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教授提议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称 90% 的人用不到英语，还将此事上升到崇洋媚外的高度。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发文批评，称其偏激狭隘。这一争议背后，藏着晚清以来中国对英语的复杂认知。

晚清的英语荒，吃遍了哑巴亏

明末英国人首次来华时，中国找不到会说英语的人，只能靠葡萄牙人当翻译。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同样面临语言不通的难题，只能靠传教士翻译国书。

鸦片战争爆发后，广东十三行的买办只会简单商业口语，读写英文的能力几乎为零。1842 年英军小船到浙江余姚，当地知县连对方信件内容都搞不清，只能托关系找写信人打听，结果只是一句 “不带你去宁波”。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恭亲王奕䜣找遍京城，才找到能辨认巴夏礼信件英文签名的商人。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不懂外语就要处处吃亏。

晚清因不懂外语，连国书都看不懂，吃尽了哑巴亏

1861 年，恭亲王奕䜣等人上奏咸丰帝，提出 “欲悉各国情形，必先通其言语文字”，这是清政府首次正视外语的重要性。1862 年，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

创办初期，同文馆招不到生源，保守派骂其 “拜异类为师”，社会上嘲讽学习外语是 “堕落”。官方只能给八旗子弟提供每月 3 银元的津贴，学成后授官，才勉强凑齐一个班。同文馆毕业生齐如山、张德彝，即便身居高位，也始终摆脱不了 “杂流” 的自卑。

从留美幼童到教会学校，英语人才遍地开花

除了京师同文馆，1872 年清政府派出留美幼童，平均年龄仅 12 岁的孩子们在美国寄宿家庭快速掌握英语，詹天佑、唐绍仪都出自这批学生。严复留学英国后翻译《天演论》，唤醒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

洋务运动期间，曾国藩为子女请洋家教，长子曾纪泽成为英法德三国公使，三子曾纪鸿用西方算法将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 100 多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864 年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后来发展为齐鲁大学。1881 年上海圣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教学的学校。到 19 世纪末，全国教会学校达 2000 余所，学生超 4 万人，顾维钧、严惠庆等风云人物都出自教会学校。

取消英语主科，普通家庭才是真吃亏

1902 年，清政府颁布首个现代学制，将英语纳入新式教育学科。1904 年癸卯学制正式规定，中小学开设外语课，洋文课时占总课时的 20% 左右，英语从此成为全民基础教育。到 1911 年，全国受过系统英语教育的人数突破 10 万，成为近代化建设的核心骨干。

民国成立后，英语课时占比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密切后更是成为主流外语。如今英语已是全球通用的沟通工具，不懂英语就无法接触前沿学术成果，也难以理解国际规则。

提议取消英语主科的声音，看似为学生减负，实则暗藏陷阱。精英家庭可以请外教、上私立学校，让孩子照样掌握英语；普通家庭只能依靠公立教育，一旦英语不再是主科，孩子就失去了平等获取全球视野的机会。

晚清的教训告诉我们，英语从来不是崇洋媚外的符号，而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从闭关锁国到主动学习，中国的崛起离不开英语带来的全球视野。与其纠结取消主科，不如思考如何让普通家庭的孩子也能平等获得优质的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