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游客彻底崩溃了：在大陆自驾，开24小时居然还没出省界？

事情要从那张罚单说起。

不是我收到的罚单。

是林美娟。

她站在租来的白色丰田旁边，手里捏着那张纸，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扇了一耳光。我们刚从服务区出来，她去买咖啡，我坐在副驾刷手机。她拉开车门的时候，咖啡洒了一半在座位上。

“超速。”她把罚单拍在仪表台上，“一百二十公里每小时，限速一百二，我开一百二十五，就超了五公里。”

我说正常，大陆这边抓得严。

“严？”她声音拔高了，“五公里诶！五公里！在我们那边，超十公里警察都懒得理你。”

我没接话。她盯着那张罚单又看了十几秒，然后发动车子，油门踩得比刚才温柔多了。

林美娟是我大学同学，台北人，毕业后回台湾工作，我们大概有六七年没见了。这次她来大陆旅游，说想体验一下自驾，从上海开到成都。我说你疯了，两千多公里。她说有什么关系，台湾环岛也就七八个小时，她经常开。

我当时笑了笑，没说什么。

现在想想，那个笑大概就是我们整个旅程的伏笔。

出发那天是周三，早上七点。上海浦东的租车点，林美娟拿到钥匙的时候还挺兴奋，围着车转了两圈，说大陆的车牌颜色好丑，绿色的。我说那是新能源车牌，她说哦。

行李塞进后备箱，她坐上驾驶位，调座椅，调后视镜，调方向盘，折腾了五分钟。我问她准备好了没，她说准备好了，然后深吸一口气，像要上战场一样。

“出发！”

从浦东出来上高速，第一个小时一切正常。林美娟开着车，哼着歌，偶尔感叹一下大陆的高速公路真宽，车道真多。她说台湾的高速最多就三车道，这边动不动就四车道五车道，开起来好爽。

我说这才刚开始。

她没听懂我的意思。

大概开到十点钟，她开始有点坐不住了。看了一眼导航，又看了一眼，然后把手机拿起来凑近了看。

“这个导航是不是坏了？”

我说怎么了。

“它显示到成都还有一千九百多公里。”她把手机递给我，“我们开了快三个小时了诶。”

我看了一眼，说没错，是还有一千九百多。

她沉默了大概五秒钟。

“三个小时才开了两百公里？”

我说上海出城那段堵，正常。

“可是我们已经开了三个小时了。”她又重复了一遍，像是这个数字对她来说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三个小时，在台湾我已经从台北开到垦丁了。”

我说那不一样。

她没再说什么，但整个人的状态明显变了。之前那种兴奋劲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是在消化某个不太能接受的事实。

中午在服务区吃饭，她端着餐盘坐在我对面，吃了一口红烧牛肉面，说味道还不错。然后突然抬头问我：“你们这边的省到底有多大？”

我说看哪个省。

“就我们现在这个。”

“江苏？”我想了想，“从东到西大概四五百公里吧。”

她筷子停住了。

“四五百公里？”她重复了一遍，“一个省？”

我说对，江苏还算小的。

她低下头继续吃面，但我注意到她咀嚼的速度变慢了，像是在边吃边算什么东西。

重新上路之后，她让我开。她说她需要“调整一下心态”。我接过方向盘，她坐在副驾上，拿着手机不知道在查什么。

过了大概十分钟，她突然开口了。

“台湾从北到南，最远也就四百公里左右。”

我说嗯。

“你们这边一个省就比我们整个岛还大。”

我说嗯。

“而且你们有二十多个省。”

我说嗯。

她把手机放下，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行道树，用一种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我靠。”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过了南京。林美娟看了一眼导航，说还有一千六百公里。她的语气已经变得很平静了，那种平静不是接受了现实，更像是大脑为了保护自己，暂时关闭了某些功能。

“要不要换我开？”她问。

我说行。

她重新坐上驾驶位，这次没有调座椅，没有哼歌，默默地系好安全带，默默地挂挡，默默地踩油门。车子平稳地驶入主路，速度控制在限速以内，一丝不苟。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景色。江苏这一段高速两边是大片的农田，偶尔有村庄闪过，灰瓦白墙，整齐得像复制粘贴。天空灰蒙蒙的，分不清是雾还是霾。

“你们这边的天空，”林美娟突然说，“好像一直是这样灰灰的？”

我说华东这边冬天是这样。

“台湾的天很蓝，”她说，“尤其是东部，那种蓝你看了会想哭。”

我说我去过花莲，确实漂亮。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她问。

“想什么？”

“我在想，如果我们现在在台湾，从台北出发往南开，三个小时到台中，五个小时到高雄，七个小时到垦丁。到了垦丁之后，你可以看海，可以吃海鲜，可以逛夜市。但是在这里，”她指了指导航，“七个小时，我们连一个省都没出去。”

我说你还在纠结这个。

“我没有纠结，”她说，“我只是在适应。”

但她的表情明显不是在适应。她的表情像是在做一道数学题，题目本身不难，但答案让人难以接受。

傍晚六点，天色暗下来。我们到了一个叫六安的服务区，在安徽境内。林美娟下车的时候伸了个懒腰，说腰酸。她去洗手间，我在车旁边抽烟。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两瓶水，递给我一瓶。然后她靠在车门上，看着服务区里来来往往的车。

“我发现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这边的服务区，比我们那边的休息站大好多。”她环顾四周，“而且什么都有，餐厅、超市、甚至还有卖衣服的。”

我说大陆的高速服务区确实比较完善。

“不是比较完善，”她纠正我，“是太完善了。你知道台湾的休息站什么样吗？就一个小小的便利店，一个厕所，有时候连热食都没有。”

她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我今天中午在那个服务区，看到有卖嘉兴粽子的，有卖鸭脖的，有卖咖啡的，甚至还有按摩椅。按摩椅诶！”

我说你用了？

“用了，”她说，“扫二维码，十五块钱十五分钟，还挺舒服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这是出发以来她第一次真正地笑。

“其实挺厉害的，”她说，“你们这边虽然大得离谱，但配套做得确实好。”

我说各有各的好。

“但有一个问题，”她竖起一根手指，“你们这边的服务区，厕所都没有卫生纸。”

我说这个确实，自己带。

“我已经发现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还好我有准备。”

重新上路，这次换我开。夜间的沪蓉高速车流依然密集，大货车特别多，一辆接一辆，像一条缓慢移动的钢铁河流。林美娟坐在副驾上，一开始还在看手机，后来就睡着了。

她睡了大概两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我们刚过武汉。

她揉着眼睛看了一眼导航，然后愣住了。

“还在湖北？”

我说对，沪蓉高速横穿湖北，大概有六七百公里在湖北境内。

“六七百公里，”她重复了一遍，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我们开了多久了？”

我说从出发到现在，大概十三个小时。

“十三个小时。”她把这三个字咀嚼了一遍，然后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她伸手摸了摸车窗玻璃，像是在确认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

“你知道吗，”她说，“我本来以为你在开玩笑。”

“什么开玩笑？”

“出发前你说两千多公里，我以为你在夸张。”她把座椅调直了一些，“我心想，怎么可能嘛，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之间，怎么会要开那么久。台北到高雄才三百多公里，台北到最南端的垦丁也就四百多。两千多公里，那得开到海里去了。”

我说你现在信了？

“我现在信了，”她点点头，“但我同时也在想另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们这边的人，是不是对‘远’这个概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

“比如呢？”她问。

“比如我老家在东北，从上海飞过去大概三个小时。我大学同学觉得三个小时飞机很正常，但有一次我跟一个台湾朋友说这事，他瞪大了眼睛问我，三个小时？那都能飞到日本了。”

林美娟笑了，笑得很用力。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她拍了一下大腿，“对我们来说，三个小时飞机是很远的距离了。但你们这边，三个小时飞机可能还在国内。”

我说确实还在国内。

“天哪。”她把头靠在头枕上，看着车顶，“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一件事。”

“什么事？”

“为什么大陆的电视剧里，男女主角异地恋那么痛苦。我以前看的时候还想，不就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吗，坐个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啊。现在我知道了，你们的‘不在同一个城市’，可能隔着一千多公里。”

我说你终于开窍了。

“不是开窍，”她说，“是被现实教育了。”

晚上十一点，我们到了宜昌附近的一个服务区，决定休息一下。林美娟去买了两个烤红薯，我们坐在车里吃。外面气温很低，车窗上起了一层雾气。

“我有个问题，”她一边剥红薯皮一边说，“你们这边的人，对这种长途自驾是什么感觉？会觉得累吗？会觉得远吗？还是说已经习惯了？”

我说也累，也远，但确实比你们更习惯一些。

“习惯，”她重复了一下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很关键。你们习惯了大的空间尺度，习惯了长的距离，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要花更多时间。但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小的、近的、快的。”

她咬了一口红薯，嚼了几下咽下去。

“但说实话，我现在有点理解这种‘大’了。它不光是地理上的大，它会影响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规划，比如耐心，比如对时间的感知。”

我说你才来一天就有这么多感悟？

“不是感悟，”她摇摇头，“是被迫思考。当你开了十三个小时还没出湖北省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开始思考一些哲学问题。”

我笑了。

她也笑了，但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某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还有多久到成都？”她问。

我看了一眼导航：“大概还有十二个小时。”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来。

“继续开吧。”

凌晨两点，我们在一个服务区停车睡觉。车上带了毯子和颈枕，座椅放倒勉强能躺。林美娟说她睡不着，我说那也得闭眼休息。

她闭了大概十分钟，又睁开了。

“外面有星星吗？”

我透过车窗看了一眼，天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

“没有。”

“台湾东部晚上能看到很多星星，”她说，“尤其是花莲那边，银河都能看到。”

我说这边光污染严重。

“不是光污染的问题，”她说，“是天空本身就不一样。”

我没接话。她又闭上了眼睛，这次呼吸渐渐均匀了。

我看着她睡着的样子，想起大学时候的她。那时候她刚从台湾来上海读书，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第一次看到下雪，她在宿舍楼下站了半个小时，伸手接雪花，接住了就尖叫。第一次吃麻辣烫，被辣得眼泪直流，但第二天又去吃。第一次坐高铁，她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说这个车好稳，速度好快。

那时候她经常说一句话：“大陆好大哦。”

但那句话更多是一种感叹，一种抽象的认知。就像一个小孩第一次看到海，会说“海好大哦”，但他并不真正理解那个“大”意味着什么。

现在她理解了。

用十三个小时，还没出一个省的方式理解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重新出发。林美娟先开，她看起来精神状态还行，大概是睡了一觉之后恢复了一些。

“我今天的目标，”她说，“是看到‘四川省界’这四个字。”

我说那你得开到下午。

“我知道，”她说，“但我需要一个目标。一个具体的目标。不然我会崩溃的。”

她说“崩溃”这个词的时候是笑着的，但我听得出那个笑底下藏着某种真实的情绪。

上午的行程很顺利。过了宜昌之后，高速开始进入山区，隧道一个接一个。林美娟一开始还数隧道，数到第二十几个的时候放弃了。

“这些隧道，”她说，“每一个都比台湾最长的隧道长。”

我说台湾最长的隧道多长？

“雪山隧道，十二点九公里。”她说，“在台湾那是超级工程，通车的时候全岛轰动。但你们这边，十二公里的隧道好像就是……很普通的东西？”

我说也不算普通，但确实不少。

她又沉默了。

中午我们在恩施附近的服务区吃饭。这回她点了一份酸辣粉，吃了一口就被辣得直吸气，但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吃。

“我发现你们这边的人，对辣的承受力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她一边吸鼻子一边说，“这个酸辣粉，我说要微辣，结果辣成这个样子。你们管这个叫微辣？”

我说这个确实是微辣。

“那你们的中辣和大辣是什么概念？”她瞪大眼睛，“直接喝辣椒油吗？”

我说差不多。

她摇摇头，继续吃，眼泪都辣出来了还在吃。

“其实挺好吃的，”她说，“就是舌头已经没有知觉了。”

吃完饭继续上路。下午两点十七分，我正开着车，林美娟突然坐直了身体，指着前方。

“界牌！界牌！”

我抬头看，前方几百米处，一块绿色的路牌上面写着“重庆界”。

“不是四川，”我说，“是重庆。”

“重庆也是直辖市啊，也是新的行政区划了，”她掏出手机开始拍照，“终于出湖北省了！你知道我们在湖北开了多久吗？”

我说大概十八个小时。

“十八个小时！”她几乎是喊出来的，“十八个小时！一个省！十八个小时！”

她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我感觉自己完成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她说。

我说还有大概四百公里到成都。

“四百公里，”她现在的语气已经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了，“四百公里，小意思。我都开了十八个小时的湖北了，四百公里算什么。”

她这种心态的转变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昨天她还觉得三个小时没出上海很崩溃，现在四百公里在她嘴里变成了“小意思”。

人的适应能力确实很强。

进入重庆之后，地形明显变了。山更多了，隧道更多了，桥更多了。高速在山间穿行，一会儿在谷底，一会儿在半山腰，一会儿又在山顶。林美娟趴在车窗上往外看，嘴里不时发出惊叹。

“这边的山好高，”她说，“台湾的山也高，但台湾的山是从海里直接升起来的，这边的山是连绵不断的，像波浪一样。”

我说重庆这边属于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的交界地带。

“大巴山，”她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好朴实。”

我说大巴在四川话里是“非常”的意思，大巴山就是非常大的山。

“真的假的？”

我说开玩笑的。

她打了我一下。

傍晚六点，我们终于看到了“四川省界”的路牌。林美娟让我停车，她下车站在界牌下面，让我给她拍照。

“一定要拍清楚‘四川’那两个字，”她说，“这是证据。”

我问什么证据。

“证明我从上海开车到了四川的证据。”她站在界牌下，竖了个大拇指，笑得像个刚完成期末考试的学生。

拍完照，她回到车上，把照片发到了她的LINE群里。不到三十秒，回复就炸了。

“他们都说什么？”我问。

“大部分人说我是疯子，”她翻着手机，“有人说从台北开到垦丁来回三趟都没这么远。有人说我是不是被绑架了。还有一个人问，大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是不是地图比例尺不一样。”

我说你们那边的人对大陆的认知确实比较模糊。

“不是模糊，”她把手机放下，“是完全没概念。就像你让一个大陆人去理解新加坡有多小一样，你也很难真正理解，对吧？”

我说对，我去新加坡的时候，从机场到市中心只用了二十分钟，我当时确实很震惊。

“就是这个道理，”她说，“认知是需要亲身经历的。看地图没用，看数字也没用。地图上的十厘米，你根本感受不到它意味着什么。”

她发动车子，继续往前开。

“我现在知道了，”她说，“十厘米的十厘米，是十八个小时。”

晚上八点，我们终于到了成都。从出发到现在，大概三十六个小时，中间睡了四个小时，实际驾驶时间三十二个小时左右。

进入成都市区的时候，林美娟的状态很奇怪。她既不兴奋，也不疲惫，更像是一种……恍惚。

“我们到了？”她问。

我说到了，前面就是成都市区了。

“成都，”她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我小时候在课本上读到过，天府之国，熊猫基地，火锅。那时候觉得成都就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一个存在于书本和电视里的地方。现在我真的站在这里了，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是从上海开车过来的，”她转头看着我，表情很复杂，“这让我觉得有点不真实。就好像你一直以为某个地方在天边，结果你开着开着就到了。这种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

我说我理解。

“不，你不理解，”她摇摇头，“你从小生活在这边，你习惯了这种尺度。但对我来说，这就像……就像你一直以为月亮是挂在天上的一个发光的小圆片，结果有一天你坐了个飞船飞上去，发现月亮是一颗巨大的岩石星球。那种认知被彻底颠覆的感觉。”

她说着说着，眼眶有点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低着头。

“林美娟？”我有点担心。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眼泪真的流下来了。

“我没事，”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突然觉得，我以前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太少了。”

我说这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

“不是认知局限的问题，”她说，“是……是尺度感的问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岛上，东南西北最远都不超过四百公里。我们习惯了那种尺度，习惯了那种‘随时可以回家’的安全感。但在这里，在这里我才意识到，世界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的。可以大到让你开三十多个小时还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大到让你觉得‘省’这个单位本身就承载着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体量。”

她深吸一口气，擦了擦眼泪。

“我觉得我崩溃的不是身体，是我的世界观。”

我们在成都待了三天。第一天林美娟睡到中午才醒，醒来之后第一句话是：“我的腰还在吗？”

我说在，就是可能需要按摩一下。

她翻了个身，趴在床上，像一条搁浅的鱼。

“我梦到我在开车，”她说，“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两边什么都没有，就一直开一直开，导航永远显示‘距离目的地还有一千八百公里’。”

我说那是噩梦。

“是噩梦，”她确认道，“我醒来的时候心跳超快。”

下午我们去吃了火锅。林美娟看着翻滚的红油锅底，表情既恐惧又期待。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川火锅？”她问。

我说对。

她夹了一片毛肚，按照我说的“七上八下”涮了八下，放进嘴里。然后她的表情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惊讶，然后是痛苦，最后是愉悦。

“好好吃，”她一边吸气一边说，“但是好辣，但是好好吃，但是好辣。”

这个“但是”循环持续了整个用餐过程。

第二天我们去了熊猫基地。林美娟看到熊猫的时候，发出了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尖细的声音。

“它动了！它动了！”她抓着我的胳膊使劲摇，“你看它翻了个身！天哪它好圆！”

我说你冷静一点。

“我没办法冷静，”她举着手机疯狂拍照，“这可是熊猫诶！活的熊猫诶！不是在电视上，是在我面前诶！”

她在熊猫基地待了整整四个小时，把每一个有熊猫的围栏都看了至少两遍。最后是被我拖走的，因为她扬言要“看到闭园”。

“你知道吗，”走出大门的时候她说，“台湾没有熊猫。之前有传言说要送熊猫过来，后来政治原因没送成。所以我们那边的人想看熊猫，只能去大陆或者日本。”

我说那你这回算是圆梦了。

“不只是圆梦，”她回头看了一眼熊猫基地的大门，“是……怎么说呢，是觉得‘啊，原来这就是大陆’。不只是大，不只是远，还有这些东西，这些我们在岛上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第三天，我们去了宽窄巷子、锦里、武侯祠。林美娟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但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观察。

“我发现成都的节奏好像比上海慢，”她说，“上海每个人都走得很快，成都这边的人好像更悠闲一些。”

我说成都确实以慢生活著称。

“但这就很奇怪，”她皱起眉头，“你们明明有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人口，按理说应该竞争很激烈才对。但成都这边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太在乎那些。”

我说每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

“台湾也是这样，”她说，“台北节奏快，台南节奏慢。但台湾很小，你从台北到台南也就三四个小时。所以那种差异是微缩版的。你们这边是放大版的，从上海到成都，不只是距离上的远，还有文化上的远。”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酒店附近的河边喝茶。成都的夜晚很安静，河水反射着两岸的灯光，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逸感。

“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林美娟突然说。

“什么事？”

“出发那天，你跟我说两千多公里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不信的。”她端着茶杯，看着河面，“我嘴上说‘哦，好远’，但我心里想的是‘大概就比台北到垦丁远一点吧’。因为我真的无法想象两千多公里是什么概念。”

我说你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她点点头，“而且是用身体知道的。我的腰知道，我的肩膀知道，我的右脚踩油门踩到酸痛的肌肉知道。”

她喝了一口茶。

“但你知道吗，最让我崩溃的不是距离本身。”

“那是什么？”

“是界牌。”

“界牌？”

“对，”她放下茶杯，“我们在湖北开了十八个小时，看到‘重庆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花了十八个小时，才刚刚离开一个省。而这样的省，你们有二十多个。”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情绪。

“那个瞬间，我真的崩溃了。不是生气，不是疲惫，是一种……认知崩塌。就像你一直以为世界是某个样子的，然后有人把幕布掀开，给你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你站在那个尺度面前，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特别无知。”

我说这种感受其实挺珍贵的。

“珍贵？”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被颠覆认知。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尺度里，从来不知道世界还有另一种维度。”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虽然过程很痛苦，但这种痛苦本身是有价值的。它让我重新理解了很多东西。”

“比如呢？”

“比如为什么大陆的很多事情跟我们那边不一样。为什么你们的政策要考虑那么多因素，为什么你们的基建规模那么大，为什么你们对‘统一’这件事的态度那么坚定。”她顿了顿，“因为你们面对的是一个跟台湾完全不同量级的存在。管理一个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岛，和管理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说你能想到这一层，说明这趟没白来。

“确实没白来，”她笑了，“虽然我的腰可能需要一个月的康复期。”

回程我们坐的飞机。从成都飞上海，三个小时。

林美娟坐在靠窗的位置，全程看着窗外。飞机飞过云层的时候，她突然碰了碰我的胳膊。

“你看下面。”

我往下看，透过云层的缝隙，能看到连绵的山脉。

“那是我们开过的路吗？”她问。

我说大概是，沪蓉高速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她盯着下面看了很久。

“从上面看，好像也没那么远，”她说，“但我知道，那些山，那些隧道，那些服务区，都在下面。我们一辆一辆地超过大货车，一米一米地碾过那些路。”

她转过头，看着我。

“谢谢你陪我开这一趟。”

我说不用谢，我也很久没开这么远了。

“那你觉得远吗？”她问。

我想了想，说也远，但可能跟你感受到的那种远不一样。

“对，”她说，“这就是区别。你觉得远，但你觉得它正常。我觉得远，我觉得它颠覆了我的世界。”

飞机继续往前飞。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回去之后，我要跟我妈说，我在大陆开了一趟车，开了三十多个小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闭着眼睛说，“她一定不会相信。”

我说你给她看照片。

“照片没用，”她摇摇头，“照片拍不出那种感觉。拍不出你在一个省里开了十八个小时还没出去的那种……那种绝望。”

她说“绝望”的时候笑了，但那笑容里有一种经历过什么之后才有的释然。

“不过我现在觉得，”她睁开眼睛，“这种绝望挺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它让我知道，世界比我想象的大得多。而我在那个更大的世界里，其实也挺好的。”

飞机降落上海浦东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取了行李，走出机场。林美娟站在到达口外面，回头看了一眼机场大楼。

“从这边到成都，开车三十多个小时，”她说，“飞回来三个小时。”

我说科技改变生活。

“不是科技的问题，”她摇摇头，“是尺度的问题。你们习惯了这种尺度，所以你们发展出了对应这种尺度的技术、基建、生活方式。我们没有那种尺度，所以我们也没有那种需求。”

她拖起行李箱，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来。

“下次我想去新疆。”

我说你确定？新疆比四川还远。

“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查过了，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开车大概二十个小时。”

她顿了顿，笑了。

“而且还在同一个自治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