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了两百年的卖国贼，其实是替人背锅

作者：孤寂寒光

1997年拍摄的《鸦片战争》中有个大反派琦善，这位钦差大臣由于主张与英国人议和，被刻画成与秦桧一样丧权辱国的罪人。

从艺术表达看，这样的设定没有问题——叙事需要对立面，就像《三国演义》将曹操长期塑造成反面人物一样。

但历史并非简单的正邪二分。琦善作为道光帝派往广东处理“英夷犯边”的钦差大臣，不能仅用“贪生怕死”来概括。他为何坚持主和？究竟是卖国，还是在特定局势下的权衡？

从履历看，琦善在清代官场并非等闲之辈。他能成为道光朝的重要权臣，绝非仅凭正黄旗出身。

琦善

琦善16岁即以干练著称，任刑部员外郎；26岁升任河南巡抚；此后一路升迁，在鸦片战争前已历任总督十年，位至直隶总督，属于封疆大吏之首。

清代官僚体系虽有旗人与汉臣的二元结构，但纨绔子弟并不少见，能长期获得皇帝信任，本身就说明能力过硬。

更关键的是，琦善并非一开始就主和。在道光下令禁烟后，他本身属于“禁烟派”。在禁烟前的朝廷讨论中，他持“中庸”立场：反对极端手段，但支持禁烟政策，主张一面阻止鸦片输入，一面引导国内烟民戒除。

这种思路，在当时督抚中相当普遍。禁烟令下达后，琦善执行力度很强，其查缴成绩仅次于广东的邓廷桢。

正是广东与直隶的禁烟成果，让道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派林则徐赴粤整顿。

虎门销烟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收缴两万余箱鸦片，这一行动成为战争导火索之一。期间，英方代表义律以大英政府名义为收缴鸦片出具收据，将原本的商贸纠纷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冲突。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凭借机动性强的战列舰和可转动火炮，沿海连续攻击清军炮台。定海失守后，朝野震动，林则徐被革职，琦善则因“通夷务”被派往广东收拾残局。

在被任命之初，琦善的认知并未跳出传统框架。他在奏折中仍认为英军屡次得手，主要是“内外勾结”，类似明代倭寇问题。但当他在大沽口亲眼见到英军战列舰后，判断发生了变化。

他并非把英军视为“异类科技”，而是意识到：在战术层面，英军海军确实对清军固定炮台形成压制。清朝水师长期松弛，装备与训练均已落后。继续硬拼，形势对清军极为不利。这一认知转变，是他转向主和的关键。

随后，中英双方在广州莲花山哨所秘密谈判，形成《穿鼻条约》。条约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赔款600万银元、恢复广州通商。

对比之后的《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五口通商——《穿鼻条约》的条件相对温和。《穿鼻条约》仅割让香港岛作为停泊点，税收仍归清廷，也未涉及全面通商。从成本角度看，这是一份“止损”协议。

因此，琦善是否“卖国”，需要放在当时语境下分析。作为正黄旗大臣，又深受道光信任，他没有明显动机主动损害政权利益。清廷当时仍具区域优势，对周边国家保持压制地位。无论满汉官员，都在维护现有秩序。

在家天下体系中，主动“卖国”并不符合其利益逻辑。琦善的判断更接近现实考量：若持续作战，清军难以在海上取胜，英军沿海骚扰将长期存在，财政负担只会进一步加重。

但问题在于，个人判断无法脱离时代结构。清廷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观念中不能自拔。虽然内地偶有起义，但整体秩序尚未崩塌，道光对局势的判断依然偏向“可控”。

他对琦善的最初指示是“以剿为主、以抚为辅”：能谈则谈，若对方得寸进尺，则调兵围剿。同时，他已从内地调集兵力，加强沿海防御。

等到琦善将《穿鼻条约》内容上报，道光震怒，下令“朕志已定”，转而主战，并明确表示援军在途，只需拖延即可开战。

道光帝

在朝臣普遍认知中，英国不过“蕞尔小邦”，与之签订割地条约有辱国体。由于清廷长期忽视海防，多数官员并未真正理解英军战力，仍以传统“倭寇模式”看待问题。

然而，战场现实并不支持这种判断。英军始终依托舰船机动，不深入内地，清军数量优势难以发挥；固定炮台在火力和机动性上均处劣势，沙角炮台失守即为例证。老将关天培战死，但对英军造成的损失有限。

道光此时已转为强硬，严令琦善“奋力围剿”。

在这样的局面下，琦善实际上陷入两难：要么强行作战，承担几乎必败的结果，甚至战死；要么违背上意，以谈判止损，承担政治责任。最终，他选择后者。《穿鼻条约》被视为“擅自割地”，琦善被革职查办。

从事后看，清廷对责任归属并非毫无判断。战争结束后，林则徐被重新启用为陕甘总督，琦善也被任命为热河都统。

无论主战还是主和，二人都未被彻底清算。这说明最高决策层清楚：失败并非个体失误，而是整体认知与制度问题。

因此，琦善更接近“背锅者”，而非简单的“卖国者”。他的问题不在于立场，而是处于一个无法容纳理性判断的结构中。当制度、认知落后于现实比时，无论主战还是主和，都难以改变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