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手机成准公共品，涨价到底该不该由市场说了算？|由来是

“中国手机行业全面涨价”在2月底一度冲上热搜，公众的激烈反应，纠结的不仅仅是几百元差价，不少人认为，手机早已从普通消费品，变成现代人无法脱离的数字化生存工具。

手机为啥涨价？核心原因是上游存储芯片成本大幅飙升，成本压力直接传到了终端售价上。据行业人士透露，旗舰机型定价高、溢价空间大，受芯片涨价影响较小；真正承压的是中低端手机，存储成本占比已接近 30%，部分千元机甚至卖到亏本。对厂商而言，涨价成了无奈选择，这也造就了近五年来，手机行业规模最大、涨幅最明显的一轮集体调价。

从现实生活来看，手机早已具备准公共品属性，我们的银行卡、社交关系、工作流程、身份凭证全都绑定在手机上，想要“不用手机”，代价高到几乎无法承受。很多人因此提出质疑，水电燃气这类公共品都有政府监管价格、保障全民普惠使用，可手机这种刚需工具，定价权为何却完全握在企业手里？

手机的角色变化，就是社会数字化的真实写照。本世纪初，它只是可替代的移动电话，算个新潮物件；2010年代，它是娱乐、购物的改善型设备；2020年之后，彻底变成了绑定支付、政务、就医、出行、办公的“数字移动终端”。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8.2684亿户，手机上网人数11.21 亿人。可以说，一个成年人不用智能手机，几乎就等于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社会数字化让手机成了刚性需求，手机厂商坐享稳定的市场红利，却不用承担保障低收入群体、特殊群体使用需求的公共责任，矛盾越来越突出。

手机涨价，只是撕开了一个口子。数字化时代，普通人的生存成本正在悄悄全面上涨。这次手机涨价并非孤立事件，2025年下半年开始，电脑等数码硬件也同步涨价。硬件溢价之外，各类APP的会员订阅、诱导自动续费、功能拆分收费愈演愈烈，原本免费的基础数字服务，渐渐变成了“处处要花钱”。还有更隐蔽的计划性淘汰，手机硬件没坏、没故障，却因为 APP 越做越臃肿、系统版本受限、生态功能封锁，硬生生被“逼”得不得不更换手机。

当手机成了准公共品，涨价是否真的该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盯着企业的生产成本，更要站在全社会的角度。数字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但技术进步的成本，不该由普通民众独自承担。面对刚需工具的溢价与垄断，亟需强化准公共品监管，规范数码产品涨价与售后，整治APP收费乱象；同时完善数字普惠保障，保留线下公共服务渠道，推出平价刚需设备。技术的终极价值是普惠向善，当手机、电脑成为生存必需，其可及性与公平性，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不应让数字化进步，成为普通人的生存负担。

文|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戴曼曼

责编：戚耀琪

校对：桂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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