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曾称：我想不明白除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并不怕日本再军事化

为何在东亚各国之中，唯有中国对日本再军事化保持高度警惕？这位美国专家的困惑背后，又折射出日本自近代以来怎样一段复杂而扭曲的历史轨迹？

《现代日本的缔造》一书网罗了大量新近研究成果，主要参考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但英美世界的研究本身又深受同时代日本学者研究的影响。当下日本学界关于德川以来近世史比较站得住脚的主流观点，都能在詹森书中找到痕迹，或直接或间接地被转化呈现出来。

缺点是面面俱到，中心不够明确，但作为一本导读或通识读物已属难得。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的开篇便颇具匠心——第一章从关原之战写起。

何以选择关原之战作为叙述当代日本或近代日本的起点？学界对日本史的分期本就有不同意见，近世的起点或定在织丰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或定在关原之战。

之所以将关原视作重要节点，是因为在此前后，无论政治、社会形态还是军事，日本都开始走向重新统一。从通识写作的角度看，关原之战确实是一道分水岭。

此战之后，德川幕府的势力被正式确立下来，德川家与丰臣家的主从关系发生了事实上的逆转。虽然也有人将德川幕府正式成立视为近代的开端，但詹森选择再往前迈一步，以关原之战作为分水岭。

事实上，无论日本研究者还是普罗大众，都存在一种"关原一战决定了此后三百年日本国运"的历史观。东日本与西日本在此地决定了此后两三个世纪的走向——这种史观在日本民众心中相当普遍。

司马辽太郎写历史小说时，也常以这样的方式描述关原时代。此外，关原之后德川政权的长期稳固，在事后又被赋予了另一层意涵：明治维新过程中，很多人将其视为当年西军对关原屈辱的清算，通过倒幕报当年之仇的心态，在不少通俗历史读物中都有呈现。

将日本近世或近代的起源定在关原之战，或定在丰臣政权的确立，都有其道理。至于明治维新算不算对关原之战的一次清算，也值得玩味——关原并非战争的结束，仅仅是休战两百六十年后又重新打起来。

关原之后，德川家康成为全日本武士团的最高首领，与所有武士团重新缔结主从关系：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从者；我保护你的利益、领地，承认你在领地内的统治权、继承权、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作为回报，你须为我服务。所谓服务，就是到江户来叙职。

可德川政权成立之后并无战争，实际不再需要为将军打仗，大名前往江户主要就是接受监视，充当人质。规定每两年在江户住一年、回本藩住一年，在江户的一年内在将军眼皮底下活动，无从谋反；即便回本藩，嫡长子与妻子仍留在江户不能离开。

要在属地谋反，就得考虑妻儿是否要了。这套制度当中送人质的思路，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开端——前田利家去世后，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与前田家算是有一种约定，不再动前田家、保证既有领地，但要送人质到江户去。

参勤交代还有另一重重要作用：在经济上削弱大名。大名要讲排场，队伍浩浩荡荡、走得越慢越显身份，一切所需物品全部随行。

据说有夸张的传闻，前田家进江户参勤，连水都要挑着走，米、肉、菜、大酱、衣物、各种行头全部扛在路上。詹森书里也讲到，土佐藩一年的稻米收成，大约三分之一要花在参勤交代上。

大名到了江户，也不能住旅馆，须自建宅邸与庭院。如今东京大学的校园即是当年加贺藩的庭园。

豪华大名讲究面子，无法在战场上证明自己，就在衣食住行上争高下。这样一来花费巨大，成为削弱大名的重要手段。

所以到了幕末，被削弱的大名普遍缺钱，欠了一屁股债。武士更缺钱，很多人觉得前途无望，索性造反——明治维新的一大契机，与此息息相关。

无论是锁国令还是参勤交代，抑或对地方诸侯大名的各种控制和遏制，客观而言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造就了所谓的德川太平时代。直到十九世纪，德川幕府两百多年基本处于非常平稳的状态，与此前应仁之乱以来百余年的战乱形成鲜明对比。

这可以说是日本近代以前一个比较独特的时段。众所周知，此后迎来了十九世纪黑船来航——美国人叩开了国门，倒幕运动风起云涌，最终成立了明治政府。

这一段历史在詹森书中同样占据了很大篇幅。从一开始，幕府其实就明白开国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它是在锁国体制下维系和平，一旦开国即意味着自我否定，其体制或将难以为继。

因此起初是周旋，想方设法拖延，态度大致如此。到后来实在无法周旋之时才走向开国。

而此时对现体制不满、憋了两百六十多年的一批人便找到了机会，指责幕府开国有损国威——征夷大将军不去征夷，外国人船坚炮利便投降，还算什么武家栋梁？下层武士中有人是真心如此看待。

更耐人寻味的是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这类人，包括后来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他们在幕末阶段或许也真心相信武士不能开国的说辞，但这批人极其聪明，一见打不过、看清西方并不可信，便迅速转变态度。

因此彼时他们打着尊王攘夷、幕府卖国的旗号搞倒幕运动。而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大久保、西乡、木户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抓捕高喊攘夷者，颁布法令禁止攘夷，继续与外国签约、开放更多港口，比幕府还要激进。

所以如今学界基本认定，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武士阶层的内战，是武士集团为争夺主导权而起，各方的思路其实差不多，尤其是最聪明的那一部分——领导层。

至于下面那些不太明白事理的、见到外国人就喊"斩了他"的青年武士，性质与后来昭和时期皇道派军人类似，另当别论。真正对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必须开国，但如何开国、由谁主导开国、开国之后怎么运用——其中掺杂了大量权力斗争的要素。

关于日本走向对外扩张与军国主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如今学界不太会讲存在某种必然的历史铁律；历史是各种因缘巧合、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对外扩张确实有其必然性因素。

军事上，山县有朋著名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即为典型。主权线是日本的国境，利益线在其看来当时位于朝鲜。

日本作为岛国、纵深有限，据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开车一天一夜即可穿越，若敌军入侵极难在本土进行防御。

要保卫国家安全就必须把国防线撑大——先撑到朝鲜半岛，吞并朝鲜之后再撑到中国东北即其所谓"满洲"，此后又发动全面侵华、占领华北，还要一路向太平洋撑，以岛链作为国防圈。从地缘上讲，日本一旦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出于自身不安全感，就要不断向外扩张。

另一层因素是资源匮乏。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三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明治维新成功时人口三千多万，到一九〇〇年前后已达五六千万。

养活如此众多人口的压力，使得对外移民、吞并朝鲜、侵占中国台湾——须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此举实为对中国领土的侵占——以及向美国移民成为出路。

后来美国觉得日本移民太多，专门出台了排日移民法案，也对不少日本人形成冲击，令其怀疑西方宣扬的平等自由博爱不过是骗人的说辞。此

外还有一个吊诡之处：日本本身缺乏战争资源，要建立强大军队就必须对外扩张以掠夺资源。逻辑就此颠倒——日本必须发动战争才能获得充足的战争资源以进行备战。

对外扩张往往成为其发展军队、强兵的必然选择。此外，明治宪法所设定的"统帅权独立"是一个极为奇葩的规定——文官政府无法直接干预军队，这在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想象。

军队名义上直属天皇，可天皇又并非军事专家、无法一人操持军务，实际上军队自己管自己。发展到三十年代军国主义形成之后，很多时候便把军事目的置于政治目的之上。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打一场战争解决掉，军事本是为政治服务的。可当军事目的凌驾于政治目的之上，就变成了政治为军事服务，这便是军部主义国家的特征。

至于偶然因素，则包括后进的日本大国崛起的国际角力过程。起初日本或许尚能满足于既有的国际秩序安排，可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家实力日益增强之后，开始建立本国自信，觉得应获得更多；

再叠加国内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施政过程中金解禁、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问题的交织，很多人期待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改变国内政治、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日本对外扩张、发动对外战争是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的过程。

回望詹森这一代美国日本研究者留下的思考，也许能够回应本文开头那位美国专家的困惑——他曾坦言，不明白为何除中国之外，亚洲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担忧日本再军事化。答案其实就藏在这段绵长的近代史中。

从关原之战奠定的封建格局，到德川锁国下的太平幻象；

从明治维新以后"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扭曲逻辑的形成，到国体论、亚细亚主义包装下的对外扩张与战争暴行——正是中国承受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最沉重、最惨烈的伤害，从甲午到抗战，从旅顺到南京，从"三光政策"到细菌战。

也正因为这段血写的记忆，中国人对日本重新武装、修改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种种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那位美国专家所感到"不明白"的地方，恰恰是中国人最难以忘却之处。

至于亚洲其他国家为何反应相对平淡，原因复杂——有的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相关，有的因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权衡使然，还有的则受历史教育与话语体系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惕本身是多余的。

詹森这本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提醒读者，历史并非线性走向，日本从锁国到扩张、从战争到战后民主化，每一步转折都曾包含大量的偶然与必然。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虽已运行七十余年，但战前那些通向军国主义的思想土壤是否已被彻底清除，答案并不乐观。

对中国而言，读懂日本的近代，不仅是理解一段东亚历史，更是把握当下与未来的必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