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各界追忆哈贝马斯——“他并不时髦也不酷。他远比这更伟大”

源自《南德意志报》

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德国总统，致哈贝马斯子女的信：

惊闻令尊逝世，我深感悲痛。在此向你们表达我最深切的哀悼。我曾有幸与令尊保持交流直至最后，并且满怀感激地回忆起今年一月在施塔恩贝格（Starnberg）最后一次拜访他时的交谈，那时能真切感受到他对我们当下的深切担忧。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令尊不得不承受几次个人的命运打击。

我知道，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让他感到压抑并产生怀疑，尤其是在他体力衰退的情况下，他依然渴望用言辞来对抗暴力与不公。

随着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离去，我们失去了一位丈量了现代性矛盾的伟大启蒙者。他教会了我们民主对话的伦理，并将人类的解放确立为不可放弃的目标。数十年来，于尔根·哈贝马斯深刻影响、丰富并推动了我们国家乃至更广泛领域的科学与政治话语。在他的工作中，理论的精确性、分析的洞察力、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语言的力量以及对共和国事务的介入，以一种无可替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阐述了致力于民主的社会理论，其思考的起点是犹太人大屠杀这一文明的断裂。出于“决不重演！”的信念，他发展出了一种对话伦理学，作为旨在实现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民主哲学基础。早在于联邦德国建立初期，于尔根·哈贝马斯就致力于让启蒙传统重新找到归宿，在德国的科学界与社会中，在一个公正的共同体里，让自由、平等以及个人的尊严生根发芽。

二战后，我们国家能够在知识层面成功向西方的政治文化开放，从而成功走向巩固的民主制度，他对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克服民族主义，推动欧洲一体化，以此作为从战争、种族灭绝和极权统治中汲取的教训。最近，面对令人压抑的世界政治局势，他还在迫切呼吁欧洲，作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必须具备足够的行动力，以便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求被认真对待。

对于所有触及民主社会以及欧洲民主联盟共存基础的重大社会问题，于尔根·哈贝马斯直至最后都充满激情地发声。他始终在为一种致力于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的民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斗争。维护他的毕生事业，不辜负他对批判性社会理论和时代诊断的要求，尤其是不断重新确立和平的目标，是科学界、新闻界和政界的一项持久任务。

我们会想念他的声音。我们国家欠他良多。

默茨（Friedrich Merz），德国总理（基民盟）：

德国和欧洲失去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于尔根·哈贝马斯以其远见卓识和历史格局，一直关注着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他的分析之敏锐，超越了我们国家的边界，深刻影响了民主话语，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座灯塔。他的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影响了数代研究者和思想家。对我们的共同体而言，哈贝马斯的思想穿透力和他的自由精神是不可替代的——他的言辞既是标尺，也是挑战。他的声音将被深深怀念。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政治学家：

令人悲哀的是，哈贝马斯理论有效性所依赖的“包容性环境”，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日益受到侵蚀。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自由世界，都违背了哈贝马斯其《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决定越来越多选民投票行为的，不是“更好论点的无强制的强制力”，而是怨恨情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被哈贝马斯一直冷落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将怨恨这一概念作为分析范畴引入了德国哲学。

其次，哈贝马斯长期青睐的欧洲民主化项目，如今已成为破坏一个具备行动力的欧洲的手段。如果欧盟想在面对俄罗斯和美国时坚持自身立场，就必须依靠行动力，而不是进一步的民主化。

最后，基于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在这样的秩序中，理性的商谈几乎不再有产生实际效用的机会。面对近年来的这些发展，哈贝马斯想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瑞秋·萨拉曼德（Rachel Salamander），文学学者：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妻子乌特（Ute）离世后不到一年也随之而去。一月份我们在施塔恩贝格拜访他时，他看起来十分虚弱，非常消瘦，但他的性情依然未变。尽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对人性、对纯粹的私人事务甚至八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再次谈论了公共领域的碎片化，但关于“现代性方案”的话题已经很少提及。他对公共领域中反犹主义的死灰复燃感到愤慨。我们的交谈中弥漫着一丝怀疑的色彩。像往常一样，他希望我们多待一会儿，一定要再开一瓶白葡萄酒。临别时，我们约好春天再见。他一直心系着要去参观赖兴巴赫街（Reichenbachstraße）的犹太教会堂。

塞拉·本哈比卜（Seyla Benhabib），哲学家：

有些消息是你永远不想听到的，即使你知道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它们迟早会来。随着于尔根·哈贝马斯的逝世，20世纪最后几位知识界巨人之一离开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他的声音和文字的德国与欧洲。在他对公共辩论的贡献中，他有时会责备同时代人的盲目，以及他们未能理清自身立场所隐含的深层意味。

除了他，还有谁能在“历史学家之争”中看透那些关于战后德国身份认同、关于大屠杀的罪责与责任的潜在假设？除了他，还有谁会警告“时代转折”所带来的军国主义后果，以及打着援助乌克兰的旗号进行德国军事扩张的危险？哈贝马斯从不惧怕触怒甚至伤害他人——但他绝不是有意为之。

哲学家往往不谙世事，我们都知道，哲学史正是始于城邦将说出真理的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民众的错觉与哲学家的洞察力之间的这种冲突，由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重新进行了阐释。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自己去思考（“勇于求知”），而且批判的任务还在于对自己的时代进行反思。随着康德以及后来的黑格尔，时代性——即对所处时代的敏感度——进入了哲学意识。

哈贝马斯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在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的批判理论著作中，这一传统演变为对一个否定和阻碍人类解放潜能的社会与文化的激进批判。

世界失去了一位知识界的巨人，我们许多人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老师和导师。我将为他诵读犹太教的祈祷文以表敬意：“愿他的记忆成为一种祝福。”

诺伯特·弗莱（Norbert Frei），历史学家：

我们跨越了十五年、跨越了代际的交谈，那种我之前很少经历过的思想交锋的强度，究竟围绕着什么？大多不过是讨论欧洲的未来和民主的前景，当然，最后主要是围绕着普京和特朗普，以及“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

那个在餐桌上总是全力施展其修辞才能进行辩论的人（通常是四个人在桌旁，还有乌特和玛吉特），并非那位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而是那些“政治小册子”的作者。决定我们谈话走向的，是他极其敏锐、甚至可以说是新闻工作者般的在场感，是他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巨大嗅觉——以及他乐于将自己对时代精神的反思，置于他所认为的当代史学家的审视之下。我这才开始意识到，我会有多么想念这些交谈。

亚历山大·戈尔科（Alexander Gorkow），《南德意志报》文化版主编：

他发给编辑的最后一封邮件是在2025年11月底，就在截稿前不久。这一点对他很重要：“很抱歉，我必须请求在第5页插入一小段话：‘更不用说那些刚刚还在校园里将反对所谓殖民大国以色列的无成本抵抗推向极致的学生和教授们的适应意愿了’。”

随后是从施塔恩贝格打来的确认电话：“您收到我的信息了吗？”

“收到了。我们会加进去的。”

“这很重要，是吧？”

“我们会加的。谢谢您，我知道这耗费了您不少精力……”

“哎，算了吧，什么精力。”

如果我们把这几年的世界，也就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世界，看作是一出纯粹的悲剧，一幅充满尖叫与死亡的布面油画，那么在与于尔根·哈贝马斯合作、为本报文化版编辑他的文章时，总有一种有些无奈的、苦中作乐的底色：他总说自己“又要挨骂了”，他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自负，那段“自白式的最后一段”能不能完全删掉，难道大家不觉得那段太“自白式”了吗？

不：“最后一段很重要，哈贝马斯教授先生。它不是自我辩白，而是一种信仰的告白。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那我们可以保留最后一段吗？”

“您就非要死咬着不放吗？”

“是的。”

“哎，算了吧。”

他听力不好，有时也不太容易沟通。这么多年来，双方都没有退缩，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对着电话大喊数小时：“主格（Nominativ）？怎么会是主格？” —— “规范的（Normativ）！规范的！”

一切都已诉诸笔端。但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这位高大、友善、总是大声呼喊但内心始终平静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工作时显然与他自己、他的作品、他的理论完全一致：文本就是一切。

“你们对文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请千万不要再改动一丝一毫了！”

“我们会现在就发表，并且一字不改，哈贝马斯教授先生。”

“哎，算了吧。”

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社会学家：

哈贝马斯逝世的消息令我深感震惊。不是因为我认识他，而是因为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我而言，他是那种比任何人都更早、更透彻地看清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流行的非理性哲学危险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并不时髦也不酷。他远比这更伟大。

他是德国和欧洲清醒的良知。他没有对欧洲的罪行视而不见，但他同时也帮助我们相信自己。当黑暗的启蒙开始逐渐占据上风时，我们却成了他曾如此充满激情地捍卫的那种光明启蒙愿景的孤儿。我们有责任继承他的遗志，重建一个理性与人道主义的左翼。

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社会学家：

我遗憾地错过了与他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项目进展的机会。没能听到他会如何将自己置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科尔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阿格妮丝·赫勒（Ágnes Heller）、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卡雷尔·科西克（Karel Kosík）、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尚塔尔·穆夫（Chantal Mouffe）之间。我相信，他对这些人之中的每一位都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将会汇聚成一场思想的交响乐，将我们引向法国的危机、乔治亚·梅洛尼（Georgia Meloni）的长期执政以及杰姆·厄兹代米尔（Cem Özdemir）的选举胜利。

于尔根·哈贝马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政治思想家。在他触及的所有事物中，他都能提取出一种充满活力的维度，这种维度直指政治的定位、哲学思想的政治影响，以及将政治动机与普遍利益和为了实现这些利益而进行的公共协商结合起来。

当今天人们再次怀着极大的紧迫感，在面临美国的霸权冲突时，寻找欧洲的定位时，我们会痛苦地发现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缺席。通过他本人和他的思想，一部在大屠杀和古拉格之后关于启蒙、公共领域和自由的自我确证史本该清晰可见。我们本该问他，1945年之后他是如何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他如何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并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希望：在总体之中，依然可能蕴含着某种真理。

1972年，他代替另一个人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之一。彼得·斯丛迪（Peter Szondi）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于尔根·哈贝马斯代他讲述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唤起意识和拯救性批判的思想。在今天复杂的社会中，解放意味着——再也没有比这更干瘪的说法了——对行政决策的参与性改造。但是，如果意识的觉醒不再伴随着拯救，这种解放就会变成一场噩梦。

伊娃·吉尔默（Eva Gilmer），苏尔坎普出版社学术出版总监：

最后一次在施塔恩贝格。三月初。我们谈论艺术，谈论弗鲁特伦克（Fruhtrunk）、斯库利（Scully）以及其他人。他说，战后能够（重新）看到所有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那种感觉是压倒性的。“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他说着，眼睛里闪烁着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光芒。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关于某位艺术家的非常有趣的轶事，我们俩都笑得前仰后合。伴着笑声告别。无比脆弱。我们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因为有他。

朱利安·尼达-吕梅林（Julian Nida-Rümelin），哲学家、前政治家：

我们会非常想念于尔根·哈贝马斯。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介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公共知识分子了。直到最近，他仍是为数不多敢于在社会学和哲学思考的背景下干预政治事件的人之一。而且有时非常成功。他在1986/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中的介入，极大改变了德国的辩论格局。他最近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又尝试了一次。那次对他来说并不顺利。我也为此感到遗憾，因为人们对他并不算客气。但他就是无法停止去思考德国和欧洲的发展。

2012年，我们共同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立面民主”（Die Fassadendemokratie）。作为欧洲一体化的热切拥护者，同时又是至今阻碍欧洲发展的民主赤字的尖锐批评者，这是他的提案。后来，他又提出建议，在新冠危机期间，必须表现出对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团结，以便让这个欧洲在这样的时期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组织凝聚力。这在最后甚至取得了成功；我们共同推动了一项倡议。

在哲学上，我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他来自法兰克福学派，而我受到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分析学派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政治哲学上，尤其是在对当前政治问题的判断上非常接近。这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走到一起。经常还能产生深远影响。

在1998年联邦大选前夕，我曾想，应该把当时社民党相对不那么有知识分子气息的总理候选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与这位高度知识分子化但政治上极具实用主义思维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凑到一起。当时，维利·勃兰特大厦（Willy-Brandt-Haus）挤进了大概1000人，而在这位超级实用主义的施罗德和极具批判精神的哈贝马斯之间，确实产生了一场非常有趣的交流。

如果有人回想起红绿联盟执政初期：当时有人批评说，为了处理各种问题成立了太多的委员会。有些人就会说：好吧，这就是哈贝马斯对施罗德政府实际政治影响的体现。人们试图通过委员会中的辩论来达成共识。人们试图通过聚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政治人士，并看看能否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德国伦理委员会（当时还有其他的名称）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民主建立在人们具备判断力这一理念之上。而为了让他们具备判断力——即使没有特定的科学专业知识——人们必须进行交流。这正是哈贝马斯所代表的，他将公共理性的运用视为民主的基础。

乔纳森·兰德格雷贝（Jonathan Landgrebe），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

过去几年里，我时不时会和于尔根·哈贝马斯谈起他在出版社的经历和体验，谈起他与各位作者的联系，以及他与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Siegfried Unseld）的深厚友谊。在我们去年底于施塔恩贝格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当时马克斯·弗里施基金会主席托马斯·斯特雷斯勒和哈贝马斯多年的挚友迈克尔·克吕格也在场），我们谈到了他与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的关系。两人自1971年以来就建立了友谊。

在那天下午哈贝马斯的讲述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里不仅汇聚了出版社的两极——文学与科学，而且还相遇了两位对于如何作为启蒙公众的一部分，以对话和批判的方式发挥作用有着相似理解的作者。对他们两人来说，苏尔坎普出版社成为了他们的出版家园，也是其作品在全球传播的起点——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哈贝马斯笑着回忆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一个学习学期里，偏偏是在瑞士的苏黎世，他为自己发现了那个或许可以被称为“广阔大千世界”的地方——剧院里正在上演马克斯·弗里施的作品。如今，这个广阔的大千世界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于尔根·哈贝马斯。而他的出版社失去了一位始终在场的挚友、一位同行者和顾问，他直到最后都以不减的兴趣和极大的善意关注着出版社的命运。我们会想念他。

海德维希·里希特（Hedwig Richter），历史学家：

随着于尔根·哈贝马斯的逝世，一个时代的人逝去了，他们深知在德国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生活意味着怎样的使命。很长一段时间里，哈贝马斯仿佛是德国民主的保卫者。哈贝马斯没有退缩到悲观主义中，也没有退缩到意识形态中。他希望事情变得更好，而且许多事情确实变得更好了。

哈贝马斯不回避公众视野，他从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轻视这个共和国。对他来说，民主是一种挑战，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形式向公众表达他的批评和异议。他理所当然地坚持要对政治规范进行道德论证。这是多么大的一种挑战！——这也清晰地表明了，当下的很大部分现实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多么陌生。这位我们共和国充满批判精神的保卫者去世了。作家安妮·拉贝（Anne Rabe）对我说：哈贝马斯很幸运，他影响深远，他参与塑造了联邦德国最好的时代，现在他不必亲眼目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游行了。

对于这种怀旧的顺从，哈贝马斯本人一直用他的交往理性予以反击——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也受到前所未有攻击的基本假设。

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ăstev），政治学家：

我阅读哈贝马斯就像我阅读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样：不是为了理解世界，而是为了理解德国。现在我不知道该读谁了。

卡罗琳·埃姆克（Carolin Emcke），专栏作家：

于尔根·哈贝马斯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腹腔神经丛。当下的种种神经脉络都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中交汇。

我们不仅要感谢他的著作，还要感谢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伦理政治自觉：他从不想仅仅用他的理论著作去影响学术话语，而是总是懂得用他所有的激情一次又一次地介入民主的公共领域。

于尔根·哈贝马斯是一位勇于干预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因此变得平易近人，同时也把自己暴露在了批评之中。

与于尔根·哈贝马斯告别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思想和行动对我们自身思想乃至人生道路的影响如此之深。

他向我们展示了应该怎么做：捍卫理性，保护以相互理解为导向的行为，以及维护人类的尊严。凡是在于尔根·哈贝马斯那里学习过的人，首先学到的就是，批评绝不能针对个人，而永远只能针对论点的好坏。

你可以和于尔根·哈贝马斯进行充满激情的、甚至相当尖锐的讨论，但你绝不会在辩论后感到被削弱或受到伤害，而总是会变得更聪明、更快乐，并且有一种奇妙的豁然开朗的感觉。

现在轮到我们去捍卫那些在各处受到挑战和拆解的东西了：启蒙的原则以及自我批判性怀疑的天赋。

我已经开始想念他了。

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政治学家：

哈贝马斯贡献的遗产之一——将开放的公共领域作为民主基础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自己的遗产。只要我们能够将其守护。

斯特芬·毛（Steffen Mau），社会学家：

于尔根·哈贝马斯集众多身份于一身：时代精神状况的思想启迪者、公共知识分子、博学的学者，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科学家，似乎毫不费力地跨越了学科的界限。他将一项宏大的社会学理论计划与哲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对政治理论、语言理论、传播学、政治科学研究、发展心理学等众多领域都充满了兴趣。

在他的政治著述中，他为诸如正义、承认、解放、理性与真理等公共议题，建立了一种具有社会科学和规范深度的理解，这解释了他对我们社会的文化和政治意识状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即使最近的当代现实越来越与他的思想发生冲突，他的著作和影响力依然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人以及后辈。

于尔根·哈贝马斯对我们时代的思想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塑造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思想家，随着他的离去，我们失去了一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科学与知识界的声音。而我自己则失去了一位老师和对话伙伴，我对他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莱纳·福斯特（Rainer Forst），政治学家兼哲学家：

我们必须追溯到哲学界最伟大的人物，才能衡量他工作的维度。将他与伊曼努尔·康德进行比较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哈贝马斯一生都坚持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即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也就是通过受影响者自身的对话来澄清我们的生活状况。这是贯穿他所有著作的主题，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联系：通过交往理性实现解放，这种理性承担起了认识并克服自身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障碍的任务。借此，他通过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和批判理论，使康德的批判更加激进。

没有人能像哈贝马斯那样，既能在理论上彻底思考他置于理性标尺之下的意识形态批判，又能在政治上付诸实践。这需要对科学和社会中紧迫的问题具有准确无误的敏感度，这也让他从未停歇。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师从他时，我就近距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不仅挑战了后结构主义哲学，还引发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之争”。在前者中，他致力于坚持批判的理性；在后者中，他旨在阻止德国历史意识的倒退。

直到最后，这些依然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他时而感到绝望但从未放弃希望，试图从根本上思考未受剥夺的民主，并努力将其变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工作仍然是未竟之业，即使它已然是一座丰碑。他将被深深怀念，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的综合型思想家、一位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以及作为他那样一个伟大的人。

纳维德·凯尔马尼（Navid Kermani），专栏作家：

以后再也不会有像于尔根·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因为能够让几乎所有具有社会相关性的声音都参与其中的公共领域已经不复存在。在他那一带的伟人中，他是那个坚持真我到最后的人，他没有犯过重大错误，也没有陷入舆论的漩涡。他一生都保持着权衡和区分的能力，即使在愤怒时也拒绝进行无谓的论战，而且据我观察，在过去几年即使他越来越感到政治上的绝望，他依然相信论点的力量。我并非赞同他所有关于日常政治的观点，但我总是能理解它们，因为他总是以一种令人信服和深思熟虑的方式来证明它们。

作为批判理论的最后一位代表，他所属的那个思想流派，通过吸收奥斯维辛之后思考的不可能性，才使得在联邦德国重新进行真正的社会思考成为可能。哈贝马斯是一位伟大的欧洲人，谁要是认为欧洲主义是不切实际的，是诗人和思想家的事情，那他就完全没有理解今天的世界。真正不切实际的是当今的政治家，如果他们仍然没有看到欧洲并不是一个只适合“晴好天气”的表面工程，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政治的必要性，是我们对那些直接影响我们的地缘政治发展施加影响的唯一残存可能性。

最后，尽管哈贝马斯承认自己对宗教缺乏敏感，但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指出了形而上学消失后留下的空白，这同样也体现了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精神的坚持。启蒙不仅是对理性的信仰，同时也是对理性局限性的认知。在于尔根·哈贝马斯这位比我这个时代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能代表理性的人身上，这也体现在他对自身思想局限性的洞察之中。特别是在他的谦逊中，他超越了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