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2日上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天,也是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90周年。
遵义会议前后的经历,反映出毛主席待人处事方式的变化。
1935年以前,毛主席的判断多数是对的,可他常常争不过别人,主张也落不了地。遵义会议以后,他的观点没怎么变,站到他这边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

前后的差别主要出在他待人处事的方式上。那时的毛主席书生气很重,认准的理一定要争出个结果。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开第七次党代会,他在建军原则的争论中没有选上前委书记,只好离开主力部队,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顺便养病。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受的打击更大。
他的正确意见被扣上“右倾”的帽子,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被拿掉,只保留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打仗的事他基本插不上话,身体也不好,那段时间相当难熬。

换成别人,可能就消沉了,他却抓紧时间读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他从当地的学校图书馆挑了一大批书运回苏区,里面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
被排挤的那两年,他把这些书翻来覆去地读。他还把这两本书先后送给彭德怀,提醒他“左”的危害并不比右小。
当时“左”倾路线正占上风,这个提醒有很强的针对性。

那两年冷板凳,是他转变的起点。以前有人讽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光靠实践经验很难让人服气。
读完这些书,他能把打游击的经验讲成道理。手里有了理,嗓门就不用那么大了。真正让大家回过头来找他的,是湘江一战。
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央红军强渡湘江,冲过了第四道封锁线,部队却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到3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摆在眼前,不少人开始怀疑博古、李德的指挥。
长征路上,毛主席和张闻天、王稼祥常在一起行军。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误一条条摆出来,讲给两人听,也认真听他们的想法。
他没有到处去吵,靠耐心交流赢得了信任。这两位后来在遵义会议上都站在他这边。
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上,博古、李德还想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建议改去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都支持他。

随后的黎平会议正式定下了西进贵州的方针。同样的意见,有人帮着说话,分量就不一样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
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接着批评了“左”倾军事错误。毛主席发言时,只谈军事路线的对错,不翻个人旧账。
王稼祥也明确表态支持他。据伍修权回忆,李德坐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会议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撤销了长征前的“三人团”,军事上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周恩来负责最后拍板。对红军来说,这是生死关头的一次转折。
对毛主席本人来说,几年的委屈总算有了一个说法。接下来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1935年2月,中央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调整分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他当时威望正高,却主动把这个位子让给别人。

要是换成早几年的他,很难想象会这样做。1935年3月10日的苟坝会议,更能看出他的变化。
前线来电请求攻打打鼓新场,会上争了一整天,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表决结果出来后,会议决定进攻,由周恩来起草作战命令。
毛主席服从了多数人的决定,没有拂袖而去。但他没有放下这件事。
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请他先别急着发命令,再商量一下。周恩来被他说动了,第二天重新开会,大家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进攻。
他先服从决定,再耐心去说服,前后几年的差别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后来得到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多路部队正朝打鼓新场一带赶来,红军要是去攻,很可能被围住。
苟坝会议后,中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专门指挥军事。此后红军三渡、四渡赤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年,很多人去重走长征路,记得最清楚的往往是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苟坝也是一处重要遗址,当地人把那条山路叫作“毛泽东小道”。
一条普通的夜路,见证了一位领袖学会用耐心团结同志。人的性格很难天生就成熟,大多是被困难磨出来的。

湘江的牺牲让他明白,光自己有理还不够,得让大家都信服。两年冷板凳让他沉下心来读书。遵义和苟坝又让他学会在集体里做事。
这份修养,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更新时间: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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