（图11，3）。

完整磨棒标本数量极少，多数为残件，残件长度无法反映器物原有的实际尺寸，因此我们选取磨棒直径开展测量分析。从磨棒直径分布频次直方图（图12）可以看出，磨棒直径的实际分布与拟合的正态分布曲线存在较大偏差，说明其分布并非受随机因素影响，而是被人为限定在特定的数值区间：整体集中分布在4—6厘米区间，其中5厘米左右最为密集；6—8厘米区间也有一定频次分布，但数量远少于前者；4厘米以下和8厘米以上的分布频次则极少。这一分布特征表明，直径6—8厘米的磨棒最适合与磨盘搭配，便于手握发力加工谷物，当磨棒使用磨损至直径4厘米及以下时，就会逐渐被废弃。

磨盘：共139件。磨盘罕见，多数为残件。目前发现的7件完整磨盘明显可分为两类：一类长度超过20厘米，另一类长度不足12厘米。

A型：长方形，形体一般较大，长度大于20厘米，多集中在40—55厘米，宽为20—35厘米，因为使用后磨损严重，使用前厚度应比现厚度大得多。典型器如下：

F47:32：花岗岩，凹磨面，底面平整，长45、宽25、厚4.5厘米（图13，1）。

F39:77：花岗岩，磨面下凹，长48.37、宽23.76、厚2—4.2厘米（图13，2）。

B型：原长度小于等于12厘米。典型器物如下：

F47:22：黄色花岗岩，长方圆角扁体，凹磨面中心有一凹窝，平底，长11.09，宽7.43，厚3.2—5.2厘米，凹窝直径4.0，深0.8厘米（图14，1）。

F25:43：浅黄色花岗岩，圆角扁平状体，磨面较平。长9，宽8.3，厚3.7厘米（图14，2）。

观察磨盘完整器的尺寸数据（表4），我们发现A型长度普遍超过40厘米，宽度也多在20厘米以上，B型磨盘的尺寸明显较小。长度的增加，尤其是磨面曲率的增大，有助于延长摩擦力的作用时间，而宽度的增加则有利于一次性处理更多的研磨对象。因此A型磨盘的研磨效率高于B型。A型和B型磨盘尺寸的差异可能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加工对象的不同，导致所需完成的工作量有所差异；二是生活需求，即更便于携带或适应不同的加工规模。

有研究表明碾磨工具可用于碾磨和击捣两种方法，磨盘与磨棒的组合通常具备多种功能，包括碾磨种子、砸开坚果或捣肉、捣烂浆果或水果，以及谷物脱壳和磨碎成粉面。A型磨盘体积较大，不适合搬运，应固定在房屋中使用，适合加工谷物、植物种子，研磨成面或脱壳。B型石磨盘体积较小，不适宜进行大量研磨和脱壳，可能用于砸击或少量研磨，如F47:22中心的凹窝，与砸开坚果的功能相吻合。

研磨器：共计28件，多为花岗岩质地。根据形状大体可以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类。

A型：圆形，共21件。半球形，使用面较平滑，琢制。典型器如下：

F6:10：花岗岩材质，底径5.0、厚3.4厘米（图15，1）。

F39:100：褐色玄武岩，直径11厘米（图15，2）。

B型：方形，共5件。典型器如下：

F27:64：发现于居住面，花岗岩材质，通体磨制，长8.2，宽8，厚4.2厘米（图16，1）。

F45:53：灰色石灰岩，形体扁平，有三个磨面。直径9.31—9.93，厚5.6厘米（图16，2）。

通过观察和测量，我们发现研磨器长度多集中在10厘米以下，10厘米以上者较少，说明研磨器作用对象体积较小。研磨器表面多磨制光滑，棱角已磨圆润，适合手持与磨盘搭配使用，用于研磨坚果等颗粒较大者。但效率较低，不适宜大量加工。

（四）收割工具：石刀

查海遗址出土石刀36件。形制不规整。典型器如下：

F43:46，页岩，近长圆形扁薄体，直背，弧刃。长9.8，刃宽19，厚0.7厘米（图17，1）。

F26:57，石灰岩，薄石片，弧利边为刃，有崩痕，长11.71，刃宽17，厚1.1厘米（图17，2）。

F32:79，浅灰色石灰岩，椭圆形，器身扁平，弧刃，刃部有崩痕，残长13.0，宽8.6，厚1.6厘米（图17，3）。

石刀的几何形制个体间差异显著，长度介于7厘米至24厘米之间，宽度则在3.7厘米至19.09厘米之间。通过观察其形制，可以发现石刀多由天然石片的边缘稍加修整，或利用破损的石铲、石斧进行改造而成。其成型制作工艺技术显示出不稳定性，规范程度较低，这表明它们可能并非设计为长期使用的工具。

（五）投射工具：球

石球完整者共19件（表5），一般周身有麻面打击点，典型器举例如下：

F1：39，出土于居住面。黄褐色玄武岩。打制，周边有敲击痕迹。直径9.3厘米（图18，1）。

M8：15：红褐色河光石。直径4.2—4.6厘米（图18，2）。

经观察发现，石球长宽厚的参数跨度与器物形态差异均很大，直径从2.1厘米到23厘米均有发现（表5）。尺寸大小可能与狩猎对象有关，较重的石球可能具有更大的动能，适合远距离投掷以击中目标；而较轻的石球则可能更易于携带和操作，适合快速连续的投掷动作。从器表观察，部分石球有砸击使用痕迹，可能也用于敲砸坚果、兽骨等。

（六）多种用途器：铲形石器

铲形石器有石锄、石铲等多种名称。查海遗址出土铲形石器349件（包括残器和残片），每座房址都会发现一件或数件。其数量仅次于敲砸器，成为查海遗址最重要的石器种类之一。从形态可分为两型：

A型：无孔。打制，有较长的柄部，柄部之下的器身较宽，使得工具整体上呈上窄下宽“凸”字形，亚腰，弧刃，刃部一侧使用痕迹明显。典型器如下：

F1:36：黑色泥质页岩，扁柄，长16.2，刃宽18.8，厚3.7厘米（图19，1）。

F6:14：灰色泥质页岩，近椭圆柄，长弧刃，长18.7，柄宽13.4，刃宽34.3，厚1.1—3.0厘米（图19，2）。

F21:30：灰色泥质页岩，椭圆柄，斜肩，长19.2，刃宽16.9，厚3.3厘米（图19，3）。

B型：带孔。简单打制成形，平面大体上呈椭圆形，器身被削凿出两个大致对称的圆孔，孔径1.5—3厘米，顶部较刃部略窄，一面磨痕明显。平均刃长17.15厘米，平均刃宽17.1厘米，平均刃厚1.8厘米。典型器如下：

F33:58：灰色页岩，弧刃，刃部经修磨，长17.0，刃宽20.2，厚2.1厘米（图20，1）。

F43:70：深灰色泥质页岩，顶部残，平刃，残长14.5、刃宽17.5、厚1.5厘米（图20，2）。

F49:42：深灰色页岩，弧刃，刃部经修磨，长20.67、刃宽17.73、厚0.6—2.1厘米（图20，3）。

我们对65件完整铲形石器进行了测量和统计，从铲形石器长宽厚的分布范围来看，其形态差异较大。铲形石器的宽长比分类箱点图表明，A型铲形石器的形状随意性更大，即带孔的铲形石器规整度优于不带孔的铲形石器（图21）。历时性变化方面，一期不见B型石铲，二期作为新器类出现，三期略有增加（表6）。

三

相关问题讨论

（一）从石器组合看查海遗址的经济形态

在石器组合方面，查海遗址中石斧、铲形石器、磨盘磨棒以及敲砸器这四类石质工具发现最多。其中敲砸器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其次为铲形石器。在历时性变化方面，第一期出土石器数量较少，品类单一，基本不见小型石器。至第三期石器数量大幅增长，其中敲砸器数量增长最快，磨盘磨棒增长比例较大（图22）。

石斧是查海先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器物，两型石斧中以B型石斧数量较多，这类石斧适合砍伐作业，主要出土于遗址第二、三期，这一特征可能与人口增长后，扩大食物来源、砍伐垦荒的需求上升有关。铲形石器在查海遗址石器组合中占据突出比重，这类器物尺寸规格差异显著，对应着差异化的使用方式和功能用途，是史前生产活动中典型的多用途工具。有研究指出，兴隆洼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刀耕火种的最大特点是“焚而不耕”，尚未使用铲、锄等翻土耕种工具。这种耕作方式下，一块土地通常耕种一两年后就需要抛荒，实行年年易地的撂荒耕作制。由于需要不断更换耕地，人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会随着新砍伐焚烧的林地迁徙。然而，查海遗址出土了大量具备砍、挖、锄等功能的斧、铲类生产工具，充分证明当时的农业发展并非完全处于刀耕火种的初级阶段，先民已经掌握了除草、翻地等中耕技术。

磨盘磨棒类工具被认为是谷物加工类工具，用以进行谷物脱壳或磨面使用。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看，半坡文化农业发达，但出土的磨盘这类谷物加工工具较年代较早的裴李岗文化呈现出了减少的趋势。人类学材料也指出，狩猎、采集居民也使用碾磨工具作为食品加工工具。如澳大利亚原住民虽未发展出定居农业，但通过系统管理野生植物（如黍草）、使用碾盘工具加工种子，形成了复杂的食物生产体系，甚至存在类似“面包”的加工食品。因此，碾磨类工具的高比例，不能作为是否具有较发达农业经济的证据。

石刀多被认为是收割工具，查海遗址发现石刀数量很少，长度的最大值约24厘米，最小值则为约7厘米，造型不规整，有些过大不适宜手持进行收割作业。收割工具的缺乏和规格不统一，表明查海时期尚未形成专业化的农业收割技术。

敲砸器是查海聚落石器工具中占比最大的类型。从形制特征来看，这些敲砸器尺寸适中，既可用于投掷砸击，也可用于敲砸兽骨或坚果，具有显著的实用功能，与聚落居民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密切相关。遗址中出土的小型狩猎工具，如用于近距离狩猎的尖状器和用于远距离狩猎的石镞，其发现比例相对较低。这一现象可能与遗址的功能分区有关——反映狩猎行为的工具多发现于旷野区域，而在房址中则较为少见。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狩猎工具的存在，仍表明狩猎活动在查海居民的经济结构中占据一定地位。另外，遗址中用于远距离狩猎的工具（如石球、石镞等）发现较少，与猪、鹿、牛、马等大型动物遗骸大量出土形成鲜明对比。远程狩猎工具的缺乏增加了狩猎活动的危险性，这可能促使查海聚落居民发展出集体围猎的策略。这种协作式的狩猎方式不仅提高了狩猎效率，也有利于增强族群成员对地域组织的认同感，有助于促进族群内部的凝聚与融合。

查海遗址开展的科技考古成果与上述分析结果可相互印证。石器残存淀粉粒研究结果显示，查海遗址出土的炭化种子和果实都是可食的野生植物类型。这些淀粉粒遗存中以禾本科植物种子数量较多，坚果类和块茎类植物淀粉也占有一定比例。动物骨骼残骸遗存分析结果显示，出土的部分猪骨具有处于驯化初期的野猪形态，与猪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野生动物，如鹿、牛、马等的骨骼。

综上，查海遗址时期已经出现了农业，并具有初步的中耕技术，但是农业规模有限；狩猎和采集经济占有重要比重，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采用了混合生业形态模式。

（二）辽西地区混合生业形态模式在区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

辽西地区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查海遗址时期已出现中耕技术，农业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然而，有证据表明直至两千多年后的红山文化时期，农业在生产领域中的比例依然较为有限。石器量化比较分析显示，红山文化时期渔猎和采集工具始终类别齐全，且比例占据绝对优势，远高于农业工具，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远低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不足以成为社会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红山文化时期人们虽主要利用C4植物，但以粟和黍为代表的农作物并未成为其主要食物来源，部分C3野生植物可能在其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植物浮选结果也显示，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早期的经济形态中包含农业生产成分，以种植耐旱作物粟、黍为主，但农业系统在生业模式中所占比重不高。

红山文化是距今6500年前后，辽西当地土著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居民与进入辽西的起源于燕南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移民碰撞巨变而产生的考古学文化。燕南的后冈移民有着发达的农业，而辽西土著居民也有着千余年的农业传承。从查海遗址到红山文化，辽西新石器时代居民长期延续采用混合经济模式，不能简单归因于技术发展的滞后，而更多地体现了基于本地环境作出的主动选择。距今8000—5000年，辽西地区经历了显著的环境变迁，红山文化期所处的时段正是大暖期内“气候波动剧烈”阶段，不但出现三次降温事件，而且在5500aB.P.前后气候呈现变干趋势。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及其地理环境的多样化特征，促使红山人对农业开发采取了有限度的控制，强化渔猎采集经济方式。混合式生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矛盾，既避免了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压力，又确保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多族群共生提供了物质保障。从生态文化学的视角分析，相较于农业经济，渔猎采集活动的地域范围更广泛，频率更高，人们对地域组织的认同感相对较强，对土地的依附意识较淡薄。这有助于不同族群间的融合，也促成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

结语

综上所述，查海遗址石器统计分析为解读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经济形态提供了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辽西先民基于生态过渡带的特殊环境，智慧地选择了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不仅有效缓冲了单一经济形态的风险，确保了稳定的食物供给，维持了生态平衡，还在促进跨族群协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长达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这一经济模式为红山文化在约5500年前开创中华文明史上首个超越血缘组织的古国公共权力奠定了物质基础，表明边缘生态区有效利用独特的生业模式助推社会复杂化进程，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