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度和人性——传统的中国反腐为何走不出死循环?

10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前三个季度的成绩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80万件,处分68万人,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05人。看到这组数字,不少人会想起明朝那些塞满稻草的人皮。

我们觉得,古代反腐的难处不在刀不够快,在于权力、制度和人性缠在了一起,剪不断。朱元璋下手有多重,史书写得清楚。明初规定,官员贪赃超过六十两,就枭首示众,再剥皮实草。

据明人笔记记载,府州县衙门旁设有皮场庙,公座边挂着草袋,新官一抬头就能看见。以威慑论,这几乎是顶格操作。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又把刑罚推高一层。户部官员侵吞税粮,案子一路牵连下去。

《明史·刑法志》记载,因此丧命的官吏有数万人。官场杀得人手紧缺,衙门里却没能清净下来。朱元璋自己也犯愁。他在亲自编写的《大诰》里感叹,官员早上刚治了罪,晚上又有人犯事。

一位握有生杀大权的开国皇帝,把严刑用到了头,得来的却是一声叹息。读到这里,我们很难不去想,问题到底出在哪。权力这一头,毛病最深。

帝制时代,土地、赋税、功名、差役全由朝廷说了算,民间财富缺少法律保护。想改变命运,最稳妥的办法是挤进官场。官位成了分配资源的关口,坐在上面的人收“过路费”,几乎成了顺手的事。

一个知县要管审案、征粮、派差、报灾,样样需要他点头。底下的书吏差役收入极少,只能靠各种规费过日子。打官司有纸笔钱,交粮有火耗钱。每道手续收一点,加起来就压在了百姓头上。

古人并非没想过给权力设限。唐代诏令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门下省还能封驳,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专门分析过这套安排。可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撤了中书省,废掉丞相,决策大权收归皇帝一人。

外部力量越少,规矩越容易走样。皇权之上没有更高的法,官僚体系之外也没有独立的裁判。所有监督、纠错,都得在同一个屋顶下完成。权力要自己约束自己,这是传统反腐最深的难处。

监督这一头也有毛病。汉武帝元封五年设十三部刺史,唐代有御史台,明代有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监察网络在同时代的世界上算得上细密。问题在于,这些监察官由皇帝任命,由朝廷发俸,升迁也离不开同一张官场关系网。

查谁、查多深,难免要看风向。北魏太武帝在位时,朝廷允许百姓检举地方官员,本意是让权力受点约束。结果一批地方上的凶悍之徒盯上了这条渠道,专门搜集官员的过失,拿来要挟捞钱。

监督的渠道,反倒成了新生意。大贪官的下场也说明问题。和珅在乾隆朝权势很大,弹劾他的人扳不倒他。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去世,半个月后,和珅被赐自尽,家产抄没。

他倒台靠的是皇位交接,监察制度在其中的作用相当有限。这样的倒台,容易让人误以为反腐成功了,可是靠权力更替来清算贪官,换一批人坐上位置,旧规矩照样运转。

惩治只落在人身上,土壤没有动,下一茬也就接着长出来。俸禄是第三个死结。北魏前期官员没有固定俸禄,太和八年才开始班禄。此前官员靠赏赐和搜刮过日子,手里握着收税断案的权力,却拿不到工资。

这等于给贪腐留了一扇门。明代的七品知县名义年俸九十石,大头折成宝钞等物发放,宝钞不断贬值,到手的越来越少。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时,给母亲做寿买了两斤肉,总督胡宗宪听说后,竟当新鲜事讲给别人听。清官清苦到这个地步,旁人难免把他当异类。清初的七品知县,一年正俸四十五两银子。

养家、请师爷、应付上司的节礼,样样要花钱,这点钱远远不够。官员只能靠陋规补窟窿。清廉本该是一种操守,在这套安排下,却要拿全家的生计去换。

雍正初年推行火耗归公,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发养廉银。知县一年能拿到几百两到上千两,督抚能拿到上万两,吏治一度明显好转。这个办法也证明,加薪确实管用。好景不长。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朝廷财政吃紧,摊捐、扣发养廉银成了常事,官员实际到手的不断缩水,新的陋规又冒了出来。权力插手资源分配的方式没变,加薪只能暂时止血。

三个死结叠在一起,就成了历代王朝反复走过的曲线。开国之初,刑罚重、衙门少、人心思定,官员不敢伸手。

几代之后,机构层层加码,监督逐渐松弛,俸禄依旧微薄,“不敢贪”慢慢滑向“不贪不行”。到了这一步,守规矩的人反而待不下去。

隆庆三年,海瑞出任应天巡抚,整治豪强兼并土地,没多久就遭弹劾去职。个人操守再硬,也补不上体系的窟窿。明面上的规矩被潜规则取代,清官只能孤军奋战。这里面还有人性的一份。

多数人在利益面前会算账:伸手风险小、收益大,周围的人都在做,自己不做反而吃亏。制度给了这样一本账,人性就按账本行事。单靠劝人向善解决不了问题,得先把账本改过来。

把目光转回今天,路径已经完全不同。2018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监察范围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合署办公。

监督权有了法律依据和专门体系,不必再挂靠在某个衙门名下。今年的数据也能说明变化。前三季度处分68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3680人;第一种形态的批评教育和处理占了50.2%,超过一半。

管理的重心放在早发现、早纠正,不等小毛病养成大问题。古代王朝多半只盯着收钱的官,送钱的人常常置身事外。

今年前三季度,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2.9万人,移送检察机关3020人。两头同时查,利益输送的链条才容易被切断。

基层同样是重点。前三季度,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9万人。这类“蝇贪蚁腐”涉及的往往是群众身边的事,哪一环出了问题,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

10月26日至29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官员选用管理这个源头把住了,才有机会少出问题。

我们判断,往后基层监督和制度约束还会继续加码。古代反腐的教训很朴素:酷刑吓得住一时,吓不住长久。

权力不受约束,监督找不到独立支点,正当收入撑不起体面生活,这三样缺了任何一样,贪腐都会换个模样回来。今天的路子,正是在这几处逐一补课。

皮场庙早已没了踪影,那些草袋也没挡住后来的贪官。反腐没有一劳永逸的终点,靠的是规则一点点收紧,监督一层层打通。我们读这段历史,是想弄明白,这条路为什么必须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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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6

标签:历史   中国   权力   人性   传统   制度   官员   知县   衙门   朝廷   俸禄   嘉庆   陋规   规矩   草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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