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站在300层的高楼上俯瞰上海,整个城市如同微缩景观一般摊开在脚下;从底层到顶层,368部高速电梯只需两分钟就把你送到云端。这不是科幻电影的镜头,而是早在1996年,上海就差点拥有的一座足以碾压迪拜哈利法塔的超级摩天大楼——高达1228米的“超群大厦”。彼时,上海已经计划着建造这座超千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如果建成,它至今仍是地球上最接近“天空之城”的人类建筑。
然而,这座梦幻巨构最终被锁进了历史抽屉。为什么上海最终没能建成它?这座能住10万人的“垂直城市”到底长什么样?

提到世界第一高楼,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迪拜的哈利法塔——828米,162层,耗资15亿美元,自2010年建成以来已霸榜16年。而正在沙特吉达建设中的“吉达塔”目标高度超过1000米,截至2026年4月主体结构已突破第100层、超过400米高度,预计2028年竣工后将成为人类首座突破千米的建筑。
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6年——哈利法塔还只是沙漠里的一张草图时——上海的蓝图上已经浮现出一座1228米的“庞然大物”。由西班牙CPP建筑事务所(Cervera & Pioz and Partners)提出的“超群大厦”(Bionic Tower),以1228米的惊人高度、300层的恢弘体量,剑指全球之巅。整座大厦连同周边的配套建筑群,将形成一个可容纳10万人居住和工作的“微型城市”,预计耗资150至180亿美元。
如果这座大厦建成,上海将比世界早了整整30年抢先触达“千米高度”的里程碑。它的规划设计之超前,放在今天来看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超群大厦的设计核心灵感,来自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极其深刻的理念——“仿生建筑理论”。
建筑师的取法对象不是摩天楼,而是一棵柏树。大厦整体造型如参天大树般从大地中拔起,楼体根基随高度增加按稳定比例向外扩展,形成一种自然生长的动态美感。这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考量,更是一种结构力学的精妙推演——自然界中的树木之所以能历经千年风雨而不倒,靠的就是这种“根基随高度扩展”的生长逻辑。
安全设计更是处处可见仿生学的影子。为抵御地震与强风的挑战,超群大厦拟建于一个面积约1.6平方公里的人造岛上,外围环绕一片人工湖。这片湖水远不只是景观的点缀,其最核心的功能是利用水体吸收地震震动波,从根源上缓解大楼在地震时的晃动幅度,确保建筑整体稳定性。设计者杰维尔·皮奥茨教授曾介绍,大厦最高处摆幅仅为2.5米,但由于摆动速度极慢,楼内的人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晃动感的存在。
大厦以每25层为一个独立的功能单元,共划分为12个区域。每个区域都配备了公寓、旅馆、商场和绿地,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城中之城”。各单元之间还设有空置的防火隔离层,专门用来阻断火灾发生时烟雾的纵向蔓延。368部高速电梯采用分区停靠和智能调度系统,2分钟内便可从底层直达云端,底部则无缝衔接地铁与公路枢纽,贯通整座城市的脉络。

既然方案如此完美,设计如此超前,超群大厦为什么最终没能走出图纸?
第一重锁:令人窒息的成本。 150至18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造价,即使放在今天的全球超高层建筑中也堪称“断崖式领先”。要知道,迪拜哈利法塔的造价不过15亿美元。以1996年的中国经济体量——彼时中国全年GDP尚不足9000亿美元——一座单体建筑竟要吃掉全国GDP的近2%,这几乎是不可能获批的投资规模。
第二重锁:前所未有的技术风险。 1228米的高度意味着整座建筑将经受几乎一切已知自然灾害的极限考验。设计者所提出的仿生地基、人工湖减震等方案虽然极具创意,但从纸面走向实践,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工程验证鸿沟。300层建筑所涉及的火灾疏散、高空空气循环、超长距离垂直运输等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完全超出了当时人类建筑技术的经验边界。
第三重锁:日趋收紧的政策红线。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超高层建筑的监管日趋严格。从最初定性的“严格控制”,到“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再到如今“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铁律,政策层层加码。一座1228米的大厦想要在今天的中国拿到出生证,已是绝无可能。
1997年,西班牙CPP事务所曾来华推介这一方案,1999年更获准对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展开可行性调研。但经过多方勘察论证,复杂的地质条件、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再加上近乎难以承受的资金压力,最终将这座本可改变世界天际线的梦幻之塔,永远封存于世纪之交的蓝图之中。

超群大厦虽然留在了纸上,但上海的超高层之路从未止步。
今天,在黄浦江畔的北外滩,一座480米的“浦西第一高楼”正在拔地而起。项目于2023年3月启动桩基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突破百米大关,预计2030年全面竣工。其外观由底部圆形向上逐级收拢为三角形,造型似三面高低错落的风帆,传递“根植上海,扬帆领航”的神韵。建成后,它将与外滩历史建筑群、陆家嘴现代建筑群遥相呼应,共同构建上海门户的“黄金三角”天际线。
这是一种深刻的路径转向:从比“谁更高”的外向攀比,走向了比“谁更宜居”的内向精进。

超群大厦的胎死腹中,看似是一场遗憾的错过。但换个角度看,它恰好处在那个狂飙突进年代的交汇点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在用最快的速度拥抱世界,那种“敢想敢干”的气质,那种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正是改革开放浪潮中最生动的一抹注脚。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份尘封的设计图,它更像一封写给未来的信:关于人类勇攀技术高峰的梦想,关于城市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探索,也关于一座城市在宏大叙事与理性发展之间的取舍与平衡。
有时候,选择不建,比建起来更需要勇气,也更见一座城市的成熟与定力。
更新时间:202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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