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我们看到太多的日本元素了，日本品牌汽车、日本料理店、日式抹茶等等，日本在泰国的历史是我非常好奇的，经过收集和整理，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俄罗斯人在泰国的历史是一场“地缘政治引发的民间迁徙”，那么日本人在泰国的历史与现在，则是一部“深思熟虑、政商一体、全方位嵌入”的深度融合史。

在日本人的全球足迹中，泰国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曼谷不仅拥有除日本本土外全球规模最大、最成熟的日本人社区之一，而且日本在泰国的根基之深、绑定之紧，甚至直接塑造了泰国现代工业的骨骼。

这段历史与现状，可以清晰地拆解为四个维度：

一、 历史的起点：从朱印船贸易到大城府的“日本人町”（16-17世纪）

日泰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中国明代时期（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

日本与暹罗之间的交流，早在日本室町幕府时期便已开始。到了16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极大繁荣，双方之间的贸易也在不断扩大。

尤其是日本对于暹罗货物的需求，比如战争所急需的硝石“近则窃市于中国，远则兴贩于暹罗”；在一些热带奢侈品方面，日本甚至还成了东亚和东南亚货物的中转站，比如琉球向明朝进贡的货物“按琉球贡物……至于苏木、胡椒等物，皆经岁易自日本转贩于暹罗者”。可见早在朱印船出现之前，日本和暹罗之间的贸易，就已形成了较大规模。

• 朱印船贸易的繁荣： 当时，大批日本“朱印船”（得到幕府许可的海外贸易船）频繁往返于长崎与暹罗古都大城府（Ayutthaya）之间，运回暹罗的鹿皮、苏木（用于染料），运来日本的武士刀、手工艺品。

朱印船

朱印船是指17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颁发朱印状（带有朱红色印章的特殊许可状）的武装商船，主要从事中日、日东南亚贸易并兼具军事功能，活跃于1604年至1635年间。在原文语境中，朱印船是日本商人与武士阶层参与东南亚贸易的核心载体，通过与暹罗（泰国）等国的商业往来形成日本人町社区，并在战乱中被泰国招募为雇佣军。

核心定义： 朱印船本质是幕府授权的海上贸易工具，兼具武装商船特性，船体配备6-8门火炮，水手多来自多国，通过东南亚港口（如暹罗、澳门、印尼）进行跨国贸易，是日本中古时期海洋扩张的雏形。其历史背景源于明朝海禁导致中日贸易中断，日本转向东南亚寻找替代市场，同时为德川幕府提供财政税收和海外影响力。

一、从事贸易的商人，日本地狭人稠，资源稀少。急需要贸易支持，日本朱印船贸易兴起。朱印船专门和东南亚进行贸易往来。日本来往于海外的人数约有 10 万人，日本的大航海时代。

日本人购买生丝，棉织物，鲨鱼皮，象牙，胡椒等，出口银、铜等矿物和工艺品。

二、日本被迫害的天主教徒，日本战国时期天主教由西班牙人引入日本，天主教迅速在日本传播，引起了保守派丰臣秀吉的警惕，为了防止新的势力干政，丰臣秀吉开始迫害天主教徒。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对日本天主教徒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导致大部分教徒逃离日本。大城王朝，宗教政策宽容，虽然统治者跟国王信仰佛教，但对不同的宗教很宽容。

可以观看2024年史诗级美剧：《幕府将军》，剧情背景： 故事设定在 1600 年的日本战国时代末期，讲述了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日本本土的天主教领主、普通信徒以及信奉新教的英国领航员之间的复杂政治与信仰冲突。

三、日本浪人，日本战国时期，多方混战，导致大量武士流窜东南亚，后来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也导致一部分武士失去建功立业的机会，而流居海外。主要从事海盗活动，经常袭击印尼雅加达的荷兰商队。

• 统治暹罗的大城王朝，因其社会和国家政体，使得当地存在包括华人在内的众多异族社区。但是与在暹罗经济中有重要地位的华人群体不同，位于首都阿瑜陀耶的日本町，虽也进行商业活动，但他们更重要的活动，是为当时的大城王室提供雇佣兵。

• 山田长政与日本人町： 在大城府全盛时期，这里建立了一个居住着上千名日本人的“日本人町（Japanese Quarter）”。其中最传奇的人物叫山田长政（Yamada Nagamasa），他作为日本雇佣兵的首领，因骁勇善战深受暹罗国王器重，被赐予了极高的贵族爵位（Okya），甚至参与了暹罗的王位继承斗争。

今天泰国大城的阿瑜陀耶日本人町纪念碑

随着关原之战的爆发，大量失去主家沦为浪人的武士，受到宗教迫害的切利支丹（日本天主教徒），他们或为寻找生机，或是为了逃避清算，纷纷出逃海外。这些人有的成为倭寇，在东亚搅起海上倭患最后的余波，有的则前往东南亚成为了佣兵。所以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处的日本町数量激增，这些日本人所具有的军事经验，也很快在东南亚的战争中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不过吧，阿瑜陀耶日本町规模的扩大，这并不代表暹罗的大城王朝对日本人更为友善，而是一种暹罗版的“以夷制夷”。

16世纪初，大城王朝出于对葡萄牙带来的火器的重视，开始雇佣大量葡萄牙人作为佣兵。但是大城王朝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行为是在引狼入室，伴随着葡萄牙佣兵出现的葡萄牙社区，进行传教、强占土地、支持海盗等行为引起了大城王朝上层的反感。

缅甸壁画中的葡萄牙雇佣兵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为大城王朝打工的葡萄牙雇佣兵，他们在战场上的可靠程度也令暹罗的军官们极为不满。由于当时东南亚各方势力，都因看重葡萄牙人的火器而雇佣他们，这导致暹罗军队在与缅甸、高棉以及南方的苏丹国作战时，时常不可避免地，需要自己手下的葡萄牙雇佣兵，对敌方麾下的葡萄牙人进行火力压制。

但是，这种让他们同族相斗的命令，不仅收到葡萄牙佣兵的消极怠工，甚至他们多次拒绝在战斗中向敌方军队开火。

16世纪的葡萄牙人

在此基础上，日本雇佣军的组建，有意无意地有了牵制葡萄牙势力的意味。当然，虽说这些也能熟练使用火器的日本雇佣兵，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葡萄牙雇佣兵的军事生态位，但阿瑜陀耶日本町和临近的葡萄牙社区之间，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对立，尤其是阿瑜陀耶日本町中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切利支丹，使得日本町本身也很乐意吸收葡萄牙社区的文化。

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阿瑜陀耶日本町的规模迅速膨胀，在《暹罗风土军记》中记载当时的阿瑜陀耶日本町发展到多达8000人的规模，不过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以当时日本町的规模，当地常驻人口规模应该只有1000~1500人。

虽说和记载有所差别，不过这也是东南亚单个规模最大的日本町。以此为基础，大城王朝组织起了一支多达800人的日本雇佣军，考虑到阿瑜陀耶日本町的规模，说整个日本町几乎算得上是全民皆兵的状态。

暹罗的日本雇佣兵（中间光头成员）

以此为背景，阿瑜陀耶日本町和来自日本的雇佣军，在暹罗会有着复杂的影响便不奇怪了。日本雇佣军虽凭借自身丰富的战斗经验，在暹罗的战争中表现出色，但阿瑜陀耶日本町却也成为了一个隐藏在大城王朝中的隐形炸弹。

1590年，日本战国末期，武士山田长政出生，日后他将在泰国翻云覆雨，晚年埋葬异乡。1605年，15岁的山田长政以卫士身份随德川家的商贸船只到达明王朝，1612年，山田长政到达泰国阿瑜陀耶王朝首都阿瑜陀耶城，阿瑜陀耶王朝也被华人称为大城王朝。

山田长政到达泰国时，中南半岛正是战乱纷起的时期，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建立以来就与缅甸冲突不断，1569年，泰国首都大城府被缅军攻陷，泰国沦为缅甸的属国长达15年。

1621年左右，因杰出的才能，31岁的山田长政成为当地日本侨民的领袖。

身着葡萄牙风格服饰的雇佣军领袖山田长政

泰国跟缅甸战事不断，日本人因身经百战，武力充沛。泰国大成王朝收编这批日本浪人成为雇佣军。山田长政从澳门，马尼拉，雅加达购入大量西式枪炮。这支久经沙场的部队得到西式枪炮如虎添翼，拥有很强的战斗力。

日本绘制的山田长政所拥有的军船

如前文所说，在暹罗的日本人主要是作为佣兵，但阿瑜陀耶日本町本身，依然是日本商人在暹罗进行贸易重要的商馆社区。因而，这些为大城王朝作战的日本佣兵，在利益上也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商人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像最著名的日本佣兵首领山田长政，本身也有着商人的身份。

加之阿瑜陀耶日本町和日本的江户幕府一直保持联系，虽然江户幕府并不具备对日本町进行直接影响的能力，但对于日本町及佣兵首领山田长政地位的认可，使得日本町内部获得更强的凝聚力。

换言之，在这个阿瑜陀耶日本町中，日本人不仅有以山田长政为首的军事组织，还拥有日本商业活动为后台的经济支撑，以及日本江户幕府的背书。因而，与其说这里是日本雇佣兵的居住地，倒不如说是和葡萄牙社区一样，都是在暹罗内部的异族殖民地。

而更重要的是，阿瑜陀耶日本町本身，就像来到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对当地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粗暴的武力冲击一样，这些日本人也同样尝试用武力改变暹罗社会的结构。

长期以来，暹罗的内外贸易，多是由享受免除徭役等一系列特权的华人把持，处于劣势的日本人面对这一情况，选择通过控制高层政局，出台对日本商人有利的政策，以此来打击华人在暹罗的商业霸权。1610年，趁他们的老雇主厄伽陀沙律王逝世，新的颂昙王立足未稳之际，500名日本雇佣兵们发动武装政变，冲入王宫试图控制颂昙王。

颂昙王雕像

最后，这起性质恶劣的日本雇佣兵暴动，被颂昙王调集暹罗军队武力镇压。在暴动这期间，就和日本人在东亚和吕宋那样，日本人大肆劫掠，对首都阿瑜陀耶城造成极大破坏，地方的诸侯们也因日本人带来的骚动和不安开始蠢蠢欲动。

不过这起暴动后，比较奇怪的是，颂昙王并没有对在暹罗的日本人进行惩戒，反而继续扩大日本雇佣兵的队伍。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暹罗依然面临着缅甸和高棉的军事压力，迫使暹罗还要倚仗这些不老实的日本雇佣兵。况且颂昙王的卫队中，本身就充斥着数量众多的异族佣兵，盲目清除日本人势力，不仅可能打破卫队的势力平衡，还可能会导致因唇亡齿寒，引起其他异族佣兵的不安。

荷兰人绘制的日本雇佣兵形象

1621年缅甸入侵暹罗，山田长政率领日本雇佣军以少胜多击退一股缅军。

1628年，山田长政效忠的国王颂昙（Songtham）去世。山田长政开始支持新国王。前国王颂昙的表弟帕赛通废黜了两任国王，山田长政率日本人和叛军作战，失败后末代王子被抓处决。而山田长政公开谴责帕赛通。

帕赛通视山田长政为眼中钉，但田长政有700左右的日侨卫队，帕赛通在都城不好下手。

1629年，泰国前国王颂昙的表弟帕赛通通过政变上台，自立为王。

帕赛通把山田长政召进宫。泰国南部利戈尔是个半独立的国家，16世纪以来一直向大城王朝进贡。现在利戈尔停止进贡，帕赛通让山田长政讨伐叛军，封他做利戈尔国王（现在的泰国洛坤府）。

把颂昙的亲信山田长政和日本雇佣军调往泰国南部的洛坤府平叛，借刀杀人除掉山田长政。山田长政率3000名泰国士兵和300名日本士兵南下作战，因亲自上阵杀敌，山田长政膝盖受伤。帕赛通送来医治的膏药，不久山田长政不治身亡。

山田长政的死，在当时被大多认定为遭人下毒而死。加之在洛坤的日本雇佣兵们，依据日本传统拥立他年轻的儿子接任洛坤太守，但遭当地人的反抗驱逐，一系列事件让阿瑜陀耶日本町也开始躁动不安。

对多年前日本雇佣兵作乱阿瑜陀耶，至今心有余悸的暹罗上层，泰国王帕赛通决定先下手为强，派遣四千人将阿瑜陀耶日本町连同居民一起付之一炬。虽说在江户幕府因此和暹罗绝交后，还有四百多人因没来得及在“锁国令”前返回日本，只能再次来到阿瑜陀耶日本町居住，但失去和日本本土的联系后，这些日本人很快被当地人同化，不再有什么大的历史意义。

消息传回日本，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震怒不已，停止与暹罗的贸易往来。

1632年之后，帕赛通垂涎贸易带来巨额的财富，希望和日本重启商贸活动。邀请逃亡在外的日本侨民返回大城府。数年之后，约有300余人返回大城。但这些日本人却没能形成规模。

锁国带来的断裂：

日本江户幕府为了严禁天主教传播和巩固统治，于1630年代连续颁布五次“锁国令”，严禁日本人出国，也禁止海外日本人回国。

• 这一政策直接切断了暹罗日本人町的人口补充。
• 官方的“朱印船”贸易被完全废除。

大城的日本人町逐渐走向没落，日泰关系的第一个黄金期随之谢幕。日本锁国令之后，流居海外的日本人也难以回国，开始和泰国本地人融合在一起。

冷淡与沉寂期：清朝的媒介（17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

从17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泰日两国的直接官方外交完全中断，两国的交往退化为通过中国商船进行的间接接触。

• 长崎的“唐船”贸易： 尽管日本锁国，但长崎仍允许清朝商船和荷兰商船进港。不少从暹罗出发的华侨商船，会带着暹罗的土特产（如砂糖、鹿皮、红木）前往长崎进行贸易。日本幕府将这些从东南亚来的中国商船称为“信牌船”或“奥船”，虽然赚着暹罗货物的钱，但幕府和暹罗王室之间已经没有了直接的国书往来。
• 泰国的政权更迭： 1767年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攻灭，随后经历了吞武里王朝（郑信大帝），并最终在1782年建立了现今的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在这两个多世纪的变迁中，暹罗的统治者已经几乎不再和日本这个“封闭的岛国”打交道，其外交重心放在了西面的缅甸、北面的中国清朝以及逐渐东来的西方殖民者身上。

直到1887年（明治二十年），已经开启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帝国与暹罗王国正式签署《日暹修好通商宣言》，两国的官方关系才在中断两个半世纪后重新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