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做生意的浙江人坦言：米兰已相当于我国二线城市！

在意大利做生意的浙江人坦言：米兰已相当于我国二线城市！

陈国栋是浙江温州人，今年四十一岁，在意大利米兰做了十二年的服装生意。他的故事要从二〇一一年说起，那一年他二十九岁，跟着一个远房表舅从温州飞到米兰，在表舅的皮具工厂里打工。那时候他对欧洲的全部想象都来自电影和电视剧，觉得意大利是发达国家，米兰是时尚之都，能在那种地方生活和工作，说出去都脸上有光。头几年他确实带着一种“出人头地”的志气，没日没夜地干活，学语言、学技术、学怎么跟意大利人打交道。后来表舅年纪大了想退休，把工厂半卖半送地转给了他。陈国栋接过来之后，把原来的代工模式改成了自有品牌，专门做中档皮包和皮带，客户从意大利本地慢慢扩展到了法国、德国、瑞士甚至中东。如今他在米兰郊区的工厂有三十多个工人，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意大利人和其他移民，一年营业额能做到五六百万欧元，在米兰华人圈里算小有名气。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米兰站稳了脚跟、事业有成的华人，前阵子回国探亲，在温州和杭州逛了一圈之后，回来跟朋友们吃饭时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米兰现在已经相当于我国二线城市了，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

桌上的人都以为他在谦虚，或者是在开玩笑。一个朋友说：“老陈你不是喝多了吧？米兰是什么地方？时尚之都，世界设计之都，意大利的经济引擎，你拿它跟中国的二线城市比？”陈国栋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你听我跟你讲讲。”

陈国栋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你听我跟你讲讲。我说的不是米兰不好，米兰当然有它的好——历史、文化、艺术、时尚，这些东西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法比，别说二线，一线也比不了。但我说的是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便利度这些东西，这些方面米兰真的已经算不上发达国家水平了。”

他拿手机翻出前段时间在杭州拍的照片给大家看。杭州的钱江新城，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宽阔的马路中间是鲜花盛开的绿化带，地下是多条地铁线交汇的枢纽，地面上干净得一尘不染。“你们看看这像什么？像纽约？像伦敦？不，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二线城市。”他又翻出米兰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条主街，路面坑坑洼洼，电车轨道锈迹斑斑，人行道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街边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涂鸦，不是那种有艺术感的创作，纯粹就是乱涂乱画。“你们再看这个。这是米兰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就在中央火车站边上，放到中国，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的火车站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在座的朋友们凑过来看了看照片，有人点头，有人沉默，有人不太服气：“那你倒是说说，具体差在哪？”

陈国栋放下酒杯，掰着手指头开始讲。

首先说基础设施。他说米兰的地铁只有四条线，总里程不到一百公里。四条线是什么概念？温州的地铁和市域铁路加起来也快一百公里了，杭州十二条线五百多公里，连宁波、苏州、无锡这些地级市的地铁网络都已经超过了米兰。米兰作为意大利的经济中心，地铁网稀疏得像一张破渔网，很多重要的区域都不通地铁，居民出行主要靠公交车和电车。而电车那玩意又老又慢，轨道和电线还是上个世纪中期铺设的，车厢晃晃悠悠的像坐轿子，夏天没空调，冬天暖气也不够。他在米兰开了十几年的车，深知这座城市的交通有多让人头疼。早晚高峰堵得一塌糊涂不说，关键是很多路又窄又破，单行道密得像迷宫，导航都经常搞错。停车更是一场噩梦，市中心找个车位比中彩票还难。

再说公共服务。他提到自己前年去杭州的市民中心办过一次营业执照变更，提前在网上预约了时间，到了之后直接去窗口，材料递上去，工作人员审核，签字确认，前后不到四十分钟全部搞定。而在米兰，他去年给工厂办一个类似的变更手续，先要在政府网站上预约，最早的预约时间排到了两个月后。到了那天他带着所有材料过去，窗口的工作人员翻了翻说少了一份文件，他问能不能先办后补，对方说不行，必须重新预约。重新预约又排了一个半月。就这么一个在国内一天能搞定的事情，他在米兰折腾了将近四个月。“四个月，你们想想。在温州四个月都能盖一栋楼了。”

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崩溃。今年年初他需要开通一个新的银行账户用来收一笔跨境汇款。在中国，开通一个对公账户最多也就几天，材料齐全的话有些银行当场就能办。但在米兰，他跟银行预约了三次，每次都被告知“负责开户的经理不在”，要么是休假了，要么是生病了，要么是培训去了。他找了熟人托关系才在一个月后排上了号。到了那一天，他带着所有的公司文件、税务证明、法人身份证明、股东信息等等厚厚一摞材料去了银行，客户经理翻了半个小时，然后告诉他还要补充一份公司章程的意大利语 certified translation。他又花了三周去找翻译公司做认证翻译，再回去交材料，再等了两周账户才开好。前后加起来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在中国都能把一家公司从注册到开业全套流程走完了。”

陈国栋还说到了一个让他感触最深的东西——公共服务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在中国，他可以用手机办税、交社保、查违章、挂号看病、甚至申请营业执照，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在手机上完成。在米兰，很多事情还要靠寄信、填纸质表格、亲自去窗口排队。意大利人引以为傲的“慢生活”，在公共服务领域就成了让人抓狂的低效率。“你寄一份文件，要贴邮票、跑邮局、等一个星期才能到。在中国，扫描件发过去，或者直接在政务平台上传，几秒钟的事。”

他有个温州老乡在米兰开餐馆，前几年想申请一个户外座位的许可证，从递交申请到拿到批文用了整整一年半。“一年半的时间，在杭州的南山路上都能开三家新店了。”那个老乡后来开玩笑说，他在意大利花在等批文上的时间，比他在中国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的时间还长。

当然，米兰也有米兰的好。陈国栋说，他不否认米兰在文化、艺术、设计、时尚这些领域的深厚底蕴。米兰大教堂的震撼、斯福尔扎城堡的沧桑、布雷拉美术馆里的名画、斯卡拉歌剧院里的顶级演出，这些东西是钱和时间堆出来的，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欧洲人那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美学教育的重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也是我们目前还比不了的。但这恰恰是让他觉得最惋惜的地方——一个拥有如此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它的硬件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却跟不上它的人文高度。就像一个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穿着破衣烂衫、住在漏雨的房子里，你为他感到惋惜。

还有一件事让陈国栋觉得米兰“输给”了中国二线城市，那就是年轻人的机会和活力。在杭州、成都、武汉这些地方，年轻人有无数种可能——互联网大厂、创业公司、直播电商、内容创作、共享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各种各样新兴的行业层出不穷，只要你肯学习、肯努力，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在米兰，年轻人的选择非常有限，最好的出路要么是进家族企业，要么是在大公司里做一个朝九晚五的白领，要么就是去国外找工作。他跟很多意大利年轻人聊过，发现他们对未来普遍缺乏信心。一个米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跟他说，不是他们不想创新、不想创业，而是整个社会缺乏创新的土壤——银行不愿意给年轻人贷款，政府审批效率低得可怕，市场又相对封闭，创业的门槛高得离谱。那个毕业生现在在米兰的一家咨询公司上班，一个月工资一千八百欧元，扣掉房租和税之后所剩无几，他说他在考虑去柏林或者伦敦。

而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可以去杭州的阿里、网易，可以去深圳的腾讯、华为，可以去北京的字跳、美团，可以去上海的各种外企和创业公司，甚至可以在家做直播、做短视频、做跨境电商，只要你够努力、够聪明，你有无数种出人头地的方式。这种向上的通道、这种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在今天的意大利，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陈国栋说，他不是在唱衰米兰，更不是在贬低意大利。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是有感情的。意大利人热情、友好、懂得生活，意大利的美食、美酒、艺术、风光，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他只是想表达一个事实——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在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这些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你用“发达国家”三个字去衡量意大利，会觉得它应该什么都好。但你拿中国的二线城市去跟米兰对比，你会发现，在很多实际的、日常的方面，中国的城市已经悄悄地超过了它。

他举例说，米兰市区的一些核心区域，晚上八九点以后，很多商店就关门了，街上冷冷清清的。而在杭州的湖滨银泰、成都的太古里、重庆的解放碑，晚上十一二点还是人山人海，热闹得不得了。不是说米兰人不懂夜生活，而是米兰的城市结构和消费习惯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中国城市那样形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夜间消费圈。中国城市的商业综合体模式，把购物、餐饮、娱乐、文化全部整合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加上高密度的人口和发达的公共交通，形成了强大的夜间经济。而这种模式，在米兰基本不存在。

再说快递和外卖。在杭州，他点一份外卖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十分钟，快递基本都是次日达，有些东西上午买下午就能到。在米兰，外卖能在一个小时内送到就算快了，快递等一个星期是常态。他前年在米兰买了一个咖啡机，在亚马逊意大利上下单，等了十一天才送到。十一天，在京东上买咖啡机连从广州的仓库发到东北的偏远农村都用不了这么久。当然，他理解意大利的人工成本比中国高很多，配送体系也没有中国那么发达，但作为普通消费者，他只看最终体验——在这方面，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全面超越了米兰。

今年春节，陈国栋回国待了二十多天，在杭州、温州、宁波都转了转。他特意去体验了杭州的地铁网络、城市大脑、无人便利店、各种智能化的公共服务设施。他在杭州的酒店里用手机缴纳了老家的水电费，帮母亲在浙里办上预约了医院的专家号，在支付宝上处理了公司的一笔跨境汇款。这些事情加起来不超过十分钟，在米兰任何一件事都要花费至少半天。

走的那天，他在萧山机场候机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又要回米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不是矫情，是觉得国内待着太舒服了。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解决，什么服务都很快，什么都为你考虑好了。米兰虽然在欧洲不算差，但说句实话，论城市生活的便利度和现代化水平，真不如我们国内的二线城市。”

这条朋友圈下面有人评论：“那你回来啊，别在那边待了。”陈国栋没有回复。他心里清楚，他回不来了。不是说回不来，而是他的生意、他的客户、他的供应链、他十几年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全部都在欧洲。他不可能为了国内的生活便利和城市现代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弃。而且，米兰也不是没有优势——比如说他的孩子在意大利上学，可以学意大利语、英语和中文三种语言，接受的是欧洲的教育体系，将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回国发展都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再比如说意大利的医疗水平其实很高，全民医保体系也很完善，虽然有时候排队久了点，但真正的重疾治疗不比国内差。还有意大利的气候、食物、生活品质，都比国内好很多。

所以陈国栋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不是在抱怨，更不是在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只是在说，这十几年里，他亲眼看着中国飞速发展，也亲身体验着意大利的停滞不前。这种变化是真实的、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十年前，他从温州到米兰的时候，心里是“向上走”的感觉——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了发达国家。今天他再从温州到米兰，感觉已经变成了“平行移动”，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向下走”。这种心理落差，不是他一个人有，而是几乎所有在欧洲生活的华人都在经历的过程。

他想起表舅当年跟他讲过的话。表舅是九十年代来意大利的，那时候中国还很穷，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人民币，而在意大利工厂里打一天工能挣几十万里拉，折合人民币大几百块。表舅说他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容易赚的钱。那种巨大的差距，让表舅那一代华人把意大利当成了天堂。而陈国栋这一代华人，他们眼中的意大利已经不再是天堂了，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国家。中国和他的差距在缩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反超了。

飞机落地米兰马尔彭萨机场的时候，陈国栋从舷窗往外看，机场设施显得陈旧，跑道边上的草坪也没有修剪，塔台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他拉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坐上了回市区的火车。火车是那种老式的双层列车，窗户上有划痕，座椅的布面磨得发亮。火车晃晃悠悠地开了四十分钟才到中央火车站，然后他换乘地铁，再换乘公交车，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家。同样的距离，在杭州坐地铁最多四十分钟。

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妻子在厨房里做饭，油烟机声音很大，但还是掩盖不住楼上邻居吵架的声音。他把行李箱放好，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看了看国内的消息。朋友圈里有人在晒杭州的夜景，钱江新城的灯光秀把整个天空染成了彩色。他把手机放下，走到阳台上，看着米兰的夜空。星星很少，但能看到远处大教堂的尖顶，在灯光的映照下隐约可见。

他深吸一口气，觉得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米兰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有生意要打理，有工人要养，有客户要维护。他不会因为中国的城市更现代化就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他希望有一天，意大利人能意识到他们的问题，能行动起来，把那些破烂的路修一修，把那些慢得要死的办事流程改一改，把那些老掉牙的基础设施升级一下。不是为了迎合谁，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为了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不要继续沉沦下去。

他在心里默默地想，再过十年，米兰会变成什么样？杭州会变成什么样？他不知道答案，但他隐约觉得，以目前的速度，十年后的差距只会更大，不会更小。这不是因为他悲观，而是因为他太了解这两个地方的运转方式了——一个在拼命往前跑，一个在慢悠悠地散步，距离怎么可能不越拉越大？

下次回国，他要带妻子去杭州好好逛一逛，让她也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现代化城市。他相信妻子看完之后，就会理解他为什么每次回国回来都要念叨好几天。有些东西，不说不知道，看了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