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二十年,大国之间竞争到最后,比的不是光刻机或者大模型,而是能源和发电。所有关于算力和 AI 的宏大叙事,都会回归到一个问题:谁能提供足够多、足够便宜、足够绿色的电力?
当训练 AI 模型的消耗能点亮一座中型城市,当数据中心需要 7x24 稳定电力,能源将成为决定胜负的核心要素。而核能是目前唯一能满足“大规模”、“无碳”、“全天候”三个条件的选项。
理解了“电力将成为下个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就能看懂为什么特朗普要把“核能复兴”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甚至不惜动用行政令强行推动建设。

但对美国来说,即便大力推动“运动式”的核能建设,也许仍比不上中国“流水线”般的建设能力。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确实推出了很多强力复兴核能的政策。
签署行政令,为核电审批松绑;承诺投入800亿美元,与西屋电气等公司合作,推广其AP1000反应堆;为重启 Palisades 等退役核电站提供巨额贷款;比尔·盖茨的 TerraPower 研发的钠冷快堆SMR(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获得了监管的初步绿灯。Meta、谷歌等科技巨头也开始直接与核电公司签订未来的购电协议,用需求侧的确定性来拉动供给侧的投资。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当我们把目光深入到产业的“基本盘”,问题就出现了。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沃格特勒(Vogtle)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这是美国本世纪以来唯一完全建成并投产的新核电机组,被视为美国核电复兴的“样板工程”。但这个样板的是,原计划150-170亿美元的预算,最终飙升至350亿美元;工期延迟了整整7年。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已经丧失了大规模建造核电站的能力。
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不是由几家明星公司或几个天才工程师决定的,而是由数以万计的熟练产业工人、稳定可靠的分包商、以及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所决定的。
在沃格特勒项目延宕的这些年里,许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和工人早已流失到其他行业。一个产业停滞几十年,再想捡起来,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漫长而痛苦的学习曲线。
根据数据,美国新建核电机组的成本已经高达每千瓦1.5万美元,是韩国的5倍,中国的8倍左右。资金可以解决启动问题,但解决不了系统性效率问题。
面对大型反应堆建设的困境,美国将宝押在了SMR(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上。
既然造不好复杂的大型系统,那就转向更小、更安全、可以在工厂预制、现场组装的模块化产品。这契合了美国以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驱动的模式。泰拉能源、X-energy等公司拿出的方案,无论是液态钠冷却还是高温气冷堆,技术上都非常前沿。

理论上,SMR可以降低安全标准要求,缩短建设周期,更灵活地匹配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负载。微软、谷歌等公司纷纷投资或与SMR初创公司合作,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这似乎是一条“弯道超车”的路径,可以绕开美国在大型工程上的短板。
但现实是,技术上的先进不等于产业上的成功。目前,美国还没有一个商业化的SMR获得最终的建造和运营许可。泰拉能源在怀俄明州的 Natrium 项目,虽然NRC(核能管理委员会)提前完成了安全评估,但真正从图纸走向并网发电,目标日期是2030年。这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SMR面临的挑战同样是系统性的。
燃料问题。许多先进反应堆设计需要HALEU(高丰度低浓缩铀),而全球HALEU的供应链高度依赖俄罗斯。俄乌冲突后,美国才开始紧急重建本土的HALEU生产能力,但这需要时间。
即便是“模块化”,也需要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基础。这些在工厂里生产的模块,其精度、材料、焊接工艺要求极高,这又回到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老问题上。
监管机构对于这些全新技术的审批流程,虽然在政策推动下有所加速,但其固有的谨慎和保守性,决定了这不会一帆风顺。
SMR在美国更像是一场高风险的“科技赌局”,赌的是技术上的突破能一举解决所有工业和工程上的沉疴。但核工业的本质,首先是工程,其次才是科学。没有强大的工程和制造能力作为支撑,再好的设计也只能停留在PPT和实验室里。
与美国“运动式”的复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核电产业一种近乎恐怖的、系统性的、持续不断的进化。如果说美国的核电复兴是一场百米冲刺,那中国的核电发展早已具备了跑马拉松的能力。
中国目前在运核电机组58台,在建超过30台。仅在建和新批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在运总和。据分析,2030年前中国运行核电规模将成世界第一。
中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新增150座反应堆。这种规模化、批量化的建设,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优势。
第一,对成本和工期的控制力。
中国的核电项目能够“按时、按预算”完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工程管理、供应链和经验丰富的建设团队。
每建成一个项目,经验和数据就被反馈到下一个项目中,形成一个持续优化的正向循环。
这种建设能力,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短时间内用资金买来的。
第二,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核电工业体系,新建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
从核岛主设备到常规岛,从特种钢材到仪器仪表,哈电、东方电气、上海电气、中国一重、二重等企业形成了每年可以制造10台(套)以上核电主设备的能力。
这意味着中国的核电发展不会被任何外部因素“卡脖子”,拥有完全的战略自主。
第三,持续的技术迭代和创新应用。
中国的核电发展是“两条腿走路”。
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经成为批量化建设的主力,成熟可靠。
对第四代核电技术的探索从未停止,并且已经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而且,中国的SMR发展同样在快速推进,基于中国强大而完善的核工业基础,其抗风险能力和产业化速度,可能远超外界想象。

2026年初在江苏连云港开工的徐圩核能项目,创造性地将一台“华龙一号”压水堆和一台高温气冷堆进行“双堆耦合”。
用“华龙一号”产生的基础蒸汽,再经过高温气冷堆进行二次加热,从而为大型石化基地提供高品质的工业蒸汽。
中美在核能领域的竞争,不是AP1000与“华龙一号”的技术参数对比,也不是某个公司和某个团队之间的竞争,而是一场工业体系之间的较量。
AI的尽头是能源,而未来稳定、清洁、大规模能源的基石,核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美国想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运作来快速弥补失去的二十年。然而,工业规律决定了,核能建设必然是一场长跑。
“运动式”的核能复兴,或许在短期内能解决一些电力短缺问题,但想要追上中国的产业链和建设能力,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和烧钱,恐怕还远远不够。
美国面临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重建逐渐凋落的工业基础。
更新时间:202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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