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先生近日刊出《观察清廷与明郑集团斗争的两种视角》一文，以阶级分析为经、以“统一大势”为纬，将清廷与明郑集团的较量径直归入“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进而推衍出一套关于明清易代、清代性质乃至“统一功绩”的叙述。

这一判断，看似高举唯物史观，实则既轻忽了明清之际民族矛盾的实质性，也窄化了明末社会斗争的结构，更在若干具体历史指认上有可议之处。

本文以为，清廷之为“异族武力征服集团”与明郑之为“汉族抗清之残垒”，其间的斗争性质，断不可化约为单纯的地主阶级内斗。

而清代二百余年统治所嵌含的满汉权力差序、旗民分治与晚清之卖国话语，亦非“封建性质未变”一句所能打发。

以下分疏之。

一、明末三大斗争与清—明郑矛盾的性质

明末之世，中国社会确乎多重矛盾缠绞，然其大端约有三者：

其一，以皇权为一方、以工商业—土地兼并与东林—士绅势力为另一方之统治阶级内部张力，此即所谓“皇权与工商—地主士大夫”之纠葛，仍属地主阶级政治分配之争。

其二，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锋芒的农民阶级与明廷（及其所代表之封建国家机器、地主利益）间之生死斗争，此为阶级矛盾之爆裂形态。

其三，起于建州卫、以努尔哈赤为帅的女真—满洲军事集团，与大明王朝之间之冲突。

后者之缘起，无论溯及“七大恨”或聚焦努尔哈赤父祖被明军误杀之事，其触发虽可归为边疆军政处置失当，然其结构性根由，正在明边臣视女真为“羁縻之夷”、后金汗廷自认受“汉官欺压”之族群—政治秩序扞格。

故后金—清与大明之对抗，自其初起即为民族—政权间的征服与反征服之战，非阶级内斗，亦非单纯“地主集团互搏”。

逮甲申之后，清廷以八旗武力入关，借吴三桂辈为导，行“为明复仇”之修辞而实据燕京、削发令下，则原先之“明—后金”民族战争，转进为以满洲亲贵为核、联合部分汉人军阀—缙绅之征服政权，对江南士民、对西南残明、对海上明郑实施全面镇服。

在此格局下，明郑集团固然以闽海武装—地主—商贸复合体为基盘，其领袖亦属儒家士大夫—勋戚后裔，然其举“反清复明”之帜、拒剃发、守汉家衣冠礼制，客观上已成汉族抵抗异族征服之最后壁垒之一。

是故清廷与明郑之对抗，表层固可见“争夺统治权之武装集团角逐”，深层则不能不置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满制与华夏秩序”之民族—政治冲突架构中方能得其正解。

郭文径直抹去此一层，尽归为“地主阶级内部利益集团斗争”，是将民族征服战争强行压入单维阶级范式，既违史实，亦轻叛千万抗清死难者之记忆。

二、“封建性质未变”与满城、晚清卖国话语

郭文称清入主后“整个社会封建性质没有根本改变”，此在唯物史观关于前近世社会形态之大判断上，固可申论。

然若以此为据，遂略去清统治特有之族群权力装置，则失之粗疏。

清代遍设满城、八旗驻防、旗饷制、旗地圈拨、满汉不通婚之禁与刑律差等，乃至翰林院、六部“复职”、绿营抑于八旗之下，皆非泛泛“封建地主统治”所能尽括，而是叠加于阶级压迫之上的制度化民族等级—军事殖民式统制。

至晚清时满族勋贵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宣示，尤可见其统治核心始终以满贵集团权益为第一本位，宁屈于列強而必防汉人。

此即章太炎、孙中山辈所指“客帝”、“异族窃位”论之现实注脚。

郭文对此一整套满汉权力构造与末造倾洋压内之辞，概乎未及，仅执“封建性未变”为足够判语，未免视而不见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广域君临、且以制度性族分维持超长祚命之征服王朝的特殊性。

三、士人认同与屠刀之下：“姚启圣、黄宗羲”例之外的沉默

郭文举姚启圣、黄宗羲为例，证汉族士人阶层对清之政治认同，以见“大势所趋”。

然史亦昭昭：嘉定三屠、江阴八十日、昆山、湘潭、四川保宁之屠戮，及“留头不留发”令下之遍地尸骸，岂不足以说明“认同”之另一面乃斫刀所驱？

更有以文字、结社、不薙发而族灭者，如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吕留良剖棺锉骨，乃至晚村子孙斩绞、孙女入织房，此种以族诛钳思想、以剃发令绝衣冠，安能以数士人“出仕新朝”便笼统归作向心认同？

黄宗羲晚年虽称“天下之大，非一姓之私”，其《明夷待访访》固存遗民之痛；《行朝录》记鲁监国、舟山、四明寨事，何尝一日忘“虏”？

谓梨洲后来不预抗清军事即等于“政治认同清廷”，恐亦稍快论。

至于洪承畴之早附、吴三桂之献关，恰是汉人军阀—边将阶级投机之极致标本，非可混同于士民之“文化归附”叙事。

郭文以一二出仕者概“汉族士人认同”，却未问那不仕者之血、未仕而隐者之泪、未仕而被磔者之骨，此非持平之史识。

四、“若无吴三桂、无满清入关，汉人不能统一？”——对“统一大势”论的诘问

郭文谓统一为历史大势，关乎生民苦难与国家安全，暗引清之功在止乱合一。

然设问：若崇祯未自经、若陕甘流民军未因京师骤破而骤失中枢整合、若南都弘光非昏佞误国、若四镇不互噬、若隆武绍武不争立、若郑氏不局促海隅而能与西南牵制为犄角。

纵使此皆“若”，然汉族主体社会经历农民战争扫荡兼并与吏治重构、经历南渡政权可能的自我整顿（哪怕概率低微），难道必不能走出一条无八旗圈地、无剃发屠城、无满城驻防、无“宁赠友邦”之统一路径？

“统一”不等于“以异族征服军事机器+旗人特权等级+晚期卖国权贵集团”为代价之统一。

民众苦难之消弭，固为千古良政所求。

然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通海案、奏销案、科场案、伪符案层累叠加以换取一“版图归于一”之名，而讳言其下伏有满汉阶级—民族双重压迫之实，则所谓“大势”不免沦为以结果逆推正当性之目的论。

明人未尝不能统一，正如汉末未必定归司马、唐末未必定归沙陀。

历史之机，常坏于内溃，而利狡虏之乘。

郭文将“统一之功”径属清廷，而略去汉人内部崩溃与汉奸输运之决定性中介，亦稍忽“鹬蚌—渔父”之结构。

五、清廷“顺应统一”之功，还是洪承畴、吴三桂、晋商、浙商与附清汉地主之功？

郭文以清廷“顺应统一主流”予其历史位阶。

然清之能定鼎十八省，首赖八旗铁骑之武力征服，次赖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辈降臣为之谋主，再次赖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辽东风涛旧将献关裂土，复赖江南大族、徽商晋商浙商之纳饷输粮、助饷平南以求保产全身。

洪承畴经略五省、划迁界禁海以困郑氏，吴三桂绞永历于缅甸、屠川黔以树功，晋商领内务府皇商、参票号以润军资，皆是以汉人财富、汉人头颅、汉人官僚技术拱异族征服者上座。

谓“统一之功当归附清汉地主集团之所为”，洵为锐见。

然若进而将清廷自身之征服意志、八旗分封之本位、柳条边与满城之种族隔离设计，皆包入“顺应统一大势”之和光叙述，则不啻为征服王朝披上一层“客观进步性”之无差别纱幕。

统一，可以是人民之福祉；但以征服—圈占—剃发—旗饷—族诛为统一之前提成本，则此“统一”之性质，仍需严辨。

余论

要之，清廷与明郑集团之斗争，不止是“地主阶级内部利益集团”之争，亦非可纯以“民族斗争遮蔽阶级矛盾”便可二元裁断。

明末之世，阶级、民族、皇权—士大夫、农耕—游牧—渔猎—海上武装诸矛盾交压互渗，其经纬远较单线阶级还原论为繁。

明郑集团身上固兼有海上豪右—故明忠勤—汉族抵抗三重面相，清廷则自始即兼具满洲军事贵族征服集团、联合汉人降绅降将之复合君主制、以及晚期渐蜕为“列强代理人+旗人特权庇护所”之半殖民半封建枢纽。

郭松民先生援引范文澜先生史著以伸阶级主旨，其心可感。

然范公论清，亦不一概抹去民族压迫之实存，更未尝以“地主内斗”概尽郑—清之抗衡。

史事幽夐，裁断须周。

清廷不止是与明郑集团斗争——它与中原衣冠斗争、与农民军余部斗争、与江南书院里不字的孤灯斗争、与晚清四万万求变之民斗争。

而明郑之舟师，不过是这漫天沉夜中，不肯剃发的一截桅影罢了。

参考资料：

郭松民《观察清廷与明郑集团斗争的两种视角》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

顾诚《南明史》

司徒琳《南明史》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有关清初满城、圈地、剃发易服及晚清“宁赠友邦”话语，参清宫档案与《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及相关近现代史论述。