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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于公众号《校尉讲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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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少写长文,不过今天的话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背景,以校尉的能力,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只能啰嗦一点了。
万字长文,中间还埋着不少金句,希望朋友们多点耐心,能够完完整整读完。
引子:
最近美军紧锣密鼓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让校尉想起了一个国际时事场上最为著名的词——帝国坟场。
一说帝国坟场,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通过瓦罕走廊与中国相连的阿富汗。
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先后有三个鼎盛时期的大帝国在这里折戟沉沙,也即大英、苏联与犹撒,这也是殖民时代开启以来,最为强大的三个世界性霸权。
这段历史距我们很近、三大帝国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因此,在很多人心目中,阿富汗也被深深地打下了帝国坟场的标签。
但如果放大时间尺度,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在近现代的战争史中,伊朗的表现确实不如阿富汗耀眼,但在更加漫长的历史中,伊朗才是更加硬核的帝国坟场,埋葬了更多的超级大帝国。
壹:帝国坟场的底层逻辑
按照《校尉讲武堂》的写作宗旨:从人性体悟历史,用逻辑解构世界,咱们还是从历史说起、从逻辑说起。
要形成帝国坟场,首先必须满足两大前提条件。
一是物质层面的,必须拥有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
二是精神层面的,必须拥有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主要又来自于两个方面,文化自信与宗教信仰。
贰:地理差异
在地理条件上,伊朗与阿富汗颇为相似,但伊朗的条件更加优越。
来看两国的地形。

伊朗的领土几乎与伊朗高原——历史上称为波斯高原——完全重叠,而伊朗高原的形状与高高隆起的贝壳很像,天生就是一枚砸不烂的贝壳。
贝壳较短的顶部,是东北方向的科佩特山脉,山外就是广袤的中亚草原,这是抵御中亚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
贝壳的两条侧边,一条是北部里海岸边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另一条是东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的加恩山脉-萨哈德高原。
贝壳长长的底边,则是面对两河平原与波斯湾的扎格罗斯山脉。
这山系集合而成的四边,将高高隆起的伊朗高原环抱其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为波斯-伊朗民族提供了文明庇护所,成为他们抵御外来侵略最大的底气。
再看阿富汗。

相比伊朗,阿富汗也是山区,看似差异不大。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
伊朗是山系包围形成的高原,阿富汗则是兴都库什山脉从帕米尔山结向西延伸过来,然后分别向北、西、南三面逐渐降低高度,形成了无数以兴都库什山主脉为中心的放射状沟壑,好比一片展开的树叶,瓦罕走廊则是长长的叶柄。
也就是说,虽然都是易守难攻的山区、高原地形,但伊朗的地形更有利于御敌于国门之外,阿富汗的地形则更有利于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民政上。
伊朗高原地势相对平坦,有利于民间往来,容易形成统一的文化、民族、国家。

阿富汗则被放射性的山系支脉切分成无数小的地理单元,天然缺乏统一基因。

阿富汗的大山
另外一个古代无所谓但近现代却不容忽视的重大区别,那就是伊朗是沿海国家,阿富汗是内陆国家。
在大航海之前的陆地争霸时代,伊朗的地形更有利于防守,可到了海权时代,阿富汗则更有优势——漫长的陆地补给线,乃是阿富汗耗得三大帝国不得不主动撤军的重要原因。
归纳一句,就地理条件而言,在海权时代,面对海权国家的入侵,阿富汗的韧性更强;在陆权时代,伊朗的地理条件,则更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
因此,阿富汗的帝国坟场效应,主要体现在海权时代,伊朗的帝国坟场效应,则主要体现在陆权时代。
叁:文化与宗教
先简单聊聊,为何将文化与宗教放在一起讨论。
对早在几千年前就实现了宗教世俗化改造的中国来说,文化与宗教完全是两个概念,宗教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经过彻底的世俗化改造之后,不管是本土产生的道教,还是西域而来的佛教,都已经蜕变为一种中国人体悟天道人伦的哲学思考方法、修身养性的人生体验方式。
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宗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不可能形成思想层面的垄断,而只是众多思想流派之一。
在宗教社会,宗教一家独大,因而必定由宗教来指导、管理社会生活,渗透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吃饭都要向上帝祷告。

但在中国,宗教只是无数种被人所掌握的哲学工具之一,宗教只能在人们愿意的时候发挥作用。
简单说,前者是宗教指挥人、定义人,后者是人指挥宗教、定义宗教。
再举个对比强烈的例子。中国人在俗世生活中遇到重大挫折才会遁入空门,比如武则天、朱元璋都曾在庙宇中避难。但在西方宗教社会,人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洗礼,天生就是上帝的子民,天生就要被宗教管束。

因此,在完成了宗教世俗化改造的中华文明圈之内,宗教只是一种被改良过的文化产品,是民族文化的从属品,是避世的道具,但在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宗教社会之中,宗教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统治道具,不仅可以等同于文化,而且完全凌驾于文化之上。
实际上,人类文明绵延至今,只有两大文明体系完成了对宗教的世俗化改造,一个是中华文明,另一个是西方文明,但改造的效果有巨大的差别。
中国对宗教的世俗化改造,甚至发生在遥远的信史时代之前。早在周朝前后,中国就已经基本完成了神天分离、神政分离、巫史分离,建立了比较纯粹的世俗化政权。
注:巫史分离的过程比较漫长,到西汉才彻底实现。但从春秋时期开始,史官解释天象的职能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对君权的影响非常有限。
武王伐纣时那句著名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充分说明,在中华先贤的世界观中,民即是天、天即是神,人民才是真正的神——天人合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自己唯一的天、就是世间最大的神。
从那时候起,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诉诸于内,不断发掘自身的潜力、不断激发自身的神性。
校尉一直说,只有纯粹的农耕文明,才能尽快摒除宗教束缚,才会诞生纯粹的世俗社会。
因为农耕文化的核心,就是通过客观研究掌握自然规律,再通过发掘自身潜力来改造自然——诉诸于内,乃是农耕文化的客观要求。
一个将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的民族,根本不可能形成灿烂的农业文明,因为他们根本不会产生改造自然的勇气与能力,而神明永远解决不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破坏。
校尉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是纯粹的农业文明,因为只有中华先民彻底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依靠自己而非神明来对抗自然灾害。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人有宗教理念,那么,通过自我约束、自我修炼、自我升华、自我实现,达到生前成圣、死后封神的境界,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宗教理念、最崇高的精神追求。
因为中国人的神,要不就是造福人类的先天之神,比如盘古、女娲,要不就是敢于挑战命运、提升人类文明、学识卓越、道德优秀的历史人物,比如神农、仓颉、姜子牙、老子、关羽、李靖、尉迟迥、秦琼、岳飞、吕洞宾等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所谓天道,就是自强不息,所谓神明,就是自强不息的君子,就是一代一代筚路蓝缕发掘自身潜力、改造自然环境、造福天下苍生的中华先民。
在骨子里,中国人平视神明。以网络上最为流行的修真小说为例,通过修炼打破神明欺压、建立平等世界,一直是最为常见的主题。
但宗教文明正好相反。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求诸于神、诉诸于外,一边对外推卸责任,一边向上帝祈求,一边打着上帝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对外发动侵略、掠夺。
中国神话中,一旦出现末世,一定是人类自救。好莱坞电影中,一旦出现末世,一定是上帝派天使下凡拯救万民。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内生性的、建设性的、唯物的,有压力自己扛,通过不断的建设改善生存环境;一个是外向型的、侵略性的、唯心的,有压力找上帝,找不到上帝就疯狂向外甩锅,通过不断地向外掠夺维持生存。
今天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正是东方世俗文明与西方宗教文明最底层文化基因差别的忠实体现。
因为跟中国比,西方文明的宗教世俗化改造起自文艺复兴,至今也不过几百年。
数百年时间,跟人的生命比,确实很漫长,但跟漫长的人类文明演化过程比,却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一个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潜移默化、不断巩固、不断打磨的世俗化改造、文化熏陶,好比大师精心雕琢的玉器,一个是数百年的速成品,好比铁匠匆匆忙忙敲出来的铁器。
可以想象,西方文明对宗教的世俗化改造,其实并不彻底。
虽然西方国家言必称自由、民主、人权等与宗教格格不入的世俗化政治理念,但宗教依然是西方社会运行最底层的驱动逻辑,尤其是在遇到难题的时候,西方国家往往还会本能地回归宗教。
比如美国,内外交困之际,他们一边向中国甩锅推卸责任,一边集合各路神棍在白宫为懂王集体发功,一边通过发动战争转移爱泼斯坦案带来的舆论压力,一边给大兵洗脑,声称进攻伊朗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典型的神棍做派,连舌头最为灵活的公知、买办都舔不干净。
今天的美国,与殖民时代喊着应许之地屠杀土著民族的欧洲列强,与中世纪喊着上帝所愿搞十字军东征的欧洲教廷,在文化基因层面,在底层行为逻辑层面,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说白了,宗教本来就是古人类面对无法抵抗、无法解释的自然灾害而发明出来的精神麻醉剂,那些没有彻底摈除宗教思想的民族,一旦遇到无法解决的现实难题,依然会本能地从宗教中寻找解决办法、理论依据和思想慰藉。
而宗教从来都是自我神化、无比排外、天然双标的——我们乃是神选之民,不可能有错,有错的只能是异教徒。
这是宗教的负面效果,但世间万事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
宗教的优势,尤其是在古代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消弭内部矛盾、整合内部力量以应对外敌。
经历过宗教世俗化改造的美国都摆脱不了宗教的影响,自然,长期被宗教统治的伊朗与阿富汗,宗教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在这样的国家,宗教几乎就等于文化,这就是本文将宗教与文化并列讨论的原因。
讨论中国的社会现象,宗教一定要与文化区分开,但讨论中华文明圈之外的社会现象,却一定要将宗教视为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甚至是唯一的文化因素。
这是很多国人的思维盲区,因为在世俗化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根本想象不到宗教的巨大影响力。
国外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以色列大使拿着《圣经》当地契,如果从宗教的角度去分析、理解,大家自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回到伊朗与阿富汗。
在宗教与文化方面,这两个国家最大的相同点,就是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他们最大的不同点,也体现在宗教信仰上。
伊朗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的小宗什叶派,阿富汗信奉的则是占比接近90%的逊尼派,属于绝对的多数派。
人类历史上有条规律,在一个组织体系内部,少数派往往非常团结,多数派往往一盘散沙,在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逊尼派也是这种情况。
这里还要强调一句,伊朗的选择,极大地强化了这种规律的效果。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波斯人曾经建立了灿烂的古文明,因而也就拥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
因此,当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同步崛起并征服了波斯高原之后,被迫放弃本土宗教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最终选择了什叶派。
这是一种倔强的选择,一方面抵挡不住历史大势,不得不向伊斯兰教屈服,另一方面又想最大程度地保留民族独立性,因此选择了小宗的什叶派。
这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宁为鸡头、不为牛后。
如果波斯选择逊尼派,大概率将被阿拉伯文化、穆斯林文化彻底同化,但选择了什叶派之后,伊朗反而成为了什叶派老大,在穆斯林世界内部撑起了一片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几千年不绝的古文明。
而在中国之外,波斯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建立了灿烂古文明,同时生物基因绵延几千年不绝的古民族。
在文明传承的国家、文化、民族(生物基因)的三大方面,中国人有国家断层,但没有文化与民族断层;波斯人有国家断层、文化断层,但却没有民族断层。
相比诞生在亚洲东部、地理条件更加优越的中国,在各路英雄你来我往、各大民族频繁兴替、各大帝国起起落落的中东,能够做到这一点,波斯殊为不易。
因为不管西方史观是否客观真实,他们全力吹捧的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马其顿等古代文明,不仅国家灭亡、文化断绝,甚至连原生民族都已经彻底消失。
而波斯-伊朗能够传承下来,除了伊朗高原的庇护,还有依托伊朗高原而建立起来的文化传承——文化本身,就是最具韧性的生存基因。
国家灭亡,文明不一定断绝,文化灭亡,却一定等于文明断绝。
地理塑造文化,文化孕育文明。
自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于公元前550年崛起,从毗邻波斯湾的扎格罗斯山脉反推曾经的宗主国米底并完整控制波斯高原之后,这里就变成了波斯-伊朗人的生存空间与精神家园。

波斯第一帝国的扩张过程
如果说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华子民乃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盘,波斯高原以及坚守波斯文化的波斯人就是波斯文明的基本盘。
中华先贤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精神内核,如果翻译成现代网络语言,那便是:我是中国的基本盘,我骄傲!
基本盘的质量与体量,决定了文明的上限,这又反过来证明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正因为掌握了波斯高原,盛期的波斯第一帝国,通过设立行省制、修建御道、统一货币等举措,直接控制了包括埃及、色雷斯(现希腊、保加利亚)、两河流域、外高加索在内总计5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管理的人口超过5000万,堪称加强版的大秦。

因为晚了300多年才统一中国的秦朝,最大领土面积也不过340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0万。
与此同时,面对最新征服的少数民族,波斯人还采取了非常开明的政策,不强迫推行琐罗亚斯德教(也称祆教、拜火教),不强行搞民族同化。
我们知道,大秦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过于苛刻,超出了民众的承受极限,所以秦朝二世而亡,只维持了短短14年,而旗下民族成分、宗教成分极其复杂的波斯第一帝国,却持续存在了两百多年。
这也可以证明,古代波斯人发明的政治制度,拥有极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甚至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称霸亚欧大陆的大帝国,比如塞琉古、罗马、安息、萨珊、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
如果说秦朝为中国打下了政治体制的根基,波斯就是亚欧大陆大帝国的标准政治模板。
我们知道,政治体制乃是最高文明成果,既然波斯的政治体制在亚欧大陆流传,自然,波斯文化同样也会影响这些超级大帝国,并随着帝国的扩张向整个亚欧大陆蔓延。
以波斯高原为中心,波斯文化中最为灿烂的一部分,比如政治体制、语言文字、诗歌音乐、宗教思想、建筑服饰、民俗节日、饮食习惯、科技知识,便在西至土耳其、东至中国西域、南至印度、北至高加索的广大地域流传。
人们熟悉的穹顶清真寺、印度泰姬陵、波斯地毯,基督教中关于神性光明的核心教义,以及抓饭、烤肉、囊、酸奶、藏红花等饮食,便都源自波斯文化。
直到今天,虽然波斯人自己已经放弃了古波斯文字,但波斯语依然在伊朗、塔吉克、阿富汗等地广泛使用,伊朗、阿富汗、塔吉克、阿塞拜疆、乌兹别克等民族依然过波斯历新年,包括在遥远的中国,波斯饮食,已经深度融入新疆餐饮,并蔓延到整个中国。

而盛唐时期流行的胡风,其实就是波斯风格。

唐三彩胡人俑的大胡子,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如此辉煌的历史,也给波斯人留下了极其强烈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
正因如此,尽管波斯人建立的国度多次被外敌入侵甚至是灭亡,但波斯高原相对独立的空间,却为波斯文化、波斯民族的坚守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他们如同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波斯高原上,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即便被外敌侵占,民族意识也不会消亡,而一旦外力稍有松懈,他们就会浴火重生。
相比伊朗,阿富汗割裂的地形,极大地增强了统一的难度——不管是文化统一还是国家统一、民族融合。
因此,根植于波斯高原的波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文化,并以波斯高原、波斯文化为核心,相继建立了多个辉煌的超级大帝国。
而阿富汗则长期处于落后的部落状态,即便被伊斯兰教完成了宗教层面的统一,但却难以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即便建立,也很快就会走向崩溃。
包括今天的阿富汗,虽然建立了名义上的国家,实际却依然处于部落割据状态——这些部落,甚至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之下。
我们知道,越是落后的文明形态,其生存需求越低、其战争承受能力越高。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落后的政治形态,神权统治最大的优点,就是具备极强的精神韧性:如果不能从思想层面摒除宗教影响,任何外来的势力,都无法通过武力征服他们,除非种族灭绝。
从大英开始,苏联、美国三大帝国对阿富汗的侵略,刚开始都是势如破竹,很快占领首都喀布尔并扶持傀儡政权,但却根本无法征服山沟里的部落,更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理,因而无法从阿富汗获得任何战争红利,反而被拖入没完没了的游击战、治安战,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
阿富汗能够成为帝国坟场,除了地理条件本身,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落后的神权部落政体——它足够落后,但也因此而足够顽固。
肆:波斯的帝国坟场表现
相比阿富汗因文化落后而无比顽强,曾经站立在人类文明最前排的波斯能够成为帝国坟场,在精神层面,伊斯兰化之前是因为波斯文明遥遥领先,伊斯兰化之后,则是因为形成了文明先进性与宗教落后性的奇怪组合。
来看历史。
波斯第一帝国建立后,波斯民族遇到的第一次生死存亡考验,是马其顿帝国的入侵。
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0年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波斯高原,但在波斯高原与波斯文化的加持下,波斯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利用山地游击战消耗对方的国力。
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对波斯的统治很快瓦解。
公元前312年,亚历山大的下属塞琉古建立帝国,继续维持对波斯的统治。公元前247年,帕提亚人阿尔沙克自称波斯第一帝国继承人,又建立了安息帝国。
由于波斯政治体制与文化的先进性,塞琉古帝国统治时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同时采用了波斯第一帝国的行省制度,波斯文化得以保留。
安息帝国统治时期,帕提亚人更是主动将自己纳入波斯民族。只是高傲的波斯人拒绝承认,依然将其视为外来政权。
落后文明的精英阶层主动接受、融入先进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匈奴单于刘渊、沙陀人刘知远、鲜卑慕容氏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自称汉人。北魏、辽金、蒙元、满清或主动或被动的汉化,也是这种历史规律的反映。
地理是文明的物质屏障,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屏障。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在的古文明,必定是两手抓、两手硬,否则就一定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再展开说,西方文明能够强势崛起,并在中国远程培养大量的公知、买办、汉奸,是因为在近现代的几百年中,西方文明确实表现出了先进性,尤其是在物质文明领域。
但从更大的历史尺度看,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始终未能摆脱宗教束缚、丛林法则、强盗思维的西方文明,只要在公平的舞台上,绝对竞争不过彻底世俗化的东方文明。参见文明尺系列《文明的尺度:中美博弈,一场文明与公司的对决》
在宗教的麻痹与鼓舞下,强盗也许可以靠抢劫实现短时间的富足,但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长治久安、繁荣富庶,必然属于中国这样的生产型文明。
补充一句,生产型文明,是写作本文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原来写《中国为何能成为工业化的巅峰,最好的农业文明就是最好的工业文明》时,就曾经做过系统论述,农业文明的特质,与工业文明一脉相承,但却没想过要用一个名词将两者统一。
现在看来,生产型文明,乃是对中华文明最精准的描述。与之对应的掠夺型文明,则是对游牧文明、海盗文明最精准的描述。
这也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动物的生存方式就是掠夺,人类才能通过生产开辟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竞争中,中华文明历尽磨难最终胜出,就是因为,他们是典型的掠夺型文明,我们是典型的生产型文明。
在军事战场上,他们也许能够占据阶段性的优势,但在文明的比拼中,除非对生产型文明进行彻底毁灭,否则掠夺型文明就必定会走向失败。
波斯与外来文明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生产型文明与掠夺型文明的竞争。
因此,虽然波斯先后经历了马其顿、罗马、阿拉伯、蒙古、突厥、盎撒等民族的入侵,甚至多次亡国,但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波斯人依然艰难地走到了今天。
相比之下,处于原始部落时代的美洲、大洋洲原住民,因为文化全面落后,却已经消失在西方列强的殖民过程中。
在历史上,波斯文明最为危险的时刻,就是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的伊斯兰化。
面对强势的伊斯兰宗教文明,波斯被迫选择了折中的道路:一边皈依伊斯兰教,承认阿拉伯的宗主国地位,一边信奉什叶派,在波斯高原上构建了伊斯兰教的第二个宗教中心。
从这个时候起,波斯的精神核心,就由以波斯文化为主、拜火教为辅,转向了什叶派信仰与波斯文化的双核模式。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文明先进性与宗教落后性的奇怪组合。
实际上,除了宗教与文字,古代波斯的文化成果,比如语言、历史、建筑、美术、民俗、节日等,很多都保留了下来。
与此同时,处于领先地位的波斯文化,还向阿拉伯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反向输出。
比如阿拉伯帝国的行政体系,几乎就复制了波斯帝国,而阿拉伯帝国的行政官员,也大量吸纳了波斯人。
这一点,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之后颇为类似——要想建立稳定的政权,就必须学习先进文明的经验,游牧政体,绝对管理不好一个庞大的文明帝国。
正因文化领先,在由无数民族组成的阿拉伯帝国内部,波斯人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因而也部分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民族文化不断,民族精神就不会断,民族精神不断,民族就随时都有复兴的希望。
在被阿拉伯帝国统治将近200年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波斯人重新复苏,在波斯高原上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中之国,并且独立的程度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被阿拉伯人当成雇佣军的突厥人反客为主,窃取了阿拉伯帝国的军事权力与行政权力。
阿拉伯人执掌神权,突厥人掌握军政,波斯人固守波斯高原,阿拉伯帝国内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三足鼎立状态。
就发展而言,伊斯兰教几乎锁死了波斯文明的上限,但就生存而言,伊斯兰教又给波斯注入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蒙古灭亡阿拉伯帝国之后,同时也控制了波斯,并在这里建立了伊尔汗国(又被译为伊利汗国)。

但蒙古人却搞不定伊斯兰教,最终只能反向皈依。
实际上,蒙古人建立的四大汗国之中,只有窝阔台汗国因为短命没有来得及伊斯兰化,其余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最终都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
简单归纳,历史上的波斯,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国坟场,主要得益于三点。
一是地理优势。
外敌入侵,往往首先就被阻绝在伊朗高原之外。
比如蒙古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在阿拉伯帝国的鲸落上,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开始与波斯人建立的萨法维王朝争夺中东地区与穆斯林世界的主导权,双方爆发了长达300年的战争,也即著名的波土战争。
客观评价,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上风。
尤其是在战争前期,奥斯曼土耳其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富庶的两河流域与军事要地外高加索。

萨法维王朝早期,还占据着两河平原与外高加索
而波斯之所以能够撑下来,甚至一度收复两河流域,正是得益于伊朗高原的庇护。

包括大家熟悉的两伊战争,萨达姆的装甲集群可以在平原地区纵横驰骋,但同样止步于伊朗高原。

二是文化优势。
文化落后国家的入侵,往往被领先的波斯文化所折服。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阿拉伯帝国,虽然在军事、宗教上征服了波斯,但在政治与文化上,阿拉伯帝国却不得不向波斯学习,给波斯人和波斯文化保留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使其有存亡断续、浴火重生的机会。
三是宗教优势。
前面说了,对宗教社会来说,宗教就是文化。
伊斯兰化之前,波斯并非纯粹的神权政体,宗教只是王权的附属物。因此,波斯对征服者的反向文化输出,宗教并非主要内容。
但在伊斯兰化之后,尤其是成为什叶派核心之后,波斯对征服者的反向文化输出,主要就依靠宗教。
不管是被伊斯兰革命推翻的巴列维西化政权,还是两伊战争中冲向伊拉克地雷阵的伊朗儿童,亦或是现在被二犹不断斩首而又前赴后继的伊朗高官,都充分证明,在抵抗外来势力入侵的时候,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已经变成伊朗人的精神支柱。
结语:
中国有句名言,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国家是否稳固、政权是否稳定,在德不在险。
所谓险,也即基于山川险要的地理优势,所谓德,也即基于文化自信的民心士气。
不是说地理优势不重要,而是相比民心士气,地理优势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古代的波斯也罢、今天的伊朗也罢,能够顶住强敌甚至是世界级霸主的进攻,能够多次经历亡国危机而重新站起来,最重要的,是具备因文化、宗教而凝聚起来的向心力。
实际上,中国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不绝的古文明,同样得益于文化的力量,得益于灿烂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自信。
相比阿富汗,伊朗才是真正的帝国坟场,相比伊朗,中国才是真正的帝国坟场。
因为我们曾经创造的文化,要比他们更加悠久、更加灿烂。
因为我们曾经埋葬的敌人,要比他们面对的敌人更多、更强大。
这样英雄的中国,又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呢!
更新时间:202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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