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93)——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消失之谜(上)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文件,要求对件内注明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

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

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

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后,第一个临时中央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

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

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已不能行使职权。

随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

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成立不久的1931年初冬。

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

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

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这两条渠道中,通常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

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

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立即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拨款解决经费问题。

当时,苏区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仍全力支持,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面对白色恐怖,长途调运钱款只有黄金最为便利。

松江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以后,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

这些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零零碎碎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必须设法改进一下,苏维埃政府又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中,盒口用锡焊封。

具体经办这件事的财政部门工作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要经过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因此制订了一个交接验核办法:

交割时,下线交通员要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

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请刻章店铺用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印章样的东西,按笔画破解成七件。

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份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点地下交通站。

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

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

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上级,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是:快。

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不知道,筹款、拨款的财政部门也不知道,运送是其他部门的事儿。

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

如果运送顺利,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

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金额最大的一笔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预定路线是:

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这条路线看上去有些绕路,但是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到达上海。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这边意识到出了问题,责成苏区政治保卫局立即启动调查措施。

1932年元旦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已经收到的凭证“快”字前六个笔画请林伯渠鉴定是否原件,他才知道。

“快”字一共七个笔画,最后一笔是捺,没有送到苏区。经林伯渠确认,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紧接着,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

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

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随后,他们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查访,简直难以想象。

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还有一个办法,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

后来,苏区这边确实这样操作,上海临时中央特科情报人员也进行过调查,可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由中央领导个别直接掌握,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

所以,特科的调查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之后。政治保卫局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

那位领导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虽然交通员由其提供,但是按照规定,提供之后不能过问怎样使用,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

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这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

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

因为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同志遭到杀害;

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

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

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此事,按照行政区划,其时松江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应该交由行署公安处进行调查。但其警力和手段较弱,恐怕难以胜任,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

松江紧挨着上海,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当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时,同时下达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

为此,该局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机构,下设六个调查组,“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接受任务后,他们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

蒋文增拿到手里后,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

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

他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只有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

四个侦查员传阅后,立马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决定先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次日即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达北京等了三天,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林老日理万机,仍然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侦查员了解到如上所述的那番该案背景、情况。

侦查员问:

那些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后来如何呢?

林老不无遗憾地说:

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不过,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来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赫赫有名,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

井冈山时期,他与罗荣桓、粟裕同时担任连队党代表,来到瑞金后,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

新中国成立,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

当时,高自立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住院治疗,侦查员未能见到,他们张有关部门反映后,写了一张纸条传了过去。

高自立看后,答称:

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接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50年1月9日),高自立去世。

当时,十三兵团驻扎广西,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在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按照组织纪律,秦朴当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甚至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不知情。

这次,上海警方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一说,他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

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任务,秦朴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

当时,他是苏区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上级单位是政治保卫局,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

瑞金是苏区红都,可他们作为地下交通,不能公开真实身份,为了这次任务,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制造了一次假工伤,称其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知名郎中李冲一治疗。

然后,他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抵达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

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没有僧人入住,庙董会就会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入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

庙祝的职责是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拿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即把东西交给对方,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

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任务完成。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

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他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

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

当晚,蒋文增向上海挂了长途电话汇报情况,获得“悬办”指令:

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此时,“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松江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很快,蒋文增率第三组一众即赴南平,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

接着,他们又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都很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为早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普通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

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

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

刘志纯告诉侦查员,他在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

小时候,他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有点儿稀罕,于是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

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

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发展他入党。然后,一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也不来找他。

过了两个月,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

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

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上了暗语,然后说:

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

那人还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

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去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

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情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

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应该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给他东西的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

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

半个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告知:

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

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

如果三天内无人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

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果然有人敲门,这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不过,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马上办理交接手续,完后对方转身出门,融入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次日,刘志纯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老板听后说:

正好,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你拿着我的信去城里“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若从银行转账,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

刘志纯一口答应,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

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然后去了“汉源栈房”。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躺下睡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

过去的客栈供应三餐,稍停片刻,他让伙房送来晚餐,吃后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于是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

就在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急匆匆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位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

此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

刘志纯一看,估计来人就是接头的下线,当下拱手道:

“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刘志纯邀其来到房间,入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

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打开。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

至此,交割完成,对方冲刘志纯点了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出门而去。

不过,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任务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前来盘查客栈。

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也就入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

最后,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

事后,刘志纯每每想起那一幕,禁不住心惊肉跳:

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让他领往后院。

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刘志纯知道是自己人来取凭证,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

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完满完成,他的地下工作生涯也宣告结束,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

他估计,应该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了事。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

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了当年的情况。正是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就这样,“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

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必须要到松江。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

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他们的积极配合,处领导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

松江县公安局派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后说:

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可以先找“汉源栈房”打听一下。

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他说:

“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

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

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

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对方一脸茫然。

松江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这也难怪,林老板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

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汉源栈房”关门后,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可是,他们来到轧米厂,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这里,1947年的春天,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

当时,已经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他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情报,致使本地一家富户遭到抢劫。

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土匪供出了老褚,其被判处五年徒刑。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服刑。

当晚,四名侦查员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次日早晨抵达后,直接前往监狱。

很可惜,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是无论怎么启发,他也回忆不起来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经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

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1937年底关闭时他都带回家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

侦查员一听,问明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大家不敢寄予什么希望,住店的是刘志纯,而现在要找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不过,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

当晚,他们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本人确实是于1931年1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

可是,这于侦查员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大家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刘志纯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他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

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

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

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有些疲惫,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当天,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区办事,隔了一日侦查员才见到。

随后,在侦查员耐心启发下,刘志纯终于回忆起了一个之前调查时遗忘了的细节:

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纸。

蒋文增顿感兴趣,问道:

“纸?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刘志纯皱着眉回忆说:

“好像跟客栈账房开给我的那张预付款收据差不多吧!”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

熟客进门,什么都不用付,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入住小付定钱,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10%的金额。

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入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

刘志纯认为:

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一样,小而薄,也是蓝色。

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

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俩人在一个无人的角落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

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因为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确定,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会约上数天时间,有两三天,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

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不固定,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

据刘志纯回忆:

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

因此,可以认定他可能住在松江当地城厢镇,如果住在城郊,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根本不能出城。

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抬头不见低头见,若是镇上的熟人,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认识,可据刘志纯回忆:

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似曾相识的神情。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黑衫人作为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不可能一下子撞到从杭州来的上线刘志纯,应该作好了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的思想准备。

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

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

调查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一说,临末道:

“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都是—个大难题!

但是,咱们这一行就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随后,大家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

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门,只剩下四家。

去年松江解放后,“邢天华客栈”关闭,目前只剩下三家。

侦查员问钱老板:

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位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

钱老板摇头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来查,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很难说。‘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结果是:

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

这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让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

侦查员又问:

“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

钱老板答:

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

侦查员随即拜访这位周老板,对方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订房间这件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

侦查员问:

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

周老板回答:

“早就死了,十二年前患痨病不治。”

侦查员寻思此人别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又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打开找见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来,这家旅馆被排除,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就在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

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

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

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

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

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存在:

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事先已经抵达松江城内,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已经没法调查下去。

但是,“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

这一次,由于工作量太大,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因为流动人口少,各家和户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猛回忆起来。

最关键的一点是:

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联系后,立即通知各街道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告诉大家:

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逐家一一问到,看看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任务布置下去后,全城同时展开查摸,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的时间,各街道居委会查摸结果报给了派出所。

侦查员大失所望,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

无语!

蒋文增说:

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

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新的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

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

蒋文增一听,连忙说道:

你怎么不早说呢,赶快去吧!

胥德深到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

他的老乡杜参谋想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

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跟着也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

众人一吃,觉得菜肴炒得极好,立马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接着说道:

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

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

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说道: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对方往下继续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

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

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的很熟,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

其中一点,保安团司令部经常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候,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他们,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

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这样一来,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

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外面的旅客,但是必须要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且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收入一定费用入住。

对于外地旅客来说,入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不像住在外面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

可是,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社会上的旅客,更是微乎其微。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

这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

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说: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接新年,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

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侦查员又问:

“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第二年他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

不过,既然有名字,就有可能查得到,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

前往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展开阅读全文

更新时间:2026-11-20

标签:历史   上海   经费   中央   档案   松江   交通员   汉源   栈房   苏区   老板   杭州   账房   瑞金

1 2 3 4 5

上滑加载更多 ↓
推荐阅读:
友情链接:
更多:

本站资料均由网友自行发布提供,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QQ:4156828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61893.com 闽ICP备11008920号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5593号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