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已过百年，迄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走出俄罗斯冬宫

黑水城在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1908年，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探险队来到这里，挖出了大批文献和器物。他原本进行的是蒙古、四川方向的考察，东西被运往圣彼得堡后，俄国学术机构很快意识到这处遗址的价值。

探险队后来又返回黑水城，1909年继续挖掘。这一轮发掘的重要收获，来自城外一座佛塔遗址，其中保存着大量手稿、书籍、卷轴和佛像。

科兹洛夫的队伍回国后又撰写考察报告，遗址中的实物，也成了俄国学术机构要继续清点和研究的收藏。书籍、残卷、佛像和绘画，就这样一批批离开了中国。

走进俄罗斯冬宫，看见中国文物，心情很难只停在“真漂亮”上。尤其是顺着黑水城的展品往下追，问题会越问越具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怎么到了圣彼得堡，今天想把上面的文字读明白，又得付出多少工夫？

一件佛画可以挂在展厅里，一部字书可以收进书库，可它们离开的那座古城，已经很难再把自己的故事完整讲出来。这次被运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几件好看古董的范围。

西夏文字早已退出日常生活，留在纸上的经卷、字书和各种文书，恰好能把这门语言重新打开。对收藏者，它们是一批新藏品；对研究西夏的人，它们却是接下来每一步工作都可能用到的凭据。

原件在哪里，学者就得想办法到哪里去，或者设法拿到足够清楚的照片。其中很关键的一本，是《番汉合时掌中珠》。

名字有点生僻，用途却很好理解：把西夏文与汉语对照起来，帮助双方学习对方的语言。过去的读书人把它当工具，后来的人却要靠它重新认识一种已经陌生的文字。

书页上的一个汉语词，可以帮助研究者辨认对应的西夏字；再拿着这个字去查别的书，原先读不通的句子，才可能慢慢接起来。字书与经卷放在一起，作用会相互增加。这样的一批文献被运走，影响也就远远超出了书籍本身。

西夏原本并不是历史边缘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落。这个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长期处在宋、辽、金之间，在西北经营了近两百年。北宋为西北战事投入过大量军费，宋神宗也曾试图用战争改变局面。

对当时生活在那一带的人来说，朝廷征多少粮、军队从哪里过、商路还能不能走，都是眼前的日子。1227年，西夏灭亡。此后，读懂西夏的线索变得越来越零散。

元代编纂了《宋史》《辽史》《金史》，没有留下一部与它们并列的《西夏史》。汉文典籍保存了一部分记载，王陵、碑刻和其他遗存也还在，偏偏许多当地人怎样生活、怎样办事的细节，要到西夏自己的文字里找。

黑水城文献的重要，就在这里。1900年，北京遭到八国联军侵占，宫廷、寺庙和民间的文物卷入了掠夺。几年以后，远在西北的黑水城，又被俄国探险队成批取走文献与器物。

两处遗物离开的经过不同，留给后来者的难处却有相通之处。那些东西出自中国，承载着中国历史，想再接近它们，却常常得远赴别国。这也是八国联军侵华已经过去百余年，海外展厅仍能让人想起那段历史的原因。

到了圣彼得堡，这批黑水城遗物也没有全都摆进冬宫。绘画、器物与大量文字文献分藏于冬宫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参观者在展厅里看到的，只是一部分。

另一些线索留在研究机构的书库中，既看不见富丽堂皇的宫殿，也不会自动出现在普通游客的参观路线上。把这些收藏连起来，才接近当年那一批遗物的全貌。而东西进了库房，并没有从此过上与世无争的安稳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接连到来，研究者的工作被现实不断打断。清点、编目、辨认文字，每一步都依赖具体的人，也依赖他能否继续拿到那些书。

文物还在，读它的人和持续做事的环境，却可能先出问题。聂历山就是一个让人难以绕开的名字。他长期研究西夏文字，试着读通那些陌生的书页。

面对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的文献，研究者要把一个字与另一个字对起来，把语言的规则一点点找出来。这类工作很难由别人随手接班。

1937年，他被捕并遭处决，原本可以继续推进的研究就这样被截断了。这件事让黑水城文物的遭遇多了一层沉重。

文物离开故土后，研究它的人又遭到政治迫害，受损的既是个人生命，也是已经积累起来的学问。后来的人重新整理遗稿、追索笔记、接续研究，还得再花时间。

纸张能在库房里存放多年，一个人来得及读出多少东西，却有自己的期限。后续工作还是有人接着做。

聂历山遗稿整理成的《西夏语文学》在1960年出版，研究所又在1963年推出馆藏西夏文献目录。中国学者也一直参与文字释读、文献整理和影印出版。

能把一页纸变成大家都能使用的学术成果，背后往往有拍摄、校勘和反复辨认；这些工夫，展柜旁边的一小块说明牌通常容纳不下。1993年至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四次组队到圣彼得堡，整理、拍摄黑水城文献，再把影印本结集出版。

一批文献当年被运走，后来要把它们变成可供中国学者使用的书，却得一趟趟跑过去。拍回照片，还要整理、编排，原件上的一行字，才会落到国内读者能够翻到的那一页上。

照片和影印本的用处非常实在：不用每读一个字都守在原件旁边，也能让不同学者对着同一页展开讨论。原先各自记在本子上的疑问，可以拿着同一幅图核对；有了不同学者的释读，后来的研究者也能继续往下做。

把这些文献拍下来、编成书，替后续研究省下的是一遍遍长途往返的成本。这种努力还在以新的方式接近普通观众。

2025年12月2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持续到2026年3月15日的“黑水城遗珍”专题展，就集中呈现了俄藏黑水城绘画的197幅高精度复制作品。人们在国内也能细看那些画面。

复制和数字技术让作品更容易被看见，也让当年那座古城留下的东西，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馆藏名称。再清晰的复制，仍会让人追问原件的去处。

黑水城留下的字书、经卷和绘画，本来就能彼此参照，讲述同一片土地上的生活。如今，要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理解，得跨过国境，跨过收藏机构，还要跨过漫长岁月中留下的缺口。

冬宫里的中国文物之所以让人难以释怀，就在于欣赏完一件珍品之后，那个去向往往还会留在心里：想读懂自己土地上的一页历史，还得先去别人的库房里寻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